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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词新谱》的编纂与沈氏“家学”的光大 沈璟“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和治曲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升华为一种家学传统和精神源泉，演化为沈氏族裔承继家族使命和传统的内在动力。主持编纂《南词新谱》的沈自晋即是显例，他的临终寄语折射出沈璟“圣于词”曲学理想对族裔的深远影响： 向者，若肄举子时，是谱也。吾不若见，妄意若之。异日隶太常，诏雅乐，当进而洞析黄钟，肇明律历。庶几煌煌炜炜，以勿坠我十五帝风，安用此游人冶女之什，唱和花间耶？不谓转眼沧桑，功名灰冷。秦淮明月，与烟雾同销；玉树清歌，并悲笳互奏。能不顾怀周道，伤心昔游也！今而后，若姑从事此，以卒我志。(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叙》) 这段遗言，是沈自晋长子永隆的记叙，有很高的可信度。沈自晋主持编纂《南词新谱》，正处于明已亡、清新替之时，续谱工程浩繁，加之“烽火须臾，狂奔未有宁趾”，历经数载“乃成帙焉”(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沈自晋延续家学传统编纂曲谱如此不易，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心中有大“志”，希望有朝一日能“隶太常，诏雅乐，当进而洞析黄钟，肇明律历”，登上国家礼乐之堂，“勿坠帝风”。从遗言我们可洞悉沈自晋将正律纂谱视为向国效忠、建功立业的事业追求。他的这种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与其叔父沈璟“有意于古明堂之奏”的治曲理想一脉相承。 延续族中先人“圣于词”的曲学理想，也是沈自晋编纂《南词新谱》的缘起。自万历年间沈璟曲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在江南曲家心目中，曲学即为沈氏之家学，然至沈璟《南词全谱》面世后四十余载的明清之际，词人辈出，新词日繁，《全谱》已难满足曲家填词谱曲的需求，故而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冯梦龙造访沈君善(自晋堂兄)，建议沈氏后裔重定“沈谱”： 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九宫曲谱》今兹数十年耳，词人辈出，新调剧兴。幸长康作手与君在，不及今订而增益之，子岂无意先业乎？余即不敏，容作老蠹鱼，其间敢为笔墨佐。(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 其实，冯梦龙曾有意举一己之力编纂《墨憨词谱》，然未竞，遂将遗编交送沈氏以作修谱参考。沈氏族裔启动《南词新谱》的编纂，一方面与家学传统薪火相传的内在要求有关；另一面也与冯梦龙等曲家的激励是分不开的。基于这样的背景，沈氏族裔遂推举“不屑俯首帖括”而偏嗜“词曲一途”(沈自友《鞠通生小传》)且继承了词隐先生衣钵的“犹子”沈自晋主持增补删订《南词全谱》。就曲学成就和曲坛影响而言，沈氏族裔中鞠通生确为不二人选。从弟沈自南对沈自晋的评价在家族中具有代表性：“及词隐没，而乐府一脉兄实身任之。”(沈自南《鞠通乐府序》)《吴江沈氏家传》也记载：沈自晋尝从沈璟东山之游，一时海内词家“群相推服”[4]195-196。家传的记载不仅勾画出沈自晋在“词林”的“江湖地位”，亦传达出其在家学传统的承继上占有先机。 尽管有沈自晋的主持，然一部卷帙浩繁的典籍，没有族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南词新谱》的编纂凝聚了沈氏族裔集体智慧，而群体性参与的过程，渐次滋衍为家学传统承递、教育和更新的重要契机。《新谱》从顺治二年(1645年)至十二年(1655年)历经十一载，为数众多的沈氏族裔参与其间，参与方式有三种：一是有18位沈氏曲家的散曲、戏曲作品入选其间，沈璟、自晋各8篇，永隆4篇，自继3篇，惠端2篇，余者瓒、珂、昌、自征、永启、永馨、永令、永瑞、绣裳、宪楙、辛楙、静专皆1篇。入选的曲作，涉及含沈璟在内的四代人，入选作品的数量基本上与其曲学的成就相符。作品入选看似是一种静态和被动的事件结果，然其背后却蕴含着很强的行为指向性：一是意味着沈氏族裔乐于将自己的曲作贡献出来供编纂者挑选的共同意愿，而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家族公共事务的积极态度。二是包括沈自晋共有42位族裔参与了校阅工作。《新谱》凡二十六卷，每卷卷首题署校阅人名姓，以沈自晋为坐标，同辈的有自继、自友、自南等9人，子辈侄有永隆、永令、永馨等23人，孙辈有宪懋、辛懋、世懋、欣懋等4人。另有同邑同宗沈君谟、外甥顾来屏等8人亦参与其间。三是族裔撰写序跋凡例，也是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新谱》编讫待梓，族兄沈自南作《重定南九宫谱新序》聊志是谱编纂缘起、经过及付刻“缘艰”；自友作《鞠通生小传》记自晋生平事迹；长子永隆作《南词新谱后序》，以亲子身份叙述父亲纂修该谱的艰辛和遗愿。这3篇文字加之沈自晋所撰《重定南词新谱参阅姓氏》《重定南词全谱凡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与正文一道成为《南词新谱》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研究《新谱》的重要文献，也是沈氏族裔参与《新谱》纂修工程的另一种形式。 《新谱》的修纂，从形式和内容上是对沈璟《全谱》的修补和更新，从效果和意义上是对沈璟及沈氏“家学”传统和地位的维护与巩固。沈氏族裔群体性参与编纂、校阅工作，《新谱》又有针对性地选收家族曲家的曲作，二者相辅相成，极好地延续、弘扬了家族的曲学传统。《新谱》在卷首《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著录族裔曲作时，有意识地以曲坛名家沈璟、沈自晋为参照系来介绍他们，如介绍沈瓒“词隐先生仲弟”，推介沈自晋“词隐先生从子”，再往后的族裔则以沈自晋为坐标，永隆“伯明子”，永乔“伯明侄”。总之，编纂过程凸显出鲜明的家族文化意识，继而与族裔的广泛参与，凝聚成一股族姓力量，共同强化了沈氏家学在江南地区的社会知名度。 知名度的提升，还与参与编纂工作的核心成员对外宣传有密切关系。参与修谱的族裔沈自继、自南、自友、永隆、永馨，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名士，有着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与明清之际的顾有孝、叶绍袁、钱谦益、朱鹤龄、陈剑南、张溥等名士交谊深厚[16]。每一位族裔在自己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理论上都成为对外宣传和推介《新谱》的信息源头。《新谱》在江南曲家圈子中影响力的扩大，既来自于家族内部的群体性合作，亦裨益于数十年家学传统在江南曲坛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沈氏子弟散播出要重新修订沈璟《全谱》的消息，获得江南曲学同好的积极响应，如上海曲家范文若后人将其未刊稿悉数贡献出来，“悉出家藏香令先生秘帙来”(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冯梦龙家人亦送来先父遗稿《墨憨词谱》及华亭徐于室所辑古曲。故而，《南词新谱》不仅遴选族中子弟的新作，也囊括“临川、云间、会稽诸家”新词(《重定南词全谱凡例》“采新声”)，真正反映出明末清初数十年来曲坛的新成就和新变化。 在沈自晋的主持下，敞开大门兼容并蓄的纂谱思路和做法，不仅体现在吸收族裔广泛参与，竭力搜罗曲坛新作，还体现在吸纳大批江南曲家和文士参与这项宏大的工程。据《重定南词新谱参阅姓氏》，共有95人参阅《新谱》。这份宏大的名单包含着丰富的文献信息，是研究沈氏家族与江南曲家联系的重要切入口。首先，这95位参阅《新谱》的曲家除万历年间就活跃剧坛的卜世臣、冯梦龙外，大多数是明清之交的曲家，他们的创作活跃期在康熙年间，而《南词新谱》付梓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某种意义而言，参阅“新谱”的经历对于年纪尚轻的他们是一次很重要的学习机会，为日后的顾曲治律奠定坚实的基础。足见《新谱》对清初江南曲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次，参阅名单中95位曲家涉及43个姓氏，背后是二十多个江南世家。对于他们之间的姻缘关系，周巩平先生在《江南曲学世家研究》中有详细的考订[9]19-22，在此不再赘举。再次，95人籍贯全部为今天江苏、浙江，也即所谓地理概念中所指的江南地区。具体看，沈氏家族籍贯地吴江有31人，加之同属苏州府辖地的吴县、长洲、昆山及太仓等地，苏州府的参阅者共有54人。毗邻苏州的松江府有11人，绍兴府有9人，形成以沈氏家族聚居地吴江(吴中)为中心，环太湖流域松、苏、常、杭、嘉、湖及太仓六府，外加绍兴府的地域分布规律。最后，《新谱》题款“参阅”即参与校阅、参考阅读之义，意味着以上95位“参阅者”在《新谱》的编纂过程中以参考阅读者的身份接触过这部曲谱。参阅名单牵涉人数达150人以上，涉及江南数十个大的世族，基本涵括了明末清初江南曲家的主体。 作为曲家填词的参考蓝本，沈璟所修《全谱》及族裔修订的《新谱》获得江南曲家的高度认同，显示沈氏曲谱的权威性和通行性。这一局面的生成，得益于《南词新谱》的修订工作改变了沈璟纂修《南词全谱》依靠一己之力的方式，采取积极吸收族裔参与、族外曲家参阅的做法，从而使得纂谱工程具备“群体合作”的宏阔气象。可以说，沈氏族裔开门纂谱的思路和做法客观上巩固了沈璟开创的沈氏曲学的地位，为沈氏曲学向外辐射、扩散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由沈自晋主持编纂《南词新谱》的过程和结果，在真实反映出明末清初江南曲学以世家传承新格局的同时，亦动态性地描绘出沈氏曲学传统延续光大的历史图景。 四、“沈氏家学”传散与明末清初江南曲坛之变貌 沈璟矻矻穷年二十余载所取得的丰硕曲学成就，是他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获得尊崇地位的基础条件，但实际助推的因素显然还不止于此。就其路径和方式而言，沈璟曲学领袖地位在明末的达成以及其曲学影响在清初的延展，是通过“个体扩散”与“家族传散”两个路向获得实现。 沈璟的曲学影响可分居里和辞世之后两个时段来看。居里期间，其曲学影响力的达成，主体路向是“个体扩散”。沈璟个人的曲学建树，依靠地缘、学缘及举业、宦业的人际交流，完成向周边同乡、同窗、同业、同僚的曲学影响力的辐射。尤其是在《南词全谱》等系列曲籍相继刊刻后，其曲学的影响超越同乡、同窗、同业、同僚的小圈子而向更广泛的文人个体、曲家群体扩散。这一扩散过程因为应合了晚明时期传奇艺术隆兴，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沈璟江南曲坛的盟主地位在明末已经确立，族裔沈自晋《望湖亭》传奇第一出【临江仙】词列出以沈璟为首的明末江南曲家阵容：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卜世臣。这些曲家皆是晚明时期曲坛影响颇巨的人物，共同拱卫沈璟在曲坛独标赤帜的领袖地位，故沈自晋特意强调相较之下汤显祖并不具备“称尊”(冯梦龙《曲律序》)之势。就以上7位曲家与沈璟的交游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沈璟致仕到辞世的22年内，他们当中除了秀水卜世臣家族，在沈璟辞世之后与沈氏家族有姻娅关系外，其他曲家都不存在姻娅关系。故而，万历时期，沈璟与曲坛知名曲家的关系更多体现为文人之间的雅集赏的形式。例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冯梦龙《双雄记》杀青，即就教于沈璟，请其“倾怀指授”[17]。又两年(1608年)初夏，沈璟病中审阅王骥德《西厢记》杂剧校注，“谬假赏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卜世臣创作《冬青记传奇》也时常向沈璟请教韵律，故能做到“宫调按《九宫词谱》，并无混杂”(《冬青记·凡例》)。吕天成将“妙制传奇十帙及小剧”商兑于沈璟，一一获得评点(沈璟《致郁蓝生书》)。所以王骥德说卜臣和吕天成二人能得沈璟真传，“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镬”[8]165。沈璟还与同郡曲家顾大典有“香山、洛杜之游”[8]165，也表现为曲家引为知音，游赏清玩的形式。这些皆表明沈璟在世时期，其曲学影响的达成及其曲学规范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文人之间的交游和个人影响力实现的。 沈璟居里期间实现“个体扩散”曲学影响的同时，也孕育出“家族传散”沈氏曲学的新路向。“家族传散”的第一步是沈璟家居期间，营造出良好的家庭、家族曲学活动氛围。族裔的认同、追随、参与、模仿乃至实践，促成家族曲学文化传统的建立，实现沈璟个体曲学向家族曲学的延展。正是有了越来越多族裔的参与，有了沈氏族裔表现出的“家学”整体成就和家族文化的社会显示度，才将沈璟及沈氏曲学，由家族内部传散到整个江南迈出了关键一步。沈氏家学“家族传散”的第二步，是顺治年间修订沈璟《南词全谱》。晚明传奇发展飞速，曲学日新月异，需要新质的更新，也需要填充既往文献与现实图景之间因时间推移而形成的信息罅隙。《南词新谱》的编纂，举沈氏全族之力，广泛吸纳周边曲家共同参与，无论是过程的开放性还是成谱的实效性，都巩固和延续了沈璟所开创的沈氏“家学”的文化传统和影响。这一事实也再次证明，家族传统在文化延续上表现出非凡的稳固性和凝聚力。 如果说清初《南词新谱》的编纂是沈氏曲学“家族传散”的主阵地，那么，家族文化对江南曲学格局形成持续冲击力的动力源泉，则是沈氏家族与江南世族的通婚。姻娅关系由于具有较之学缘、地缘、业缘更好的稳固性和持续性，已经成为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文化传播新的衍生机制，其强大的文化更新功能，一改自明代中叶至万历年间江南曲家之间点点、点线互动的旧貌，而形成以联姻为媒介、家族与家族交叉互动、网状铺开的新局面。这是沈氏曲学向外传散的又一层面。从沈璟时期至清初康熙朝，吴中沈氏家族与江南诸多世族，如吴江周氏(周永年家族)、吴氏(吴溢家族)、梅氏(梅正妍家族)、陈氏(陈犹聃家族)、赵氏(赵申初家族)、潘氏(潘柽章家族)、娄东王氏(王世贞家族)、上海潘氏(潘恩家族)、吴门袁氏(袁于令家族)互通婚姻，绵延不断，显者如与吴江吴氏、周氏互有十对以上婚姻[9]23。若从曲学传播角度来看，与沈璟家族通婚的江南世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吴江叶氏、秀水卜氏和吴江顾氏三家。 沈氏曲学通过姻亲关系向外传散，呈现出集中不同的形态。首先，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姻亲关系，能获得更为便捷的机会进入家族内部曲学活动场所，不同家族喜好曲学的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曲学交流的新场域。如叶绍袁《叶天寥年谱·别记》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年)沈君张(自友)家乐演出情景：“沈君张家有女乐七八人，俱十四、五女子，演杂剧及《玉茗堂》诸本，声容双美，观者其二三兄弟外，惟余与周安期两人耳。安期儿女姻也。”[18]在君张家乐演出现场，有吴江叶氏家族的叶绍袁(即自友姊沈宜修的丈夫)，也有同郡周氏家族的周永年。周永年，字安期，娶妻沈氏(沈自友堂妹)，生三女，长女嫁沈君若，仲女嫁叶绍袁子世偁，季女嫁沈自友子永禋[9]251。在姻娅关系上，周永年、沈自友、叶绍袁互为儿女亲家，又皆有周郎之癖，引为同好知己。家族联姻使得同郡三个大世族中爱好相同的曲家治曲自娱，相互切磋，沈氏“家学”风气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叶氏、周氏家族文化之中，促成曲学在周边大姓世族的传衍。 其次，母舅沈氏家族成员良好的曲学氛围以及曲学修养，为姻娅关系世家子弟提供了陶冶学习戏曲声律的优越条件。例如秀水卜氏家族最有名的曲家是撰有《冬青记》四种传奇和《乐府指南》的卜世臣(1572-1645年)，其族侄卜不矜也是曲家。不矜的母亲就是沈璟的妹妹玑卿，在母亲和舅父沈璟的直接影响和教导下，不矜“雅善音律”，族谱小传谓其得“沈词隐先生之传”[19]。不矜其父二南不为曲家，而他因得母舅沈璟的亲炙而具备非凡的曲学修为，此例充分显露沈氏家族文化通过姻娅关系对其他世族产生的深远影响力。 再次，姻娅关系是以女子的嫁出与娶入为纽带的，沈氏“家学”传统能在江南享受如此高的地位，与族中出嫁的女性曲家将沈氏“家学”扩散外传关系极大。清初戏曲家尤侗两次表达了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誉扬：“若吴江沈氏，固词人之渊薮也。……诸子相与鼓吹，絺绣蔚然可观，乃至香闺彤管，亦题黄娟幼妇，何吴江之多才也。”[2]“词隐、鞠通两先生有先后订正《南词九宫谱》，嗣是而君善、君庸、君晦、君服诸子各极一时之盛，乃至掐粉搓酥之辈亦擅偷声减字之能。……于是而吴兴骚雅遂已领袖江南矣。”(尤侗《古今词选序》)在家族喜曲的风气和容纳女性成员参与曲学活动的大氛围中，沈氏女性曲家大量涌现，成为沈氏家族输出“家学”传统的重要载体。笔者发现如叶氏、卜氏、顾氏等苏州府大姓望族娶了沈氏女子，其支系子孙往往就成长为曲家，如顾氏同里支十一世顾祖宪娶沈家女，生沈来屏。来屏又娶沈自晋侄女蕙端，生顾其晖；又如卜氏家族十世卜二南母亲为沈璟姑母，二南娶沈璟妹玑卿，生卜不矜。沈来屏、顾其晖、卜不矜都是知名曲家。这一现象说明颇具“家学”素养的沈氏家族女性曲家的出嫁，成为营造夫族戏曲氛围和培养子弟曲学兴趣的重要推手。 即便有些江南世族的曲学传统并不一定来自于吴江沈璟家族，然沈氏女子的入嫁，却能在顾氏子孙获取家族曲学滋养的同时，又提供另一曲学新源头。这一源头带来了本家族之外新的文化基因，有充实、更新之功。祖母、母亲在融合夫家和娘家家族文化之余，其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母性”的温润，能让家庭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产生有别于“父祖系统”文化别样的熏陶、教化效果。譬如沈璟侄女沈宜修为代表的沈家女性曲家，在世族通婚关系中所体现出来传播沈氏“家学”独特功能和建构家族之间曲学活动圈的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关成果已多，在此不赘。 沈氏与江南世族的联姻中巩固了沈璟曲学领袖的地位，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明末清初世族之间的曲学交流，不单表现为沈氏与其他家族的双向流动，而是呈现世族大家相互姻联网状结构下的多向互动。如沈蕙端是“沈巢逸孙女，伯明(沈自晋)侄，卜大荒甥，顾来屏内人”(《南词新谱》“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不仅其本人“精曲律”[20]，其娘家族亲、夫家族亲以及母系族亲皆是曲家，沈蕙端一人的婚姻联接了吴江沈氏、秀水卜氏、吴江顾氏等大家族。世族与世族之间的多向族际交流，形成了明末清初江南曲家谱系的立体网状图谱，最终“使这些不同家族中嗜好词曲的士子逐渐汇聚成以吴江沈氏曲家为中心的曲家群体”[9]133。由错综复杂的婚姻连缀起来的曲家网络，在长时间的互动交流中形成大致相近的曲学风气，他们的理论建树和实践代表了江南曲学最高成就，他们的曲学爱好和实践引领江南地区缙绅阶层的风尚潮流，最终催生明末清初江南曲学的新貌。 综上所论，明末清初是中国文人戏曲发展的高峰期，文人将中国戏曲艺术推向了至为精妙之境地。文人曲家对明传奇曲体和文体的双重改造以及家乐场上艺术的独特贡献，确立了中国戏曲更为精致完备的曲体和文体规范。尽管这时声腔涌起，多个声腔剧种表演形态“万殊”，然万变不离戏曲文体、曲体之“宗”。曲之“宗”的制定者、维护者和承继者，正是类似如沈璟及其族裔的万千曲家。 曲家是戏曲进程的主角，离开曲家谈曲学的格局，即如撇开时代背景来考量曲家的贡献和地位，总归是与事实的“间离”和隔膜。只有把沈璟及其族裔放置到明末清初江南曲学大格局中予以考察时才会发现，沈璟的曲学功绩很大程度是通过族裔纂修《南词新谱》以及在联姻过程中将其发扬光大的。沈氏族裔通过《南词新谱》的纂修和世族联姻的“曲学传散”，对明末清初的江南曲学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催生了家族曲学承传、扩散的新模式。故而，对居于曲坛中心的沈璟予以整体关照，势必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认识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格局的异动和新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