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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藏友来找我，从锦盒中拿出一方10厘米见方的玉印，说：“蔡老师，您帮我看看这方玉玺，有两位专家都断它为新仿！” “理由呢？”我笑笑问。 “都说边款的铭文自左至右书写，显然是现代书写方式，故其余都不用再看了！”他说时，我拿起玉玺看了下四边的铭文，原来镌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文”，确从左至右排列。 玉玺鉴定之要点 我笑笑，没有立即告诉他心中的想法。其实，从殷商开始到大清朝，都有从左至右的书写形式，而且，最早还是在上层人士中流行，后逐渐混用，尤其是书经文，自左至右颇常见。敦煌研究院院长杨森在《从敦煌文献看中国古代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一文中曾专门论述此事。说明持否定论的二位专家没有就此形式作过认真的考证，犯了只知其一而否定全盘的错误。 我们断一方玉玺是新抑或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断：材质、雕工、印文和边款上作考证。首先看它材质，是否和田籽料，如非上等和田籽料，那基本可否定它属御用的性质，试想，在至高无上的皇权时代，为皇帝专用的玉玺必挑顶级的和田籽料用之，绝不可能找块山料或山流水充数的。其次，再看玉玺的雕工。为皇上雕刻玉玺，必找全国顶尖琢玉大师动刀，除此，谁也不敢贸然为之。因此，无论玉玺上的纽和边款、印文等一定规正、精美、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来仔细对照这方玉玺，看看它究竟是否符合以上所设的几个条件： 一，先看材质。此玉玺为上等和田籽料无疑，质地紧密、细腻、油润，皮売因岁月的自然氧化形成了玻璃般的包浆，指头轻轻一摸，似油脂不停地在外溢； 二，再品印纽雕工。印纽雕的是一尊蹲龙：龙头含首吐珠，矫健的四腿蹲伏着，作即将冲腾状，显示着无限的力。圆雕、透雕、镂雕等高难手法全用了，造型生动逼真，弧线流畅，非造办处一流琢玉高手达不到此效果； 三，再看四边经文的字。别说是在坚硬的和田玉上镌刻的，就是让当今顶级书家拿笔写纸上，也达不到如此精美的程度，字字点划分明，笔笔伸缩自如，左右衔合，上下呼应，刚柔相济，坚硬的玉在镌刻者刀下，成了柔软的物体，完全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四，再看印面的剔地阳文“敬天勤民之宝”的右汉文和左蒙文。布局严谨，疏密有致，字体规范，线条流畅有力，边缘内凹处呈优美的弧线，显然是手工琢成。综合所有的细节，此玉玺绝对是御用之物。 清宫实物之证明 查清宫档案记载，最早刻此印的是康熙大帝，他用的是檀香木料；到了雍正时，雍正帝下旨，将一方“万几余暇”的玉玺印面磨去，砣上“敬天勤民”四字，并将康熙帝的檀香木“敬天勤民”印放匣收藏；到了乾隆时，乾隆又命人刻了几方，有的边款刻了他的御题诗文。曾经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撰文，认为“敬天勤民”章除了康熙的檀香木玺外只有另一枚雍正时刻的玉玺。后来，专门研究清代印玺在故宫待了三十多年的郭福祥先生在《文物》杂志上撰文称，一次偶然在故宫库房中又发现了两枚“敬天勤民”玉玺，其中一枚半边被火焚损，因此推翻了前面几位专家的结论。 其实，“敬天勤民”玺按乾隆的解释“凡御书皆可用之”，说明此印的用处频繁，尤其据清宫档案记载，康、雍、乾、嘉、道五代皇帝，一年中已有三分之二时间入住圆明园，它是淸朝的第一宫殿，皇帝的主要活动已从故宫迁移至此，试想，皇帝经常御书，圆明园又那么宏大，不可能让太监整天捧着这么重的玉玺侍候在皇帝身边，唯一的办法是让造办处玉作坊多镌几枚，分置各处皇帝常提笔御书之地！这是很合情理的，故郭福祥一下子找到了两枚玉玺。当然，未发现的不能下断语说没有。这方边款刻“地藏菩萨本愿经文”之玺应该是皇帝书佛语或经文时所专用。 我们很多专家搞鉴定常犯一个错误：不注重器物本身的质，只查阅资料记录。 迷信著录，崇尚传承有序，是收藏和鉴定之大忌。历史著述和记录经常有遗漏，也有失误，即使查到了，也只能作参考，历代精心打造的仿品大多根据记录仿制的，故真正可靠的还是看实物本身的质！如果文前提到的郭福祥未在故宫库房里发现那两方玉玺，那些只信传承有序的人一定认准“敬天勤民之宝”玺除了檀香木的外，只有一方玉玺而已！这只是从故宫中偶然翻了出来，那原存圆明园的究竟有几方？谁说得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