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一段普鲁塔克的话: 母鸡咯咯乱叫,乌鸦哇哇哀号,这些声音令我们心烦意乱,但倘若有人把母鸡或乌鸦的声音学得自然逼真,我们就会欣赏并且欣喜。同样,肺病患者的形象我们没人爱看,但这类人的画像或者雕像却令我们欣悦。因为摹仿和逼真使我们的理解力得到了满足,我们便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好作品。 从现有的记录看,很多男旦可能更像圣诞节童话剧演出中的男扮大妈,个个人高马大,全不是小美人儿。而且,据说他们演出前还需要“女性化”一下,意谓刮胡子褪毛。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盛行不衰,甚至到女性已经登上了舞台的时代还能与女演员抗衡。最可靠的解释恐怕是:他们制造的并不限于幻觉。普鲁塔克在结束关于摹仿的议论时,提到了帕米农的猪猡,这很能说明我的意思: 据说这个帕米农最擅长学猪猡哼哼。他因此而声名远扬。他的同行不免嫉妒,于是决定也学猪猡哼哼,和他一决高下。可人们已经先入为主,都说:演得不错,可比不上帕米农学的猪猡。于是有个人夹了一头猪仔上台,弄得小猪嘶鸣不已。人们听到这头真猪仔的叫声,还是说:比不上帕米农学的猪猡。那人于是把猪仔放到人群里乱窜,借此提醒人们,他们的判断糟透了,先入为主,不顾事实和理智。显而易见,倘若没有事先认定这行动巧妙而富于匠心,同样的感官刺激就会在头脑中产生另一种反响。 激动和哭号是愤怒与痛苦的自然表征,对愤怒和痛苦的摹仿则表现出艺术家的巧思和努力。帕米农学猪叫,听起来比真正的猪叫更像猪叫,只因为人们希望听到摹仿中包含的智慧和努力。他们欣赏的不是真正的猪叫,而是艺术家把猪叫学得惟妙惟肖,由此展示出独具“匠心”的本领。帕米农的猪叫之所以悦耳,纯粹是因为他表现出人的天赋,同理,只因为男旦再现“她”时展现了他的聪慧和技巧,观众才会觉得他装扮的女角比女人更美丽。 文艺复兴时期有些文士的观点与普鲁塔克关于摹仿的席间闲聊如出一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辩才卡斯特韦特罗(Ludovico Castelvitro)。他撰写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翻译和点评》(Poetica d'Aristotile vularizzata et sposta,1570),却在书中提出了与亚氏大相径庭的观点。他率直地将矛头指向亚氏对摹仿的著名定义,提出观看逼真再现的技艺所产生的愉悦,与思考再现对象而产生的认知乐趣,两者不可兼得。这种双重视角自然会生发出关于艺术的新观念。 艺术(人为之物)即艺术家发挥其才智、劳动其筋骨的创造物。在创造过程中,艺术家的天赋展露无遗,而非艺术则是任何智力寻常之人可一览无余的。(five,37)(11)帕米农的猪猡令人欣悦,因为这是一头艺术的猪猡。为了创造这头猪猡,帕米农发挥了才智,劳动了筋骨,而一头真正的猪猡则是智力寻常之人可一览无余的,因此和帕米农的猪猡不可同日而语。在卡斯特韦特罗看来,对亚里士多德真实再现的欣赏一经实施,便化为对艺术家所抵达的摹仿的高度逼真所付出的智力和体力的承认。丑陋的事物,如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病体、普鲁塔克提到的猪叫,其所以令人痛苦,是因为这些声音形象是日常生活中可见的。而艺术家的努力则引导着他们摆脱现实,展露自身的“才智”。按照卡斯特韦特罗和普鲁塔克的逻辑,男旦的独特之处只能由其逼真的难度衡量。没有难度也就没有男旦。(12)如此,男旦最终成为匠人,因为评判标准是以技术的完美性为基础,这显然回到了柏拉图的观念,认为艺术即技术(Tekhne)。 为了让观众切实看到克服困难的过程,艺术家必须袒露其艺术。这么一来,“为艺术而艺术”就成了“为技术而艺术”,于是也就可能产生夸张做作的风格。艺术家在展示其机巧时,心里早觉得自己特别艺术。卡斯特韦特罗说,即使是有艺术天赋的人,如果他“不靠知识,仅凭灵感,对自己所展露的才智和美一无所知”(c5.38),那他也算不得艺术家。这与布莱希特论及梅兰芳的观点何其相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