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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正如乾隆一词在满文文意中表示的“得到上天的保佑”，他的一生确实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他得年八十九，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位六十年（1736~1795年），文治武功俱臻高峰，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也是最辉煌的盛世。 乾隆皇帝自己曾数次在诗文中提出，他与追求风雅而文恬武嬉的宋代皇帝和只识武力的元朝皇帝都不同，他要在保持身为满洲皇帝的民族特性的同时，达到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现在，我们以审视历史人物的眼光来评价乾隆帝，可以说他是达成了自己立下的宏愿的。更超越一般帝王的是，他在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他是出色的诗人、书法家、古物鉴赏家，又是品位不凡的艺术品和建筑设计者。他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他帝王生涯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好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其日常生活一样，也正因为他留下了丰富的实物与文字，我们才有可能从更为个人化的角度理解这位名君。 以乾隆皇帝为主题的展览国内外都曾举办过不少，这个展览更多地是想反映乾隆帝个人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一生，同时以浙江为主题选择了一部分相关文物，使此次落地浙江的乾隆大帝展更有特色。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以至其他方面，都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概括完全的。而这篇文章权为导览，目的是将我们选择文物的史观、思路、标准分享给观众和读者，虽然不能细致到解说每件展品，但希望能够加深观者对这个展览的理解和认识。  清乾隆 姚文瀚 乾隆帝鉴古图轴 外纵138cm 外横289cm 故宫博物院藏 儒学正统 盛世文治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帝王的教育经历，必须承认乾隆帝所受的教育水准之高。他6岁发蒙，9岁时时为皇子的胤禛为他延请了翰林院庶吉士福敏为师。福敏为人方正、宽容有度，对弘历“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在他的教导下，到弘历12岁时，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雍正帝即位后，随着弘历身份地位的提高，入职南书房的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成为他的新师傅，朱轼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服膺张载学说，讲究身体力行。朱轼的“身体力行”不但体现在学问上，他在任浙江巡抚期间着力钱塘江海塘工程，卓有成效，亦是一位实干派的官员。他除了教授弘历《春秋》《易经》等经典外，还着重讲授了宋儒的性理著作及《通鉴纲目》等修齐治平的帝王之学。从乾隆帝日后孜孜以求的圣王形象可以想见，师傅在弘历心中塑造出的儒家理想帝王模式对这位小皇子影响之深。另一位名儒蔡世远亦从雍正元年起担任弘历、弘昼教师。蔡世远为李光地门生，曾协助其编纂《性理精义》，又曾主持鳌峰书院，是当世名儒，他向当时还是皇子的弘历系统教授了儒家经典特别是被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这对乾隆帝的一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85岁高龄时，乾隆帝还曾作诗“一日业乎宋儒语，敬兹敢懈凛难谌”。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少年弘历采芝图》和郎世宁《弘历平安春信图》两件文物，描绘的都是少年弘历的形象。可以看到，弘历面容清秀、气质高雅尊贵又平和内敛，隐隐透出的书卷气正是良好教养熏陶的体现。而《乾隆帝朝服像》中展现出的，已是一位御极数十年的老年君主，透露着威严、沉稳和睿智。虽然深深服膺程朱理学，但乾隆帝继承了雍正帝建立军机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运行原则，对宋儒“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说法批驳甚力，做到“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与，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这种体制也客观上促成乾隆帝成为一名勤政的英明君主。养心殿自雍正帝之后成为皇帝在紫禁城中的起居场所，乾隆帝日常批阅奏折、召见臣工大多于此，我们在展厅中复原了其西暖阁“三希堂”景观。他即位后，针对前朝宽严失度的失政所在，提出了“宽严相济”这个贯穿乾隆一朝的施政纲领，及时纠正了雍正朝的苛政之风。虽然权力紧紧集中在皇帝手中，但乾隆帝深知官员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明确提出“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而治人概不多得”，非常重视对他们的铨选、考察，训练培养了较为得力的官员队伍，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名臣，例如嵌玉字七言对联的书写者阮元。同时乾隆帝秉承“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大兴水利，打下了农业这一盛世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展品中琳琅满目的各色手工艺品正是民生繁荣、物阜工巧最直接的体现。 乾隆盛世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繁荣的文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乾隆终其一生都在规划和经营着一个宏伟的文化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三十七至四十六年编纂誊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项伟业。更重要的是，整个编纂过程并不是图书简单的汇集眷抄，每一部图书都经过版本鉴定、判别真伪、考订篇章、校勘文字，呈现给后人便于利用的优良版本，这实在是功在千秋的。由于卷帙浩繁，在誊抄七部分藏各处的基础上，每种图书都由纂修官撮其要旨、评论得失，并作者生平一同撰写为提要一篇，包括《四库全书》中只存目的6700余种图书，汇总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二百卷，这部解题书目“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至今仍是学习、了解中国古代四部学术体系、发展脉络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籍。最后，为方便检阅，将所收图书只录书名，编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我们在展品中看到的，就是四库总纂官纪昀亲笔誊写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整理典籍的同时，乾隆帝还十分重视乐律、历法、礼仪制度的匡定规范，下令编撰了《乐律全书》、《皇朝礼器图式》等一批规范性图书。展品中有一方青玉“制诰之宝”，它是乾隆帝厘定的著名的“盛京十宝”之一，乾隆帝考证象征至高王权的皇帝御宝，使之成为定制。这些行为，无不透露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宏大气魄。 清宫收藏至乾隆朝已是蔚然大观，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对宫廷所收藏的书画、善本、钟鼎彝器、砚台、玺印等多种门类的古物进行了鉴别、评级、著录。在每种著录前，乾隆帝都会亲自撰写序言，每篇序言他都会强调这部著作与前人同类著作相比更广博、更权威，并希望它们能够被“珍同拱璧，传之永永也”。乾隆帝御笔《学诗堂记》记载了着意搜求南宋马和之《诗经图》卷并珍藏于景阳宫学诗堂的故事，自豪之情溢于笔端。紫檀木兰亭修禊图插屏是为收储他庋集的“兰亭八柱册”量身定做。对于喜爱的器物，乾隆帝还会品评题咏，出自杭州修内司南宋官窑的圆洗刻上了他品评的诗篇，这样的文物在清宫旧藏中举不胜举。乾隆帝亲自参与、大力推崇的赏古、鉴古、摹古，正是乾隆朝繁荣文治的又一突出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