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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古以来民族问题就命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民族学研究、包括影视在类内的民族文化艺术创作在我国虽不敢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那也是在所有人文学科、文化艺术中的大事要题。其中,借助电视这一最具大众传播优势的媒体而创作的“民族题材纪录片”或称“民族纪录片”，在我国更是以数以万计的巨大的创作量、以其社会意义的重大、文化内涵的深刻、人文风致的醇美、艺术样式的丰富、民族特色的鲜亮而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独特的影视片种。 美国民族志诗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说：“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之背景下写出来的”。他认为“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直至如今的“民族纪录片”，诞生于这样两个“历史变迁”的时刻：（一）“国家体系形成”的时刻；（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的节点。而中国民族纪录片的繁盛，正是起因于其遇到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等两大“国家体系形成”的“历史变迁”的关键时刻。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的作者阿兰?巴纳德说人类学或民族志电影写作一般沿着这样两条线路发展：“按照截然不同的国家传统间发散的和汇聚的影响线索发展”“基于国家的传统的因素”发展。我国繁荣如此的“民族纪录片”之所以成就巨大且极具民族特色，正是因为它广泛吸纳了“国家传统间发展的和汇聚的影响”。延续中国数千年代代修史的“历史书写”传统“史志实录”的“纪实”，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以“科学求真”为目的的“标本电影”的品相和郑君里的“对事物加以创造的戏剧化”处理，以及之后真正完善强化起来的“大众传播”的“新闻性”，构成了我国民族纪录片的国家传统。 1984年10位世界著名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志电影的学者、艺术家会聚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的研讨会，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民族志诗学”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面对我们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壮势发展的民族纪录片，汲取世界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的“民族志诗学”的美学沃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诗学”，这对推动我国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就其实践层面而言，着手“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确立“写文化”意识，选择“文学转向”，坚持新闻化走向，进行叙事模式的创新，就一定能在这个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3期《“民族纪录片”的历史演进、“国家传统”与美学创新》，胡子轩/摘编） （作者：森茂芳，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