【作者简介】洪煜，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 苏州评弹进入上海以后，在近代繁荣发达的商业文化环境中促进了文艺小报的诞生和发展，小报文人利用报刊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的品评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她们进行了一次文化重塑。小报文人对评弹书目进行了多元创作和艺术加工，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发展繁荣。小报与评弹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互为利用，共同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繁荣。
    【关 键 词】苏州评弹/上海小报/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1-0011-09
    苏州评弹是我国南方主要是以吴语说唱的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它的主要特色是说、噱、弹、唱、演。它是由传统的说唱艺术发展而来，源于唐宋时期的民间说唱艺术，在近代上海这一经济文化中心地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市民大众文化娱乐的一种民间艺术。
    近代上海小报是指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繁荣发展的一种篇幅小（一般为四开、八开），内容多为消闲娱乐之类的文艺游戏小品文，主要迎合市民的文化趣味，篇幅短小、风趣，记载名人的趣闻逸事，滑稽幽默，以消遣为主的通俗大众化报纸。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造就了近代报刊的民间化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小报多是一些君子所不为的小道或琐细之物，历史学家也多报不屑一顾态度。因为历史的缘由，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小报之间有着不可分解的纠缠。如何将这些不为一般学者所“器重”的不急之物和苏州评弹这一被排斥于“大雅之堂”之外的民间艺术结合起来，与更宽广的江南社会历史的变迁联系起来，寻求其更大的文化史和生活史的意义，则是本文所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
    在以往的研究中，小报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①。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小报，它们与苏州评弹在晚清以来的联合多少可以反映出两种文化空间之间的交叉和重叠。苏州评弹艺人通过书场这一空间，影响着苏州乃至江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②小报与评弹都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对象，都是江南地区通俗文化和民众娱乐的重要来源，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梳理和追溯，可以再现江南城市文化、市民日常生活的实态，回归历史现场。
    近代报刊产生以来，尤其是近代上海繁荣发达的报刊业，成为评弹传播的一种新的媒介，报刊成为人们了解评弹艺人、追捧评弹艺人，乃至丑化评弹艺人的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小报更是热衷于名人轶事，揭人隐私、哗众取宠，各类明星人物都成为其追踪的对象，加上小报文人的嬉笑怒骂、诙谐冷幽默的文笔，使得各路进入上海的明星不得不对之敬畏三分。这样，包括评弹艺人在内的各路演艺明星不得不与各类小报纠缠在一起。
    近代上海都市近代化、商业化过程中，评弹艺术加速了商业化的进程。尤其是女弹词在日益商业化的大都市，生活成本日高，各路消闲娱乐的竞争日烈。近代报刊等传媒的出现和繁荣发展，为传统评弹艺术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工具。评弹艺术与近代报纸尤其是小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评弹女艺人与上海小报的诞生
    
    上海休闲文艺小报的出现与近代上海娱乐业的繁荣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军在江南地区与清军的作战，大批江南富豪、地主、商人等纷纷避难租界，这些庞大消费人群的存在，促进了租界消闲娱乐业的发展。租界内的茶馆、烟馆、妓院、说书等消闲娱乐业相继开设，娱乐业日趋繁荣。据统计，1869年，租界内的妓馆就有数千家，③烟馆有1700余家，④其他茶楼、酒楼、戏园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有报刊描绘了当时上海娱乐业之盛况：“上海之洋泾浜甚胜地也，中外杂处，商贾辐辏，俗尚繁华，习成淫佚，故妓馆之多甲于天下。辅之以戏场，衬之以酒肆，又有茶居、烟室以点缀也。月地花天，灯山酒海。耳谋郑卫之声，目熟冶荡之态。”⑤传统和近代娱乐业的发展，促使了市民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大众化，市民日常文化消费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学者描述道：在上海，像茶楼闲饮、盆汤沐浴、书场听书、戏院观戏、乘车游观等，都已是花费无多的大众化休闲娱乐活动，那些受雇于人的店伙、账房、塾师，乃至于贩夫走卒等普通人，也可以在劳作之余，到这些场所去休闲一番，以解身心之乏。⑥上海娱乐业的发达，促进了娱乐消遣文化消费的萌生和发展。晚清时期诞生于租界内以消遣娱乐为主体形式的文艺小报与其发达的消闲娱乐业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这众多消闲娱乐业中，苏州评弹尤其是女弹词占有一席之地，女弹词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与近代上海休闲文艺小报的发展繁荣有着密切的互为依存关系。
    女弹词进入上海以后，以色艺倾动听众，成为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对象。上海在开辟商埠之前，城隍庙一带是城市民众唯一的游乐场所，所以苏州评弹艺人也在此安营扎寨，卖艺为生。随着上海租界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来仅仅活动在上海城内的女弹词，很快移居租界，并创办“书寓”，卖艺为生，产生了“书寓”式的弹词女艺人。“书寓”本为女弹词的居所，“创自朱素兰”，“同治初年，最为盛行”。⑦女弹词艺人在租界一带十分活跃，据《海上冶游备览》记载：“说书而易男为女，亦取其易招人听之故，女而肄业说书，亦取其引人入胜之意。业此者常熟人为多，所说之书为《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传》等类，亦不过十数部而已。目下愈来愈多，北市一带，各里聚集，竟有三十余户焉。”⑧说明了女弹词艺人规模逐渐扩大，弹词一业发达。
    这些女弹词艺人的艺术造诣很高，且多色艺俱佳。她们受聘于书场老板，登台献艺，以此为生。她们自高身价，所住场所称“书寓”，自称为“词史”或“先生”。但允许客人前往游玩，也可以应客人之邀到酒楼侑酒，实际上与妓女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女弹词早期时代，她们比较谨严，不与一般妓女同流合污。如袁翔甫在1872年《沪北竹枝词》中有：“一曲琵琶四座倾，佳人也自号‘先生’；就中谁是超群者，吴素卿同黄爱卿。”注云：“说书女流，声佳颇高。”⑨这些书寓女弹词谙习弹词之妙，有些能通文翰、具“诗名”，还有人自诩黛玉、香君⑩，颇能说明女弹词的高雅及文学素养。
    上海开埠以后，社会性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传统价值观念渐渐被近代功利价值观与享乐观念所取代，日渐呈现商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特性。尤其是租界商业繁荣和娱乐文化的发达，书寓女弹词逐渐发展成为高级妓女，也成为传统文人学士消费的对象。传统士大夫与书寓女弹词“才子佳人”式的交游，一可以了却传统文人的“青楼情结”。中国旧式文人雅士向有喜欢嫖妓的风气和传统。近代著名改良主义学者王韬既是我国近代史上开新风气者，又是个上海通，同时也是一个喜欢狎妓的学士，自称“身历花丛凡40年”。文士狎妓在当时很流行，为文人风习之一。王韬经常跟李芋仙等至交畅游于书寓、长三之间，每逢有朋自远方来至，必邀至妓院宴饮一番。(11)二也体现了十里洋场才子的生活方式。张静庐曾回忆说，在当时，文人“一定要‘风流’，才可以称为‘才子’，一定要进出娼门，才配称得起为‘洋场才子’”。(12)因此，“访女弹词”、“闲步寻书寓”(13)等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一种消闲的日常生活。这样文人与女弹词之间的赠诗赋词唱和之作屡见报端。著名文士王韬对于高级妓女也就是书寓女弹词的评价甚高，表达了传统士大夫对于高级妓女的一种才子佳人式的交游情结，女弹词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级妓女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产物。19世纪的上海，高级妓女享有一种为社会所公认的地位，上流人士的休闲空间往往是光顾这类高级妓院。这是一个唯一让商人和文人学士不仅感到安宁和舒适，同时也感到温馨的地方。一些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生日、金榜题名、商业交易等，都在这些地方举行庆祝活动。对中国城市的精英来说，光顾高级妓院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不仅可以定期去那里，而且还可以天天去那里。这类公共场合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14)
    随着近代上海洋场才子与苏州女弹词或曰高级妓女群体之间的诗酬唱和交往的加深，在近代上海报刊业发达繁荣的大背景下促成了消闲游戏类文艺报纸——小报的诞生。
    早在1872年《申报》创刊后，就公开征求过“骚人韵士”们的“短什长篇”和“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的文字，也就是士大夫与女性交游的诗赋唱和。后来，这样“描写艳情，流连风景”的唱和之作太多，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的创刊，它主要是刊登大量文人雅士的一些茶余酒后的消闲诗词文章，间有游记、翻译小说之类。1875年《瀛寰琐记》改名《四溟琐记》，后再改名《寰宇琐记》。其创办的宗旨是“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弄月吟风之趣，博搜广采，冀成钜观”（《瀛寰琐记·叙》）。(15)这些文艺期刊所刊载的文艺作品，多数是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反映的也多是活跃在上海这一日益都市化社会舞台上的买办官僚、洋场才子、封建绅商和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心态。
    十里洋场奢侈消费风气日炽，女弹词书寓为洋场才子冶游其中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传统文人笔墨和才情在相当程度上花费在妓场之中，尤其是高级妓女身上。传统的女弹词艺人在商业社会大潮中也逐渐蜕变。很多的女弹词艺人沦为妓女，“废书而用唱”，书寓性质发生变化。众多女弹词沦为为妓女，促使上海娼妓业的繁荣，也刺激了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吸引了众多传统士大夫来此寻芳觅艳。
    女弹词自身的转变以及与传统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促成了近代上海娱乐性传播媒介——小报的诞生。小报在《申报》文艺附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尤其是传统文人与妓女之间的赠诗唱和，需要一个释放他们情感的渠道，加以近代上海报刊业的发达，第一张娱乐消闲型的小报——《游戏报》诞生于风月场中，其所记多为妓女的日常起居及容貌才艺，从此，女弹词及妓女叙事成为小报不变的主题之一。
    二、小报与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
    
    晚清以来传统士大夫以及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借助小报这一舆论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进行文字游戏和捧角的活动，这种传统才子佳人式的游戏消遣活动，在小报上找到了表达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们对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
    近代上海小报是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小报上经常刊登政界艺界名人的逸闻趣事，语言滑稽突梯。为了哗众取宠，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反映出草根阶层的文化品位，而且小报价格低廉，能为一般民众所承受，所以为一般市民所欢迎。苏州评弹也是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听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不识字的也可以听得懂。听书更有现场感，更有感官刺激，说书女艺人的气质、容貌，以及女听客中的摩登女郎及时髦太太，都同小报的趣闻一样，成为他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小报对于女艺人色艺介绍，也成为一般听客按图索骥的指南。小报与评弹艺人纠缠一起。
    晚清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诞生以来，大多以书寓女弹词为报道对象，女艺人色相与技艺是听客们热衷的两大话题，也是小报首选内容。小报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关注女艺人桃色绯闻和私生活，制成花边新闻，任人娱乐。小报内容笔墨诙谐幽默，既满足了读者对于女艺人私生活的窥视欲望，又迎合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口味。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市民消费文化日益繁荣。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在商业化都市生存环境中，商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为了生存的需要，女弹词逐渐沦为妓女弹词。而近代上海小报大多诞生于妓女麇集之处。小报专记专记妓女起居、嫖客生活，戏馆京角等，(16)所以此一时期的这类文艺小报在当时也被称为“妓报”、“花报”或“花丛小报”等。为迎合市民的窥视消费心理，也为了满足士大夫“才子佳人式”的青楼情结，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与女弹词交往日欢，互赠诗词，同时对女弹词色艺进行揄扬或贬抑，有的则对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及绯闻事件进行捕风捉影的宣传，以扩大社会影响。这样，小报文人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的形象进行着有意无意的文化重塑。
    首先，小报通过自己独特的文风，“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方式取悦读者，小报文人对书寓女弹词容貌及演艺进行褒扬、品评，也是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更表达了晚清文人士大夫的“青楼情结”。这也是晚清以来近代上海小报一个共同的特征。如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对于女弹词的报道：“本报昨登张书玉校书家有客摆酒一节，今校书已移居东荟芳里，合为更正。俾问津渔父，不至误认。桃源按校书，本姑苏城外某村人，毋庸妓院挈之来沪，醴泉芝草本出小家，从弹词王松南习南词，工琵琶，一曲登场，歌喉宛转，颇能得抑扬之致。”(17)既关注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又对她们的才艺进行品评。这一时期对于女弹词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品评，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与高级妓女之间才子佳人式的交游。一般情况下，书寓中的女弹词色艺俱佳，而且声名清白，得到小报文人的赞许。《游戏报》对女弹词品行有很高的评价：“四马路一带书场林立，其生意最佳者，首推晶玉楼、天乐窝两家，缘时髦唱曲倌人独多也。王秀兰、小如意等声价既高，及至登场亦复不苟，言不苟笑，以尊身份，听客亦因爱重之。”而对那些以色相引诱听众、以博声誉的女弹词艺人则给予讽刺挖苦，“直与青莲阁野鸡最类”。(18)将她们之间进行了区分。
    晚清小报花榜选举初衷是士大夫及消闲人士的所谓雅举，目的是“俾访艳寻春诸侣得以按图索骥，□叩香巢”，“此虽游戏之闲情，实寓倡提之雅意”。(19)《游戏报》主人李伯元承继历代文人雅举，首开选举花榜状元的先河。那些榜上有名的名妓都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非一般烟花女子所能比。花榜选举的成功，不仅榜上有名的妓女身价大增，妓院生意随之红火，而且举办方报纸的发行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20)妓院和报馆，两相得宜。“双料状元”林绛雪校书，年华娇小，风度翩翩，先由《笑笑报》春间花榜拔列状头大魁，因得有花国小状元之誉。后来游戏主人续开花榜复以林绛雪为海上群芳之冠。“经此品评，身价当更增十倍。”(21)这类活动在小报界热闹了一阵，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纷纷效仿，都进行了“花榜状元”的选举活动。(22)而且一些小报在“花榜之外，兼开武榜、叶榜，尤为别开生面。同时诸小报闻风踵举，盛极一时”。(23)在小报正面宣传下，书寓中女弹词身价大增。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当红妓女张书玉，经小报品评及花榜状元的遴选之后，身价倍增。“冶游弟子无不趋之若狂，掷缠头计获无算，旋为某阔老梳拢，所费不赀，亦可见校书当时之身价矣。”(24)一些女弹词歌艺绝伦，香名大播，少年浮滑之子弟尤趋之若鹜。(25)
    其次，小报也成为人们对书寓女弹词攻击的媒介。经由小报的宣扬，书寓女弹词身价发生变化，早期的袁云仙、严丽贞等声名远播；各书场生意日隆，如四马路的一品楼书场，延请名校书开唱以来，书场“座为之满”。(26)报上有名女弹词更是穿插于各茶馆书场之间。19世纪末的上海，女弹词除了在茶馆书场演唱外，还出堂差。当红女弹词有时一个晚上外出次数达五六十次，她们一般在一个顾客身边陪伴的时间也很少超过五分钟。如果一位顾客所邀请的女弹词缺席或延迟，顾客就会在朋友面前丢尽脸面。为了报复对自己的轻视，顾客也可能在一份专门报道妓女的小报上刊登淫秽下流的文章对她们进行人身攻击。(27)破坏她们的声誉。有的甚至会去高级妓女的寓所抗议，引起麻烦或争吵。(2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步入消费文化发展时期，上海文艺小报也进入鼎盛时期。各类小报为了获取生存空间，除改造栏目内容外，对女弹词介绍更多是感性的色相消费，多从女弹词的容貌及插科打诨的表演着手。因此，小报至于女弹词的容貌多是“姿容腴秀，体态苗条”，称赞她的评弹艺术“口齿伶俐，而嗓音清丽，弥足悦耳，打诨处往往即景取喻”，使人“颇堪绝倒”。(29)如记载吴门女校书金丽云，论容貌是“杨柳春风楚楚腰，无言相对也魂消”，论弹唱是“唱来声调嘹亮，宛如出谷之新莺”。(30)
    小报在报道或品评女弹词过程中，也是对她们进行文化重塑的过程。在小报文人笔下，更多的是对艺人捧与不捧个人好恶情结的宣泄。追捧评弹艺人在当时形成一种盛况，捧角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他们或帮助女弹词出特刊、出版开篇集。朱雪琴在云间奏艺时，报人沈瘦翁等人“邀友捧场，报端揄扬，不遗余力”(31)；捧场者甚至组织了“琴社”，今朝到东，明天到西，朱氏所到场子里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32)而徐雪月则到处受人欢迎，“各埠名流文人投赠之诗词对联，不计其数”。(33)20世纪30年代，捧谢小天者在《社会日报》上为谢“印一特刊”，并加印“铜图七八幅，封面更加印三色板”。(34)《奋报》为谢鸿天出特刊，大肆揄扬。(35)捧汪梅韵者，为其出版《香雪留痕集》，许诺汪氏“撰稿许登力、锡两报”。(36)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艺术形象在报刊文人的造势下成为大众明星。
    其时，捧角在报刊同人之间也成为一时之风气，他们各自以其所把持的报刊媒介为自己心目中的名角肆意揄扬。若梅花馆主之于金少梅，澹庵之于黄玉麟，肖伧之于张文琴，高情之于素琴，小洛之于文娟，红箫之于姜云霞，婴宁之于喜彩莲，半翁之于朱宝霞，一方之于周梅艳，岚声之于谭金霖皆曾着一时之魔，极一时之盛。“报纸上，杂志上亦无日无捧扬醉谢之文字，……风气之盛，诚冠绝一时矣”。(37)其间，也有文人之间对同一评弹艺人评价不一而引起争端的。如《奋报》载文认为某评弹艺人书艺高超，令听客“击节叹赏，赞不绝口”。而某文士反驳他是强奸“听客之意”，以一己之言代表全场听客，失之笼统。(37)两人在小说日报上纷纷发文打起笔墨官司。十分热闹。此外，报刊上也常常发表对评弹艺人的书艺评价不高的言论。这其中不乏个人的好恶，也有对评弹艺人演技的客观评价。如评价赵稼秋的唱腔是“雌鸡喉咙”，他的琵琶调奏也有些“不入调”，竟“把琵琶硬弹出竹声”，这类书艺“确是不登大雅之堂”，(39)等等。
    捧角对于艺人而言，自然有诸多实惠。评弹艺人一经报刊媒体的宣扬，其身价也随之上扬。如同小报所言“一经揄扬，莫不声价十倍，到处走红”。(40)繁荣发达的小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评弹文化的发展。
    晚清以来上海小报的舆论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娱乐界对于小报的舆论宣传力量心存敬畏，各路演艺界人士十分重视小报的舆论导向。即便是大名角也是如此，声名日隆的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也事先拜访小报馆，请他们吃饭并关照主笔们笔下留情。小报舆论势力影响可见一斑。
    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尤其是上海报刊业的繁荣，促使评弹艺人与外界交流有了更多的渠道空间。小报主要是面向一般市民大众，小报文人对评弹艺人的追捧造势以及恶意诋毁，在市民大众中能够引起一定的反响，对评弹艺人的文化形象及其艺术生涯发展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因此，小报对弹词艺人的报道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形象的文化重塑。
    三、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
    
    晚清以来，随着近代上海文艺小报的诞生，小报文人与女弹词之间的文字来往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参与弹词的创作。其实，文人或传统士大夫与民间文化的创作有着渊源的关系。自唐宋以来民间瓦肆“说话”、“俗讲”等剧本和话本的编写，多出自一些文士们创立的书会的艺术加工。
    作为一种消费文化——评弹艺术，它是融娱乐、文学与商业等特征于一体。从一开始说唱艺人的演唱文本，到书坊主人对于弹词的修改和加工，以及文人自娱娱人的弹词创作，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发展进程中有着各自的特点。评弹艺人与文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小报文人对弹词的加工和创作，一定程度上推动和繁荣了弹词艺术。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对传统弹词的改造渊源有自，明清时期传统士大夫就有诸多如此举动，显示了传统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苏州环秀阁坊主竹窗主人对《风筝误》的修改：“《风筝误》坊刻甚夥，其摹绘情节，不惟句语不丽，亦抑粗俗荒谬。今春有故友来，示余一善本，……余爱之，遂录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润色，窃欲梓行，以公诸同好，……重镌新本，俾天下之弹唱者，亦将弃荒诞而宗雅丽者矣。”又如废闲主人对《十五贯》的修改：“《十五贯》一书，原系山阳实迹。每阅坊本舛谬固多，予戊寅春游于吴门，偶得真本并熊家族谱，细查原版古本，竟不符矣。己卯夏，重为删改，另换关目，再加修饰。”(41)
    晚清以来小报报人以市民身份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利用评弹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积极地对评弹书目进行改造，以表达他们的社会意识。这些报人有着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和价值观，尽管属于“稗官野史”一流，但同样自视负有教化芸芸众生的重任，他们更关注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发挥风俗教化的功能。因此，他们一方面迎合大众的消闲趣味，另一方面又进行“意存惩劝”，“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寄寓“规人之必要”的“感化之功”。在弹词创作过程中，报人从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如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对庚子之变中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观点以及对中国民众在这场社会变动中所受苦难的同情。(42)其他如《醒世缘弹词》等也是如此性质。
    2.兴趣所致。传统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是他们创作弹词的动力之一。废闲主人马永清在《落金扇》中：“予自束发以来，即好南词，凡见闻有心得者，无不笔之于书，……忆自少而及壮，随家君历游楚、蜀、豫、粤任所，未遂所怀。年来家运坎坷，近更无聊，斋门抱瑟，以致胸中抑郁，未得稍伸。”(43)
    晚清以来，小报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对评弹的欣赏和追求，也是他们创作弹词的动力所在。晚清以来近代上海报人几乎都是票友，与艺人交往甚密。书场剧院是他们打发夜生活的好去处。小报名人孙玉声，白天闲暇，往拜王韬、袁祖志等沪上著名文人，诗词唱和；晚上，与一班知己好友相约，“涉足于剧院歌场，极逸兴遄飞之趣”。(44)报人改编和创作弹词在近代上海所在皆是。如李涵秋所作《战地莺花录》曾刊载于《新闻报》快活林上，后为评弹艺人陆凤翔、陆小翔父子所演唱。陆澹庵改编《啼笑因缘》而名噪一时，后为朱耀祥、赵稼秋演唱，受人激赏。当时刊载报纸而出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几家弦户诵”。又有《金刚钻》主编之一张恂子以听书成癖，亦擅编弹词。曾经为赵鹤荪编《碎琴楼》弹词。而心史夫子，则擅编别出心裁之对白开篇，文人珠玉，女儿歌喉，一经试唱，座客莫不击节。(45)反映了小报文人创作弹词的风气盛行一时。
    3.弹词创作的发展也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听客欣赏内容的变化等因素促成的。评弹艺人进入都市上海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业经济的发展，娱乐业繁荣，其他曲艺的竞争，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化，一部分评弹艺人迎合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低级趣味的噱头以及穿插庸俗、淫秽的内容比比皆是。尤其是女弹词进入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后，受商业化的影响以及竞争的激烈，女弹词开始转变为“书寓”女弹词，且与妓女合流。为了生存发展竞争的需要，评弹艺人不得不满足听客欣赏品位的要求，不断改变书目内容及弹唱风格。
    随着时代变迁，上海听客对于评弹内容也有了新的要求，传统评弹书目在新形势下有的不合时宜，尤其是一些传统落伍的内容需要加以改变，弹词或开篇的改造也是新形势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传统色情内容以及淫秽的唱词都有改革的必要。如一些票友所言：我们爱好说书的人，不妨以业余的方式，对他们的书目内容加以探讨，辅助他们的进展，将流行的开篇，择其意识深长，配合时代的佳构，加以宣扬，这是我们需要的作品，以改善过去色情篇的观念。(46)正是如此。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江南弹词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借助于近代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弹词小说成为这一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弹词小说深受市民大众欢迎，它既是市井的产物，也是一部分失意旧式文人宣泄情感的出口。小报文人群体一方面出版游戏类小报自娱娱人，一方面也创作了大量的弹词小说迎合市民大众休闲文化的消费需要。《申报》“自由谈”创始不久就有了天虚我生长篇《自由花》弹词，其他报刊如《游戏杂志》、《小说新报》、《家庭杂志》等都有弹词小说的刊载。这些创作弹词小说的作者，大多是旧派小说名家，也是小报文人群体的主要代表。如程瞻庐、范烟桥等。其时弹词小说十分流行，改编小说为弹词成为一时风尚，以致范烟桥等对此竟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中国的群众心理，真难测验，在这个年头，还有弹词的立足之地，不是可以惊异的一回事么？！无线电里播送陈年宿古的弹词不算，新编成的有陆瞻庵的《啼笑因缘弹词》，程瞻庐的《欢喜冤家弹词》，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生意经。这是什么现象！我总以为还是有闲阶级在那里作祟，这和长篇小说的风行，是同一理由的。”(47)
    这些旧派小说家其中有很多是小报创办者，他们在所出版的报刊上辟有专栏，介绍评弹艺人的生平和演出风格，更对弹词女弹词色艺进行多方面的宣传，以吸引读者，这些说明了弹词小说以及民众对于评弹的欢迎程度。
    4.小报文人弹词创作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近代上海商业化程度日高，尤其是稿费制度的确立，上海报刊业的发展为各地知识分子提供生存空间，为了生存需要，小报文人一方面借助报刊媒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改编或撰写小说或弹词赚取稿酬，还可以通过评弹艺人说唱为自己的作品宣传。这样，小报文人所编写的弹词小说屡屡见诸报端。
    小报馆为了发行的需要，也随报附送他们所创作的弹词小说。如《笑林报》附送有《繁华梦初集》、《九仙枕新词初集》等。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也大多以刊登弹词小说相号召。
    小报文人给评弹艺人撰写开篇或新编书目，他们的小说亦成为评弹艺人说书的材料。不肖生著作的《江湖奇侠传》，成了说书先生的材料，张恨水著作的《啼笑因缘》，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说唱的人多，更吸引住不少的听客，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其时，在上海的弹词很受欢迎，尤其是新创弹词，那些老书目如《珍珠塔》、《三笑》、《落金扇》、《白蛇传》、《玉蜻蜓》、《双珠凤》之类已不合时代要求，听众都听腻了。于是陆澹安最先为朱耀祥、赵稼秋改编《啼笑因缘》，大受欢迎，与朱、赵齐名的沈俭安、薛筱卿不甘示弱，也请戚饭牛编《啼笑因缘》，一时形成了弹词《啼笑因缘》的双包案。其他如天虚我生写过弹词《自由花》、《泪珠缘》、《黄金祟》等，也编辑过《游戏杂志》、《礼拜六》、《鼓吹文明报》等，著名的小报《晶报》台柱张丹斧曾给潘心伊写评弹开篇。(48)
    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一方面固然是兴趣使然，一方面亦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著名小报文人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轰动，使《世界晚报》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读物。张恨水自己回忆说自己从事创作既有“为发表欲而动笔”的因素，更有“为的是图利”而写作，坦言“没有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49)
    评弹艺人也请文人为其编写新书。抗战期间，话剧《秋海棠》风行以后，弹词界也想把它改编为弹词。当红女弹词演唱家范雪君，那时她在谢葆生办的仙乐书场，也想说《秋海棠》，于是托陈存仁转请陆澹安为她编写《秋海棠》弹词，并约请陆吃饭见面，商量此事。陆一口答应说：“你要全部弹词，须等许多时日，不如我写一段你说一段，稿费不收，不过，有一个条件，你白天在仙乐唱，晚上要到我兄弟办的一个大华书场来弹唱一场。”(50)他们之间的交易是近代上海社会商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报文人与评弹艺人之间满足彼此的需求。这在近代上海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社会日益形成，现代社会使人们不仅有追求私利的自由，更有追求私利的可能。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说：“19世纪上海社会的消费主体是买办商人、本地的地产出售人、携资来沪的寓公、纨绔子弟、妓女。到20世纪30年代后，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壮大，构成城市大众群体，商场游乐场、戏院影院乃至各类艺术形式都为之一变。”(51)小报文人和评弹艺人作为市民阶层的一份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成，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52)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两者纠缠一起，互为利用，共同促进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我们对于近代上海小报这一文献资料话语的分析，以重构20世纪苏州评弹艺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史。在小报这一文本中，有评弹艺人的历史记录，有他们的身影闪现，有评弹艺术的评说及民众对于评弹艺术的痴迷，评弹艺术和近代小报一样营造了市民大众文化空间。
    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小报之间是传统与现代的组合，传统的评弹艺术在近代报刊的传播之下开始向近代转型，小报这一近代媒体宣传和光大江南传统艺术，共同为近代江南城市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的杂糅，提供了一个别具风景的视野。
    注释：
    ①参见拙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研究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②参见吴琛瑜博士论文《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未刊稿）。其他关于评弹研究的如周巍：《明末清初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女弹词”研究》（《史林》2006年第1期）、《晚清以来“女弹同”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申浩：《社会史视野下的评弹文化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③《上海新报》1869年10月23日。
    ④《申报》1872年5月25日。
    ⑤《上海新报》1869年11月13日。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⑥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第265页。
    ⑦王韬：《淞滨琐话》卷12《沪上词场竹枝词》。
    ⑧惜花主人：《海上冶游备览·女说书》。
    ⑨转自陈汝衡：《说书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⑩（清）黄协埙：《淞南梦影录》卷1。
    (11)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33页。
    (12)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3)《蝶恋花·申江感事词》，《申报》1872年5月24日。
    (14)［法］安克强：《上海妓女》，袁燮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6)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60页。
    (17)《更正棹头》，《游戏报》1897年9月22日
    (18)《贱货》，《游戏报》1897年9月23日。
    (19)《本报特开辛丑春江花榜小引》，《寓言报》1901年3月11日。
    (2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21)《双料状元》，《趣报》1898年8月24日。
    (22)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10页。
    (23)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229页。
    (24)《张书玉履历》，《游戏报》1897年11月11日。
    (25)《竞夸众艳》，《游戏报》1899年4月14日。
    (26)《书场集艳》，《游戏报》1899年9月2日。
    (27)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72-74页。
    (28)《笑林报》1902年7月6日。
    (29)翠羽：《女说书家鲍闻天小传》，《福尔摩斯报》1926年7月24日。
    (30)《吴门花事话沧桑（续）》（三），《苏州明报》1946年12月25日。
    (31)横云：《弦边新语》，《铁报》1947年12月28日。
    (32)黄芽：《朱雪琴誉满书坛》，《苏州书坛》1949年1月1日。
    (33)横云阁主：《书场忆旧录》，《百美图》第1卷第3期，1939年2月1日。
    (34)春官：《词坛皇后》，《铁报》1937年4月2日。
    (35)《谢鸿天特刊》，《奋报》1939年6月21日。
    (36)汪梅韵：《香雪留痕集》，上海1941年印行。
    (37)九公：《捧女弹词》，《奋报》1939年8月26日。
    (38)游书生：《闲话女说书》，《奋报》1939年12月27日。
    (39)奋若：《书坛挥扇录》，《奋报》1939年4月11日。
    (40)健帆：《捧场文招怪》，《奋报》1939年11月20日。
    (41)转自盛志梅：《清代评弹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42)魏绍昌主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286页。
    (43)盛志梅：《清代评弹研究》，第189页。
    (44)孙玉声：《报海前尘录·公余逸趣》，《晨报》193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复印件）。
    (45)横云阁主：《听书偶语》，《奋报》1939年11月19日。
    (46)朱衣：《刀会开篇再检讨》，《奋报》1939年12月9日。
    (47)说话人：《说话》，范烟桥编《珊瑚》13期－25期。收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48)潘心伊：《书坛与电台》（七），《珊瑚》第2卷第10号，1933年总第22号。
    (4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50)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5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2页。
    (52)［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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