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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历史，都有不为人知的过往；每一处遗迹，也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当历史与遗迹相遇、交织，历史则因遗迹愈发显得厚重，遗迹也因历史的厚重而增添了观赏的兴味。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的梅兰芳纪念馆，即是这样的一座名人故居。作为20世纪享誉中外的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起便一直居住于此，直至1961年去世。虽然这座陪伴梅兰芳先生十余年的四合院，占地仅有一千余平米，但绝非只是一个空空的院落。梅兰芳先生及其家人将多年收藏的历史文物、名人书画、戏曲剧本、演出剧照、往来书信、公务文件等十多类珍贵藏品，先后捐献给了国家，现大多保存于梅兰芳纪念馆，据统计多达三万余件。从学术角度而言，这些文物、文献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无疑当属数量达四百余种的戏曲抄本。这批抄本虽然数量上并不算巨丰，但从其珍稀程度上而言，多数为学界稀见的善本，十分珍贵。 这批戏曲抄本文献，是梅兰芳先生书斋缀玉轩所藏戏曲剧本的一部分。梅兰芳将其书斋缀玉轩所藏的剧本全部捐献给国家后，这批戏曲抄本就一直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戏曲资料室中。1983年，梅兰芳生前居住过的四合院被辟为“梅兰芳故居纪念馆”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这批四百余种戏曲抄本文献，连同梅兰芳先生所藏戏曲脸谱等其它文物文献，又重新回到了其主人的故居之中，而缀玉轩所藏的另外一部分戏曲剧本则仍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 戏曲文献专家傅惜华在《缀玉轩藏曲志·序言》（1934年排印本）中，对缀玉轩剧本的来源曾有过较为详尽的介绍： 清季故都梨园世家，以藏钞本戏曲称者，厥为金匮陈氏、怀宁曹氏两家所藏，约计四千余册。乙丑岁，陈嘉樑氏逝于旧京，未几，遗书让归泰县梅浣华、北平程玉霜二氏，其余散出亦皆为公私藏家所收，得以保存，亦云幸矣。浣华剧艺湛深，家学渊源。其先祖慧仙，昔主四喜部时，家中所藏戏曲，即已著称于时，而浣华又得陈氏遗书，邺架复增，蔚然大观。 从现存于梅兰芳纪念馆的这批戏曲抄本来看，的确可以看出其来源之一即是梅兰芳先祖辈的家藏。如清抄本《鳌头凤》，封面题“景和堂 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五日立 鳌头凤 头、二、三、四本”。据此可知，该抄本抄录于1876年，此时的景和堂主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他同时也是当时著名徽班四喜班的班主，而《鳌头凤》正是四喜班创演的连台本戏之一。又如清抄本《水斗、付钵、断桥、合钵》，该抄本封面题“水斗 串 断桥 串 付钵 合钵 余庆堂 欢心家”。余庆堂是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昆曲小生陈金雀的堂号，陈金雀正是傅惜华所说的金匮陈氏，同时也是梅巧玲的岳父。 除此之外，还有大部分抄本主要来源于梅兰芳及其友人，从当时社会上广泛收罗，或购买、或复抄而得。这其中既有清代宫廷昇平署流入社会的戏曲剧本，也有历代戏曲艺人个人手抄的剧本。还有一部分抄本则是梅兰芳为演出个人剧目而专门抄录的，如《霸王别姬》《木兰从军》《黛玉葬花》等。如果集中起来加以推测，当时梅兰芳缀玉轩所藏剧本的规模当有三、四千本之多。 从梅兰芳纪念馆馆藏的这批抄本文献抄录的时间来看，最早的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世家抄本《聚宝盆》，该剧目为清初戏曲作家朱素臣所撰，并无刻本流传，也很少有该剧搬演于舞台上的记载。而此抄本曲文均有点板，并附有详细的作科，足以填补该剧缺乏文本与表演研究资料的缺憾，弥足珍贵。 而这批清抄本所具有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还在于其绝大多数都属于舞台表演本。在这些抄本中，常常会在唱词旁标注工尺、板眼、锣鼓提示，而在相关的曲白处也多附有详细的表演排场、表情、形体动作、穿戴等提示说明，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戏曲表演及其传承发展的不可多得的直接文献资料。除清抄本外，这批抄本中还有一些梅兰芳创演的古装戏、新编戏的剧本，这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梅兰芳在表演创作中详细修改、不断完善的过程与细节。 当我们今天逐一翻检和研究梅兰芳先生所遗留给世人的丰富珍贵文物文献时，除了学术发现的欣喜之外，更多的还有层层累积的由衷敬意，也更加深了对于“大师”这一称谓的理解。集前贤之大成，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同时化身为传统，以启来者，应该是能被尊为“大师”的两个必备要素，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前者，无法言其“大”；若无后者，不能尊为“师”。以梅兰芳先生在戏曲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影响来衡量，“大师”二字当之无愧。而这些存世的文物文献，不仅展现了梅兰芳先生尊重与热爱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初心，也成为其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大师”的又一个注解。  清抄本《蝴蝶梦》曲白间附有详细的舞台动作提示  清抄本《聚宝盆》书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