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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诸宫调是宋元时期具备了强大叙事能力的艺术形式。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是在音乐上、文学上，还是戏剧技巧上，都起到了强大的奠基作用。现存的三种诸宫调中，《刘知远诸宫调》仅存原书的三分之一，产生时代最早；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是唯一保存完整的作品；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全书早佚，今人根据《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等保存的套数和单支曲文，辑佚成书，这部作品的原貌大致可窥。为了论述的方便，文中分别简称为《刘知远》《董西厢》和《天宝遗事》。 现存的这三种诸宫调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们基本可以代表诸宫调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中的三种文化形态，即最初的纯民间文化形态，带有明显的口语文化传统；第二阶段的文人文化大力加入的形态；第三阶段的语言高度雅化、趣味高度勾栏化的形态。研究诸宫调这种作为说唱到戏曲演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的一种文艺形式，可以进一步观照戏曲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一、 诸宫调语言风格的演进 说唱诸宫调本为民间文艺，经各色文艺的濡染而最终集大成于勾栏。如果说，在中国文艺的大家族中，诗词曲的产生和演进都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到文人，然后到一代文学之巅峰的过程，那么，说唱诸宫调作为中国诗化俗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对它的染指也应该是较为后来的事情。 现存的三部诸宫调作品，都体现出了很高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艺术成就。其中，产生最早的《刘知远》，原作共有12卷，现存5卷。残卷的套曲形式是最为简单的，每一套曲的规模并不大，韵文一般由某个宫调下的一支曲子带尾曲组成，散文则是对韵文部分的解说，都很简略。与自身的音乐规格相适应，《刘知远》的语言通篇质朴无华，大量采用了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民间口语，不冗赘、不雕饰，鲜活生动，不涉文彩却极为传神。写景如在眼前，写情状如口出。所幸的是，《刘知远》的语言风格通篇高度统一，都具有这种特征。 《董西厢》（又名《西厢记搊弹词》《弦索西厢》）产生于金章宗（1168-1208）时期。其时，金开国已久，加上金章宗本人的喜好，一时典章文物盛极。故而《董西厢》作为诸宫调，乃至金文学的代表作也出现在此时。在语言风格上，《董西厢》既有文人作品的清丽洒落之美，又不失民间说唱文学质朴鲜活的特征。《董西厢》善于叙述，无论景物点染、气氛烘托还是情节发展都能挥洒自如。作者还善于提炼民间活泼生动的口语，吸收古典诗词里的句法和词汇，写成朴素而流畅的曲词。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西厢》中大量的对修辞手法的运用，就深层意义而言，修辞传统代表了古老的口语世界，这是口语的标志，也是对口语文化特征的尊重和遗存。 在现存的三种诸宫调中，产生最晚的《天宝遗事》原文早佚，现在韵文残缺，散文无存。今人朱禧辑有60套套数，从中聊以窥其一斑。其作者王伯成，今仅存《贬夜郎》杂剧和为数不多的散曲，初步可以断定是元末的文人剧作家。王伯成其时的诸宫调创作，已经历了元杂剧的繁荣期，在艺术形态上反而深受元杂剧的影响。在语言风格上，《天宝遗事》表现为一部纯粹的文人作品，其语言雍容洒落，激扬中不失华美。但是与马致远杂剧的特点相似，语言本身的形式美胜过性格化、情境化的美。应该说，早期诸宫调“本色语”的质朴之美已经在这部作品中荡然无存了。一般说来，口语主要把意义托付给语境，而文字把意义集中于语言本身。相对于人物的心境和性格，《天宝遗事》所凸显的，更多是作者自己的心境和性格。对于叙事文艺而言，反而失去了再现性艺术的奥旨。 从口语文化为主到以书面文化为主，说唱诸宫调乃至北曲的整体走向是由文字开创的日益内化的世界。简单说，北曲因之日渐文人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