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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开幕的“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上，一件造型精美的青铜鸟尊引来了观众的注目与赞叹。这就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被誉为“晋国之瑞”的晋侯鸟尊。 《诗》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国语·周语》更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音“越灼”——编者注）即凤鸟，周人视之为祥瑞。这件晋侯鸟尊堪称是西周凤鸟主题的青铜器杰作，出土于山西曲村。 曲村，是晋南曲沃县的一个普通村落。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员邹衡和李伯谦率一众师生来到曲村，几番发掘，断定这个默默无闻的晋南小村居然就是西周晋国的都邑所在。2000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曲村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其东侧发现了另一座未遭盗掘的甲字形大墓，初步判断这是又一组晋侯及晋侯夫人的异穴合葬墓。 西周时期流行家族墓地，按《周礼》等文献的记载，当时的家族墓地分“公墓”和“邦墓”。“公墓”是周天子和诸侯等贵族的家族墓地，有严密的规划和墓葬排列制度，由“冢人”负责管理；“邦墓”则是所谓“万民”之墓地，也就是普通百姓的聚葬之处，设有“墓大夫”专司管理之责。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前，考古所见的西周墓地几乎都是贵族和平民杂处，看不出“公墓”和“邦墓”之别。晋侯墓地共有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墓，除了每组墓葬各有一座陪葬的车马坑和少量陪葬墓外，未见其他墓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墓”，也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周诸侯家族墓地，学术意义重大。 负责清理这座被盗墓葬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年轻教员孙庆伟。此前数年间，孙庆伟曾经参加过多座晋侯及晋侯夫人墓的发掘，对这类墓葬的清理工作并不陌生。但这一次，孙庆伟遇到了新难题——因为盗墓者采取了爆破盗掘的方式，致使墓内原本就已十分酥脆的器物变得更加残破不堪，部分器物更是近乎粉末状。在征询发掘领队李伯谦教授的意见后，孙庆伟决定将墓室北端残余的两堆“青铜渣”整体打包到实验室进一步清理发掘。2000年12月24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这两箱残余器物从11米深的墓底吊装出来。20天后，它们安全运抵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文物修复室。 打开木箱，去除表面的石膏保护层后，负责修复工作的胡东波和杨宪伟两位老师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瞬间明白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过辨认，两位老师在其中一个箱子的“铜渣”堆里发现一些纹饰特殊的残片，疑是同一件器物的碎片，经过仔细收集，共得100余片，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在此后发表的发掘简报中，发掘者这样描述这件器物： 鸟形尊（M114：210）。器体作站立的高冠凤鸟形，造型极为生动。凤鸟通体饰有鳞毛状纹样，两翅和两足则装饰卷云纹。鸟背上有盖，盖上有一鸟形钮，盖的内侧则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因其出土位置接近盗洞，鸟的尾部和尖喙均已残缺。残长30.5厘米、宽17.5厘米、通高39厘米。 鸟尾虽残，但从其根部来看，呈勾转象鼻的造型，所以此器实际上是鸟、象复合之体。其中凤鸟为主体，造型健硕丰满，象形为辅，但象首部分饰华丽的羽翎纹，以区分与鸟身的鳞片纹。《周礼》记宗庙祭器有所谓“六尊六彝”，其中即有“鸟彝”和“象尊”，对于其形制，后代学者莫能准确言之。这件鸟、象复合之器，为我们理解周代尊彝的形制提供了重要实例。 商周时期，今山西南部一带是古唐国之所在。唐是尧之后，尧称陶唐氏，所以其后人封国称唐国。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时，古唐国参与叛乱，周公亲自前往征伐，诛灭古唐国，并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故叔虞史称唐叔虞。唐国的所在，大抵在今山西省临汾市附近。叔虞受封之后，虽贵为国君，但被古唐国残余势力所包围，形势之危急可以想见。叔虞崩，子燮父即位，终于迁离旧都，并改国号为晋。由唐徙晋，这是晋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此前虽见于文献记载，但始终缺乏考古学实证，据孙庆伟的考证，这件鸟尊铭文中的“晋侯”就是指第一代晋侯燮父，由此证明天马-曲村遗址就是燮父所迁的新都，这座被盗的墓葬就是燮父之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鸟尊的器、盖上皆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清楚地表明它就是晋侯燮父的祭祀用器。燮父去世后，这件宗庙重器随葬，陪伴燮父长眠地下三千年。晋侯鸟尊不仅是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更是见证大国沧桑的国之瑰宝，堪称晋国之瑞。 今年4月28日，在阔别燕园十六年之后，晋侯鸟尊再度回到它的重生之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三千年前的晋国之瑞为百廿双甲子的北大带来了悠远的祝福与祥瑞。 （作者：王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