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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是乐府鼓吹乐发展的重要时期，鼓吹乐署也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乐府官署。曹魏承两汉而下，黄门官令丞是掌管鼓吹乐的主要职官。西晋设立专门的鼓吹署令、丞，其礼仪制度建设的加强，促进了鼓吹卤簿礼仪的发展。因为战争频发，东晋礼乐不具，鼓吹、太乐二乐署，或省或并，出现二者兼掌并管的局面。而鼓吹乐一时成为乐之总名，成为用于各种礼仪的乐类。刘宋建立鼓吹监，对鼓吹服饰、绶印、规模有了明确的规定，其给赐制度反映出鼓吹礼仪颇为当时所重。北齐鼓吹制度多依刘宋。梁代置鼓吹监令、丞，并设鼓吹十二案，反映了鼓吹仪制在梁代的变革。陈代明确记录了鼓吹乐部的人数、服饰以及乐器的使用，足微鼓吹乐部制度已初步形成。北魏兼并南北各族，集四方歌舞之大成，但是其乐事简置，鼓吹曾一时由太乐兼领。北齐太乐、鼓吹并立，从八品，为太常属官，并有尚书都兵兼掌。北周获得梁代之乐，其鼓吹制度多依梁代，三朝设鼓吹十二案。 关 键 词：乐府/鼓吹署/鼓吹乐 作者简介：许继起，男，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北京 100732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魏两晋乐府曲名研究”(项目编号：16BZW045)阶段性研究成果。 魏晋南北朝是乐府鼓吹乐发展的重要时期，鼓吹乐的管理机构、管理模式以及职官设置，虽然对前代多有沿袭，但是魏晋六朝每个朝代亦各相别。鼓吹乐的主要管理机构是鼓吹乐署，在未设立鼓吹专署之前，由黄门职官监掌。黄门鼓吹，主要由黄门职官之官掌管。在特殊的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礼乐器物不具、乐人残缺等原因，鼓吹乐与太乐、清商乐，会出现兼掌并管的情况，此时鼓吹署或置或罢。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鼓吹乐署建置、职官制度结构、鼓吹仪卫制度、鼓吹乐部制度，对揭示鼓吹乐以及鼓吹乐歌在魏晋南北朝各个时代的发展、流变与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曹魏时期是否有鼓吹官署，史无明文，但有大量的鼓吹之乐遗存。曹魏时缪袭改制汉短箫铙歌，定为十二曲。《晋书·乐志》载：“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雍离》为《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芳树》为《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魏也有给赐鼓吹乐的记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诏云：“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载：“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由此可见，曹魏有专门的鼓吹乐工。《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载：“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曹魏有长箫、短箫鼓吹，其短箫鼓吹，即为上文所列缪袭改制鼓吹十二曲。其长箫鼓吹，则承袭了汉代食举乐的传统。《宋书·乐志》载：“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汉代食举乐有宗庙食举乐六曲、上陵食举乐八曲、殿中食举乐七曲及太乐食举乐十三曲。《宋书·乐志》云：“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勖、傅玄并为歌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 魏长箫鼓吹，与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同。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未见其曲名，唯有汉太乐食举十三曲，曹魏亦用之，后省去《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用十曲。其十三曲中，《有所思》《远期》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中两首曲名，盖二曲为汉太乐食举乐借用。以此看来，汉魏之际太乐食举十三曲部分用乐与鼓吹曲有密切的联系。《宋书·乐志》又云：“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如果短箫指短箫铙歌鼓吹，长箫鼓吹的演奏方式无疑更符合“丝竹合作，执节者歌”的演奏特征。换言之，汉代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曹魏长箫鼓吹，从演奏方式看，具有相和歌的特征，即“丝竹更相和，指节者歌”。王运熙先生认为，两汉时期的相和歌是黄门鼓吹乐的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曹魏短箫鼓吹承汉代的短箫铙歌鼓吹而来，而长箫鼓吹应是汉代相和音乐在曹魏时期的遗留。据此，曹魏相和乐仍在鼓吹乐的名义下存在，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这说明曹魏鼓吹乐在管理方式上仍然受到汉代黄门鼓吹乐管理模式的影响。 黄门鼓吹乐在汉代是多种音乐品类的总称，大致包括鼓吹乐、横吹乐、短箫铙歌、骑吹乐、黄门鼓吹、掖庭伎乐、黄门散乐等。狭义上的黄门鼓吹乐，专用于皇室各种卤簿礼仪以及殿前宴飨群臣。汉代太常设黄门官令、丞，东汉之后主要有宦者为之。后汉时黄门职官往往与外戚及朝廷重臣勾结，把持朝廷内政甚至操纵帝王的更废，致使汉末之际诸多叛军以诛杀黄门宦者为名反汉。曹魏时吸取汉末外戚与黄门宦官勾结乱政的教训，禁止皇室后宫人员参政，减少宦官之数，并限制其权力。但是，曹魏宫廷仍设黄门职官，隶属太常。《三国会要·职官》“太常卿”条云：“黄门令，丞、从丞各一人。”并引《唐六典》说：“魏有此官而非宦者。”又“司徒”条云：“汉三公病，遣中黄门问病。魏、晋则有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也。”曹魏黄门职官依然有汉黄门鼓吹的职能，既兼掌掖庭女伎。《晋书·高祖宣帝纪》载：“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曹魏鼓吹与后宫伎乐关系密切。明帝以后，曹爽辅政，多用明帝才人、鼓吹、良家女子以为伎乐。《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载：“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倢伃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曹魏置有黄门鼓吹乐工员。《艺文类聚》卷四十二“乐部”“歌”类载魏繁钦《与太子笺》曰：“‘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啭喉引声，与葭同音。’……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遗声抑扬，不可胜穷。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是时凉风拂衽，背山临溪，莫不泫泣陨涕，悲怀慷慨。”曹魏黄门职官有掌控祠神礼器的职能。《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云：“(齐王芳)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由上可见，虽然自汉末以后，黄门职官的政治势力锐灭。曹魏时期为了进一步限制宦者干涉帝王内政，黄门职官也多非宦者担任，但是黄门官仍然掌管宫廷的很多事务，而兼掌部分宫廷伎人及鼓吹乐员。换言之，曹魏时期的鼓吹乐在管理方式上仍然大致沿袭汉代鼓吹乐的管理方式，尤其是黄门官令、丞，是掌管曹魏宫廷鼓吹乐、黄门鼓吹乐、相和乐及掖庭之乐最主要的职官。 西晋至晚泰始九年(273)，置鼓吹令、丞。《晋书·乐志上》云：“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晋书·礼志》载武帝咸宁间元会仪注云：“《咸宁注》：‘……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鼓吹署及属官令丞，隶属太常。《晋书·职官志》云：“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汉末动乱，无暇礼仪，曹魏时王粲、卫觊草创朝仪。晋受魏禅，文帝重视礼仪。《晋书·仪卫志》《礼志》中均有详细记载。《晋书·礼志》：“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司马昭)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司马昭受封晋工，后为晋王，既建百官，定朝仪。及晋受禅位，其礼仪制度多依《新礼》。 晋武帝时期是西晋礼仪制度建设的重要阶段，作为卤簿礼仪的鼓吹乐也颇受重视。《晋书·礼志》共三卷，记录西晋礼仪可谓完备。《晋书·舆服志》记录了武帝咸宁年间帝王大驾出行所用卤簿仪注，其所用鼓吹礼仪基本沿袭汉代制度：“象车，汉卤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又记武帝太康中朝大驾仪注云：“先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三公骑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护军，中道，驾驷。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长水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声校尉在左，翊军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骁骑将军在左，游击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块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黄门麾骑，中道。次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驷。……但以神弩二十张夹道，至后部鼓吹，其五张神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次黄门后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卤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如护军。次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各卤簿鼓吹如左军、前军。次越骑校尉在左，屯骑校尉在右，各卤簿鼓吹如步兵、射声。……功曹吏、主簿并骑从。伞扇幢麾各一骑，鼓吹一部，七骑。”由上述大驾卤簿礼仪之繁也可见西晋鼓吹礼仪制度的严格。晋武帝中朝大驾卤簿中有黄门鼓吹一类，至惠帝时仍置黄门鼓吹。《晋书·惠帝纪》载：“冬十一月乙未，方请帝谒庙，因劫帝幸长安。方以所乘车入殿中，帝驰避后园竹中。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唯中书监卢志侍侧。”可见，汉、魏之后，黄门鼓吹乐在西晋时期仍然是一类重要的音乐类别，而黄门职官是掌管黄门鼓吹乐的重要职官。西晋置黄门令、丞，是晋宫廷内官，属光禄勋卿。《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因此，可以认为晋代的鼓吹乐应由鼓吹乐署及黄门职官兼掌并管，而黄门职官主要掌管帝王、皇后、皇太子出行所用鼓吹之乐。 晋武帝泰始年间，命傅玄制鼓吹22曲。《晋书·乐志》云：“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鹭》为《灵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既有石瑞之征，又能用武以诛孟达之逆命也。改《思悲翁》为《宣受命》，言宣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张》为《征辽东》，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讨灭公孙氏而枭其首也。改《上之回》为《宣辅政》，言宣帝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之才，以定二仪之序也。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为《平玉衡》，言景帝一万国之殊风，齐四海之乖心，礼贤养士，而纂洪业也。改《上陵》为《文皇统百揆》，言文帝始统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将进酒》为《因时运》，言因时运变，圣谋潜施，解长蛇之交，离群桀之党，以武济文，以迈其德也。改《有所思》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改《芳树》为《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弘济大化，用人各尽其才也。改《上邪》为《大晋承运期》，言圣皇应箓受图，化象神明也。改《君马黄》为《金灵运》，言圣皇践阼，致敬宗庙，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子班》为《于穆我皇》，言圣皇受禅，德合神明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改《临高台》为《夏苗田》，言大晋畋狩顺时，为苗除害也。改《远如期》为《仲秋狝田》，言大晋虽有文德，不废武事，顺时以杀伐也。改《石留》为《顺天道》，言仲冬大阅，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改《务成》为《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云》依旧名，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改《黄爵行》为《伯益》，言赤乌衔书，有周以兴，今圣皇受命，神雀来也。《钓竿》依旧名，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济大功，致太平也。”此22首鼓吹曲大致继承汉铙歌的传统。鼓吹乐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帝王将相道路出行、督领军事、死后给赐、凯歌献俘以及朝会殿庭等礼仪场合。鼓吹乐主要由鼓吹令丞掌管。黄门鼓吹，主要由黄门官令丞掌管，用于帝王、王后、太子出行以及殡丧的卤簿仪卫。 西晋之末，五胡乱华，十六国纷争，晋室南迁，礼乐金石、乐工遂至残阙，因此在东晋职官制度建设中出现了省官并职的情况。在此背景下，东晋鼓吹乐署及鼓吹乐官，随着鼓吹乐的兴衰或置或省或并。元帝时，省太乐并入鼓吹。此后乐人、乐器有所增益。明帝时制礼作乐，重置太乐署，此时鼓吹署、太乐并立。《宋书·乐志一》载：“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哀帝时，又置太乐废鼓吹。《通典·职官典》“太常卿”之“鼓吹署”条载：“晋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鼓吹，哀帝复省鼓吹而存太乐。” 元帝出现了省太乐入鼓吹署的管理模式，鼓吹乐统管太乐、清商、鼓吹，鼓吹一时成为乐之总名。这对东晋礼仪之乐的管理及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成帝成康八年(342)元会仪注只奏鼓吹乐，就反映了元帝时鼓吹并太乐管理模式的影响。《晋书·乐志下》载：“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尽不作。’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以为‘王者观时设教，至于吉凶殊断，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观礼，陵有傧吊之位，庭奏宫悬之乐，二礼兼用，哀乐不分，体国经制，莫大于此’。诏曰：‘今既以天下体大，礼从权宜，三正之飨，宜尽用吉礼也。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阙之耳。事之大者，不过上寿酒，称万岁，已许其大，不足复阙钟鼓鼓吹也。’”鼓吹之乐为哀乐，国家有难，因此不作娱耳目之乐，只奏鼓吹之乐。以此反观元帝省太乐入鼓吹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礼乐之器残缺；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动荡。穆帝时期，鼓吹乐亦兼掌太乐，为乐之总名。《晋书·礼志》云：“(穆帝)升平八年，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不’。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太常王彪之以为：‘婚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婚礼。今宜备设而不作。’时用此议。”由此可以看出，东晋时期由于礼乐器物不具，国力不兴，鼓吹之乐被广泛用于各种礼仪场合，甚至具备了取代其他礼仪之乐的功能。  两晋时期鼓吹用于给赐的远比前代更为广泛，由表1可以看出，西晋武帝时期是晋代给赐较为频繁的时代，《晋书·礼志》三卷、《舆服志》一卷、《乐志》三卷的记录，也反映西晋武帝时期是晋代鼓吹乐礼仪建制、鼓吹职官制度建设最为完备，也是鼓吹乐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从给赐人员的身份看，有司马、将军、侍中、太尉等，品阶不一。西晋尤其武帝时期，政治相对平稳，鼓吹给赐，多是鼓励升迁、奖掖功勋、往来使节等。东晋之后，战争频发，鼓吹给赐更多的是用于军事上的激励，有时也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谢尚曾与庾翼一起射箭，庾翼就说：“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谢尚应声中的，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这种上下属关系，也可以假给鼓吹。此类种种，从总体而言，魏晋之世，鼓吹用于给赐往往是一种荣誉，但并非是绝对的地位和品阶的象征，这与后世尤其刘宋时期给赐鼓吹的性质有所区别。 总上，西晋鼓吹乐署及相关令、丞，是管理鼓吹乐的重要机构及职官。黄门鼓吹乐，主要由黄门官令丞管理，用于帝王、皇后、皇太子以及殡丧行驾卤簿。至东晋，由于连年战争、金石残阙、乐人散落等原因，出现了鼓吹、太乐、清商署兼掌并管的现象。这种兼掌并管的管理模式，曾使鼓吹一时成为乐之总名，用于各种礼仪场合，反映了在礼乐不兴的时代，尤其元、成之后，鼓吹乐成为最重要的一类礼仪之乐。 刘宋时期置鼓吹监，并对其鼓吹一职所用器服、印绶等有所规定。《宋书·礼志》云：“总章监、鼓吹监、司律、司马，铜印，墨绶。朝服。鼓吹监、总章、协律、司马，武冠。”刘宋设黄门鼓吹官，黄门鼓吹史主事、诸官鼓吹职官，以及相关乐员。《宋书·礼志五》载：“黄门鼓吹、及钉官仆射、黄门鼓吹史主事、诸官鼓吹，尚书廊下都坐门下守阁、殿中威仪驺、虎贲常直殿黄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虎贲羽林驺，给传事者诸导驺、门下中书守阁，给绛褠，武冠。”刘宋黄门设署令、仆、长等职官。《宋书·礼志》云：“黄门诸署令、仆、长，铜印，墨绶。四时朝服，进贤一梁冠。”又云：“黄门诸署丞，铜印，黄绶。给四时朝服，进贤一梁冠。”“黄门称长、园监，铜印，黄绶。给四时朝服，武冠。”据《宋书·职官志下》，黄门令品阶第四。 刘宋鼓吹监令丞、黄门鼓吹职官、诸官鼓吹等职官协同掌管鼓吹礼仪乐事，其鼓吹职官体系，鼓吹仪卫制度，鼓吹职官品阶、仪卫服饰等建制，较之两晋更为完备。《宋书·礼志》有五卷之多，较详细地记录了刘宋礼仪制度建设的状况，其中不乏鼓吹卤簿仪仗的记录。刘宋较之魏晋更加重视鼓吹礼仪的建设，由于战事频发，鼓吹卤簿成为品阶地位和荣誉的象征，鼓吹之乐的政治性功能得到加强。《宋书·乐志一》说：“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刘宋时期鼓吹给赐制度，反映了这时期对鼓吹仪卫的重视。如表2所示：  据表2所列，被给赐者多为诸王、太子、刺史、将军。鼓吹乐可以给赐生人，也可给赐死者，被给赐者有多种军政要职，或督领军事，或战前出征，或得胜归来，或生前功勋卓著，均反映了刘宋尤其在武帝、文帝、明帝时期对给赐鼓吹之乐的重视。刘宋鼓吹乐署相应职官制度建设，大致反映了刘宋鼓吹礼仪对鼓吹礼仪制度建设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刘宋鼓吹乐的发展。 刘宋时代所存的鼓吹乐章，史籍有较详细记载。《宋书·乐志》载：“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乐志》保存了前代《上邪》、《晚芝》《艾如张》等曲，均为声辞杂写。其下小注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又云：“《圣人制礼乐》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佑广乐记》言，字讹谬，声辞杂书。宋鼓吹铙歌辞四篇，旧史言，诂不可解。”另外，又载晋何承天义熙末年私造鼓吹乐章《朱路篇》《思悲公篇》《雍离篇》《战城南篇》《巫山高篇》《上陵者篇》《将进酒篇》《君马篇》《芳树篇》《有所思篇》《雉子游原泽篇》《上邪篇》《临高台篇》《远期篇》《石流篇》等15篇鼓吹曲辞。《乐府诗集·鼓吹曲辞》“宋鼓吹铙歌”题解云：“此诸曲皆承天私作，疑未尝被于歌也。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云。”《宋书·乐志》不仅记录刘宋时期的鼓吹曲辞，更重要的是也记录了有汉以来各个时代的鼓吹曲辞，这是正史中首次较大规模地记录了汉魏两晋历代鼓吹曲曲名、曲辞，相对完整准确地记录了曲辞字句分节、声辞杂写等情况。《宋书》编者沈约历刘宋、南齐、梁代，他将历代鼓吹乐以及鼓吹曲辞的制作沿革纳入《乐志》，也是刘宋重视鼓吹职官制度、仪卫制度建设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刘宋时期较完整地继承了东晋宫廷礼乐之器及乐人，在与北方诸族的战争中不断网罗流散各地的曹魏、西晋宫廷礼乐之器及乐人。既定淮汉，刘宋占据了华夏大半壁江山，国力盛极一时。《宋书·礼志》五卷、《乐志》四卷，其卷数之众，内容之多，在前代诸史并无此例，这反映了刘宋对礼乐仪卫制度建设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刘宋鼓吹职官制度及鼓吹礼仪制度得到加强。刘宋22首鼓吹曲辞对鼓吹诸曲的定名、对曲辞字句的严格限定，还有对鼓吹给赐制度的重视，反映了刘宋时期鼓吹礼仪之乐严格的等级差别。 南齐受宋帝禅位，其职官建设多依从刘宋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说：“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据《乐府诗集·鼓吹曲辞》，南齐随王曾作鼓曲，其题解云：“齐永明八年中，谢朓奉镇西随王教于荆州道中作，一曰《元会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钧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猎曲》，七曰《从戎曲》，八曰《送远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钧天曲》已上三曲颂帝天功，《校猎》已上三曲颂藩德。”南齐时代的郊祀、宗庙、明堂等礼仪也多依刘宋制度，梁代制度多依刘宋、南齐，而刘宋及梁代均设鼓吹。因此南齐应设鼓吹乐署，但是其具体职官建置，史籍没有记录。 梁武职官制度，多依宋、齐之旧。《隋书·音乐志》云：“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梁代设鼓吹乐署，并置令、丞。《隋书·音乐志》载：“诸卿，梁初犹依宋、齐，皆无卿名。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而太常视金紫光禄大夫，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史籍还记录了梁代鼓吹职官所配玺印和服饰。《隋书·礼仪志》：“(梁、陈)总章监、鼓吹监，铜印环钮，艾绶，朱服，武冠。”又见《通典·礼典》“嘉礼八”：“梁制，乘舆印玺，并如齐制。……黄门后合舍人、主书、斋帅、监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斋帅，墨绶，兽头鞶。殿中司马，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总章监、鼓吹监，铜印环钮，艾绶。”梁武帝制改革前代鼓吹铙歌制度，制鼓吹十二曲。《隋书·音乐志》载：“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汉曲《朱鹭》改为《木纪谢》，言齐谢梁升也。第二，汉曲《思悲翁》改为《贤首山》，言武帝破魏军于司部，肇王迹也。第三，汉曲《艾如张》改为《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业弥章也。第四，汉曲《上之回》改为《道亡》，言东昏丧道，义师起樊邓也。第五，汉曲《拥离》改为《忱威》，言破加湖元勋也。第六，汉曲《战城南》改为《汉东流》，言义师克鲁山城也。第七，汉曲《巫山高》改为《鹤楼峻》，言平郢城，兵威无敌也。第八，汉曲《上陵》改为《昏言恣淫慝》，言东昏政乱，武帝起义，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吊人也。第九，汉曲《将进酒》改《石首局》，言义师平京城，仍废昏，定大事也。第十，汉曲《有所思》改为《期运集》，言武帝应箓受禅，德盛化远也。十一，汉曲《芳树》改为《于穆》，言大梁阐运，君臣和乐，休祚方远也。十二，汉曲《上邪》改为《惟大梁》，言梁德广运，仁化洽也。”另外，三朝元会梁代在官悬外设鼓吹十二案架，又称“鼓吹熊罴十二案”。鼓吹十二案具有相对固定的音乐组织形式，饰以熊罴之象，案架设在宫悬之外，主要用于元正、朝会礼仪，演奏殿庭宴飨之乐。《文献通考·乐考》“熊罴架”条云：“熊罴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之外，以施殿庭，宴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故也。”鼓吹十二案是梁武帝时期乐悬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鼓吹乐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鼓吹十二案的设立是鼓吹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反映了这一时期鼓吹乐迅速发展的历史状况。鼓吹十二案之乐也由此成为南朝梁、北周以迄唐宋宫廷音乐中最早独立存在的音乐部类之一，隋至唐宋乐部即单列“熊罴部”。 陈初多沿梁代制度。《隋书·百官志》小序云：“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又云：“陈承梁，皆循其制官。”陈武帝永定元年(557)，职官所舆服器物制度多依梁代旧制，天嘉初年改为均依梁武帝天监年间制度。《隋书·礼仪志六》记其鼓吹、鼓吹监所用器服官印云：“(陈代)黄门后合舍人、主书、斋帅、监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朱服，武冠。鼓吹进贤冠，斋帅墨绶，兽头鞶。”据此，梁、陈均设梁吹乐署及相应鼓吹乐官，并对其所用诸器服制度作了明确规定。陈鼓吹士帅副有武冠、绛服。《通典·礼典》“嘉礼八”“君臣服章制度”：“陈因之。……武冠，绛褠，殿前威仪、武贲威仪、散给使、合将、鼓吹士帅副、太子卤簿戟吏所服。”陈代鼓吹杂伎大致取晋、宋之旧，其不同阶层人员在使用鼓吹之制上也有很大差异。《隋书·音乐志》云：“其鼓吹杂伎，取晋、宋之旧，微更附益。旧元会有黄龙变、文鹿、师子之类，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历奏，悉复设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则箫十三人，笳二人，鼓一人。东宫一部，降三人，箫减二人，笳减一人。诸王一部，又降一人，减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复减箫一。”[2]史籍首次明确记录了陈代帝王、王公、将军、都尉、校尉、曹吏、主簿随行“鼓吹一部”之制人数、乐器以及服饰等，这对研究鼓吹乐部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代鼓吹取晋、宋之制，在使用乐人、乐器与前代“微更附益”。从陈代帝王、太子、诸王、庶姓所用鼓吹一部的记录看，陈代上至帝王、诸侯，下至庶民百姓均可使用鼓吹之制，这反映了陈代鼓吹等级制度的淡化，而鼓吹乐出现了平民化发展的倾向。 北魏建国之前所设职官多依汉、晋制度。《魏书·官氏志》云：“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晋朝。”北魏建国前就重视与魏、晋的交往，不断吸纳中原礼乐。《魏书·乐志》：“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可以说，北魏建国前其礼乐制度建设是在与魏、晋的交往中逐渐完成的，尤其是其晋之属国后的政治身份，意味着北魏所用礼仪朝仪甚至建官封爵，会多依晋制，这也是促使其加强礼乐制度建设重要的政治因素。北魏建国，正式脱离与西晋的附属关系，并不断南下攻城略地，广泛掠取北方诸族的礼乐器物。《魏书·乐志》：“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上述事件，均为北魏建国之初的宫廷礼乐制度建设准备了条件。 北魏之初设鼓吹乐署。天兴六年(403)，道武帝下诏鼓吹、太乐、总章诸乐署增修杂伎之事。《魏书·乐志》载：“天兴六年冬，(道武帝)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清代馆臣认为：“魏收《乐志》载：太祖天兴六年，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是三乐并建，与前代相同。”又说：“太和中惟置太乐官，盖当兼领总章、鼓吹也。”[3]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战争纷起、自然灾害、乐器残阙、乐人散失等原因，乐府音乐官署及其职官会出现兼掌并管的现象。因此，馆臣所说太乐官兼掌总章、鼓吹乐事，大致符合当时事实。 北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连年征战，不断获得北方各族的宫廷乐人、乐器，这为北魏的礼乐制度建设提供了基础。北魏随着领土的扩张，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大量四方夷乐歌舞涌入北魏宫廷。但是，由于礼乐之官残阙，乐人不全，无法正其制度。《魏书·乐志》载：“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一系列的礼乐制度改革和重建。孝文帝提倡古雅，采用古礼旧制，在礼乐建设方面，反映了强烈的汉化倾向。太和十一年(512)文明太后下令乐正雅颂，除不典之曲，诸多鼓吹杂乐列为废除之列。《魏书·乐志》载：“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十五年(516)高祖下诏，正定雅俗，其乐官简置。《魏书·乐志》云：“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由上可知，北魏由太乐并鼓吹乐署，兼掌鼓吹诸乐事的时间，应在太和十五年(516)前后。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召太常卿刘芳造作金石之器，并修治雅乐。永平三年(510)，刘芳等人定《文》《武》二舞、登歌及鼓吹诸曲，但是二舞、登歌用新，鼓吹新曲仍依旧制。《魏书·乐志》载：“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北魏是汉魏晋南北朝音乐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北魏建国后不断吞并北方诸族，并攻占了荆襄、楚汉、淮南、东吴之地。在战争之际，北魏统治者大量掠略所灭诸国、诸族的宫廷礼乐之器物及诸类乐人，搜求流落民间的乐工、乐器及百工伎巧。同时，北魏也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时间鼓吹杂曲、诸夷之乐、荆楚之声、江南吴曲等四方歌舞汇集于北魏宫廷。一旦遇到合适的政治、文化环境，诸多音乐品类便会很快崛起。以此来讲，北魏时期的礼乐制度建设，为北齐以及后代鼓吹乐署及相应职官的建立、鼓吹乐类的迅速发展及诸乐部类别的初步形成提供了条件。 北齐神武帝迁都于邺，将北魏洛阳宫廷礼乐之器及大量乐人带入邺都。北齐受东魏禅位，其礼仪之制多遵北魏制度，并在北魏基础上有所完善[4]。北齐置鼓吹令丞，掌百戏、鼓吹乐人，并兼领黄户局，掌供乐人衣服。《隋书·百官志》载：“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有博士……鼓吹(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署令、丞。……鼓吹兼领黄户局丞(掌供乐人衣服)。”另外，北齐尚书省置六尚书及相应属官，其五兵尚书之都兵“掌鼓吹、太乐、杂户等事”。《隋书·百官志》云：“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都兵(掌鼓吹、太乐、杂户等事)。”北齐规定鼓吹令、太乐令品秩为从八品。《通典·职官志》：“从八品：飞骑、隼击将军……大乐、武库诸署令……太仓、典客、骅骝、钩盾、鼓吹、守宫、左右尚方、左藏、太官、掖庭、司染、典农、左右龙、左右牝、冶东西、駞牛、司羊诸署令。”由尚书省都兵，兼掌太乐、鼓吹事，反映了这时期鼓吹管理制度的变化。 北齐制鼓吹二十曲。《隋书·音乐志》载：“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第一，汉《朱鹭》改名《水德谢》，言魏谢齐兴也。第二，汉《思悲翁》改名《出山东》，言神武帝战广阿，创大业，破尔朱兆也。第三，汉《艾如张》改名《战韩陵》，言神武灭四胡，定京洛，远近宾服也。第四，汉《上之回》改名《殄关陇》，言神武遣侯莫陈悦诛贺拔岳，定关、陇，平河外，漠北款，秦中附也。第五，汉《拥离》改名《灭山胡》，言神武屠刘蠡升，高车怀殊俗，蠕蠕来向化也。第六，汉《战城南》改名《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能迁于邺也。第七，汉《巫山高》改名《战芒山》，言神武斩周十万之众，其军将脱身走免也。第八，汉《上陵》改名《擒萧明》，言梁遣兄子贞阳侯来寇彭、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战擒殄，俘馘万计也。第九，汉《将进酒》改名《破侯景》，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复河南也。第十，汉《君马黄》改名《定汝颍》，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擒周大将军王思政于长葛，汝、颍悉平也。第十一，汉《芳树》改名《克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国，获其司徒陆法和，克寿春、合肥、钟离、淮阴，尽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汉《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统缵大业也。第十三，汉《稚子班》改名《圣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构，无思不服也。第十四，汉《圣人出》改名《受魏禅》，言文宣应天顺人也。第十五，汉《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尽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将出征，平殄北荒，灭其国也。第十六，汉《临高台》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无外，梁主《萧绎》来附化也。第十七，汉《远如期》改名《刑罚中》，言孝昭帝举直措枉，狱讼无怨也。第十八，汉《石留行》改名《远夷至》，言时主化沾海外，西夷诸国，遣使朝贡也。第十九，汉《务成》改名《嘉瑞臻》，言时主应期，河清龙见，符瑞总致也。第二十，汉《玄云》改名《成礼乐》，言时主功成化洽，制礼作乐也。古又有《黄雀》、《钓竿》二曲，略而不用。并议定其名，被于鼓吹。”[5]北齐大行傩戏礼仪，由鼓吹令与黄门职官共同完成。《通典·礼志》“军礼三”“时傩”：“北齐制，季冬晦，选人子弟如汉，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帻、皁褠衣，执鼗，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相氏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等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陪列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閤，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北齐鼓吹之乐使用较为普遍，诸王、皇太子、上州刺史、中州以下及诸州镇戍，均给以鼓吹，以器服颜色区分等级。《隋书·音乐志》云：“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这反映了北齐时代鼓吹之乐的迅速发展。 北齐中书省司进御之乐，下设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5]。此类西凉部、龟兹部、清商部类专职职官的设立，反映了相关乐部制度在北齐的发展。这也会影响北齐鼓吹乐部制度的产生。五兵尚书之都兵掌鼓吹、太乐的职能，反映出北齐鼓吹管理制度的变化，也说明鼓吹之乐成为诸州军事出行时重要的卤簿仪仗。从皇帝、皇子、诸王，下及上州、中州及诸州镇戍，均备以鼓吹，鼓角、器用、服饰等，各有等差，反映出北齐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备的鼓吹礼仪制度和管理制度。北齐较完整地继承了北魏洛阳宫廷礼乐之器及乐人，为其鼓吹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北齐帝王对胡戎之伎的喜爱与提倡[7]，也是促进北齐鼓吹乐发展的因素之一。 北周太祖迎(西)魏帝入关，其乐声尽留洛阳。至恭帝元年，攻破荆州，得梁代宫廷之器，始依周代制度建六官，初定郊祀、宗庙、五帝、日月星辰、九州岛、社稷、山川等礼乐之仪，但是未及施用[8]。至周闵帝受禅，在位日短。明帝初革魏氏之乐，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始定北周礼乐之仪。建德二年(573)礼仪初成。《隋书·音乐志》云：“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褅袷，俱用六舞。”又云：“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观。”周武帝依梁制，制鼓吹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宫悬之间，与正乐合奏。《隋书·音乐志》云：“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周宣帝时革前代鼓吹之乐，制为十五曲。《隋书·音乐志》载：“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第一，改汉《朱鹭》为《玄精季》，言魏道陵迟，太祖肇开王业也。第二，改汉《思悲翁》为《征陇西》，言太祖起兵，诛侯莫陈悦，扫清陇右也。第三，改汉《艾如张》为《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关中也。第四，改汉《上之回》为《平窦泰》，言太祖拥兵讨泰，悉擒斩也。第五，改汉《拥离》为《复恒农》，言太祖攻复陕城，关东震肃也。第六，改汉《战城南》为《克沙苑》，言太祖俘斩齐十万众于沙苑，神武脱身至河，单舟走免也。第七，改汉《巫山高》为《战河阴》，言太祖破神武于河上，斩其将高敖曹、莫多娄贷文也。第八，改汉《上陵》为《平汉东》，言太祖命将平随郡安陆，俘馘万计也。第九，改汉《将进酒》为《取巴蜀》，言太祖遣军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汉《有所思》为《拔江陵》，言太祖命将擒萧绎，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汉《芳树》为《受魏禅》，言闵帝受终于魏，君临万国也。第十二，改汉《上邪》为《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统，载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汉《君马黄》为《哲皇出》，言高祖以圣德继天，天下向风也。第十四，改汉《稚子班》为《平东夏》，言高祖亲率六师破齐，擒齐主于青州，一举而定山东也。第十五，改古《圣人出》为《擒明彻》，言陈将吴明彻，侵轶徐部，高祖遣将，尽俘其众也。”宣帝时广召鼓吹、杂伎、增修百戏，宣帝尤其喜爱胡戎之伎，每次出行均有鼓吹相随[9]。《隋书·音乐志》载：“宣帝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尝幸同州，自应门至赤岸，数十里间，鼓乐俱作。祈雨仲山还，令京城士女，于衢巷奏乐以迎之。公私顿敝，以至于亡。”北周郑译受宣武帝宠幸，曾广泛收集各地散乐，这也是促进北周鼓吹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而论，承两汉而下，曹魏武帝统一北方地区，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及帝王之好，为鼓吹乐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期间，隶属于汉代黄门鼓吹所掌的相和歌、清商乐、杂舞曲逐渐从鼓吹乐类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专门的乐署，对相关乐类进行专门的管理。即相和歌、清商乐分属清商乐署管理，杂舞曲为总章乐署管理，鼓吹乐、横吹曲、黄门鼓吹乐主要由黄门职官兼掌。西晋专门设立鼓吹乐署，置令丞职官。西晋前期随着礼仪制度建设的加强，用于卤簿礼仪的鼓吹乐受到重视，鼓吹礼仪建置日渐完备。在此背景下，西晋鼓吹乐署也建立起了较完善的管理机制。西晋之末，礼乐制度趋于瓦解之势。永嘉之后，金石散落、乐工残阙，鼓吹、太乐、总章、清商等乐署及乐官，时而省并，时而分立，时而兼掌，鼓吹诸乐类在此期间的管理、建置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成帝之时，鼓吹监掌太乐，鼓吹一时成为乐之总名，并用于各种礼仪场合的乐类。刘宋时期置鼓吹监令、丞，对鼓吹职官、工员等人的印绶服饰器用，多有明确规定。战争的频发，使得这时期鼓吹给赐制度相比曹魏两晋时期更为严格，鼓吹仪卫制度政治等级性显得更为突出。南齐鼓吹职官多依刘宋制度。梁武帝锐意钟律改制，设鼓吹监令、丞，三朝设鼓吹十二案。陈代鼓吹依陈制度，杂取晋宋。明确记录了陈代鼓吹一部的乐员人数、器用、服饰，以及帝王、太子、诸王、庶姓所用鼓吹之制的等级区分，这为研究隋唐鼓吹乐部的形成提供了参照。 北魏在与魏晋的交往中开始了汉化的礼仪制度建设，军事上不断南下，尽收北方诸族以及中原礼乐器服人物，一时四方歌舞集于宫廷，为其鼓吹制度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其乐官简置，其鼓吹职官、鼓吹仪卫，史籍记录简略。北魏数次宫廷乐议多有中原人物参与，表明其礼乐制度建设一直处于不断汉化的过程。北齐集北魏宫廷礼乐器服制度之大成，为其鼓吹职官制度建设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北齐置鼓吹署令丞，为太常属官。另外，五兵尚书之都兵，又兼掌太乐、鼓吹乐事，这是鼓吹管理制度的一次变革。陈代上至帝王，下及诸州镇戍，各备鼓吹，器用、服饰等各有等差，反映出北齐建立了较完备的鼓吹礼仪制度和管理制度。北周依《周礼》定制度，灭梁获其宫廷礼乐器用。北周鼓吹制度多依梁代，三朝设鼓吹十二案。 原文参考文献： [1]王运熙先生在《说汉代的黄门鼓吹乐》中认为，相和歌与杂舞曲是汉代黄门鼓吹乐的主要成分。参《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晋书·礼仪志》曾记晋大驾卤簿所用鼓吹之礼仪，盖与此不同，说明陈代对前代制度有所改革. [3]清·纪昀等《历代职官表》，第265页. [4]《隋书·音乐志》云：“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百官志》又云：“后齐制官，多循后魏。” [5]《通典·乐典二》：“鼓吹朱鹭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又有《黄雀》、《钓竿》二曲，略而不用。并议定其名，被于鼓吹。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 [6]《隋书·百官中》云：“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 [7]《隋书·音乐志》载：“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 [8]《隋书·音乐志》载：“周太祖迎魏武入关，乐声皆阙。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