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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清代京师各种说唱艺术都相当繁荣的发展环境中，子弟书的演唱经历了书斋—书社—节会—书场—瞽人演唱的发展和流变，是一个逐渐兴盛起来，而后又走向衰落的过程。子弟书的演唱在书斋中是八旗子弟的情致，在书社中是他们的修养，在节会中是他们的骄傲，在书场中是他们的尊严。子弟书的演唱是在八旗群体内部和京师市民社会两个领域中展开的。 关 键 词：子弟书/演唱/书社/节会/书场/瞽人 作者简介：尹变英(1975- )，女，山西平定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山西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山西 太原 03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八旗子弟书研究”(10CZW033)。 子弟书是清代一种既以演唱的方式，也以文本的形式盛行于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说唱艺术。子弟书是清代大量繁荣的说唱艺术中的一种，无论是从清代笔记、竹枝词、子弟书的记载来看，还是从刘复、李家瑞等人整理的数量巨大的俗曲留存来看，清代的北京都是一个各种俗曲产生、流行、发展、交流的巨大舞台，甚至是天堂。在这样的氛围中，子弟书的形成与发展都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滋养。子弟书最早的吟唱是与诗词类似的，如顾琳在《书词绪论》中所说的“窗前月下”的自我陶醉。其后从群体内部的文化交流逐渐走进书场，变成了一种营利性的娱乐形式。子弟书的演唱经历了书斋—书社—节会—书场—瞽人演唱的发展，是一个逐渐面向更大的接受群体的过程，而这种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运动的。按照很多资料的记述，子弟书很早就开始在书场中由说书艺人(如石玉昆、郭栋等)人来表演了。所以，子弟书的表演是在八旗子弟内部和书场两个领域展开的，最后也是在书场中合流并走向兴盛的。 一、八旗内部演唱 子弟书的演唱最初在八旗群体内部，是八旗子弟的个人爱好，也是群体的爱好。清代嘉庆二年(1797年)顾琳所著的《书词绪论》是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记述子弟书的专著。在《书词绪论》中李镛和顾琳通过自述，记述了子弟书盛行之时在八旗子弟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八旗子弟极为重要的个人消遣。“近十余年来，无论缙绅先生，乐此不疲；即庸夫俗子，亦喜撮口而效。”顾琳谈到说书在“闲窗默坐，既可陶一己之情”，也在“杯酒言欢，亦可供知音之耳”。顾琳也说自己对子弟书“酷好成癖”，“无寒与暑，吟哦不辍，虽梦寐不能忘，虽非笑不暇顾”。李镛说自己对子弟书“好之不异曩昔，学之亦不异曩昔”，子弟书不仅是用来听的，更是用来自己学唱的。自己喜欢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因回思往日听予之书者，睨笑腹非者，不知几何人；撵看欲逃者，不知几何人；出而哇之者，又不知几何人，而予竟握絃高坐，恬不为怪”[1]。说唱起子弟书来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对子弟书的这种充满了个性的喜爱，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启功曾说：“我亲眼看见我先祖手执曲词本子在那里听唱。”[2]虽然是听，而不是自己唱，但延请艺人至家中来唱，安安静静地谛听，显示的依然是个人的喜好。这种喜爱有雅有俗，是八旗子弟悠缓生活方式的一种代表。 子弟书在八旗群体中的演唱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书社演唱，另一种是节会上的演唱。书社中的演唱是非常雅致的，也显示了八旗子弟对子弟书的热爱：“既入书社，则当耳闻目睹者书也，口谈者、手比者无非书也口，必如此庶不愧为社中人”。顾琳在《书词绪论》中认为子弟书书社与诗社、文社是一样的：“社者，以文会友之意也。古者有文社，有诗社，有灯社，以为考证得失，亦如春秋社之赛神饮酒之义。书虽小技，亦不妨立社”。书社中的演唱是以文会友，起到提升子弟书的品位和提升演唱者品位的作用。顾琳特别强调了子弟书演唱的非功利性：“其一立社不过借说书一节，以联朋友之情，并非专以说书为事。设择日订期，少长咸集，呶呶成阵，与梨园子弟排戏何异！彼排戏者，原为习熟此道，以图射利。请问吾辈终日较演，其意何居？”社中演书是以“通朋友之情”为目的，要区别于梨园子弟以射利为目的的排戏。书社演唱不仅不求利，还自己出资来维持社中的活动：“同人各解杖头若干，凑交社长，以为壶酒盘蔬之费”。社中开展子弟书的演唱也是一种自由的氛围：“喜说者说之，不喜说者听之。其说者之工妙与否，不许讥评。”陶情的目的很明显，讲求的是一种由子弟书带来的生活品位。在书社之中，子弟书的演唱成为一种交流，但还是有极大的自主性，所以没有任何的约束。《书词绪论·附书社引》更是将八旗子弟聚社吟咏子弟书悠闲雅致的生活表现了出来： “我有逸趣，非为管弦，用修静室，以为盘植。或日或月，不必拘牵。并无罚约，总以悠闲。至则欢笑，煮茗为宴。或吟数句，或吟一篇。不雕不斫，不巧不纤。不来者不招，勿令攒眉而出；来之者不拒，任其倾耳相参。若以为击攘而鼓太平，庶乎得耳。倘以为讴歌而变风俗，则岂其然。”[1] 这种演唱与个人演唱相近，较为追求雅致，显示了子弟书在旗人精神世界中的作用。同时，子弟书在八旗群体中的演唱还从陶情向娱乐的方向发展。《子弟谱》写出了这种情形： “想当初唱曲原为自消遣，岂望他年人羡慕。又谁说某人曲儿某人书，玩票声名传各处。 但遇见亲友们游春玩景诞辰佳节公会贺喜嫁女与娶妇，辗转相邀交情相靠也难支吾，少不得把官差私事我全耽误。”[3] 八旗子弟中的演唱者被邀请至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进行表演。子弟书成了旗人各种节会中必不可少的节目，其兴盛的程度可想而知。这里谈到的公开表演，还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玩票。何海鸣《韩小窗之鼓词》引唐小圃信函中所讲述的子弟书演出形成“把儿”这样专门的团体的情形： 闻京中前辈云，京中旗人于升平之世，富家子弟，多有习高腔及八角鼓者。八角鼓因有八棱以象八旗，故喜用之。凡所演之大鼓、岔曲、快书等脚本，均为子弟书。子弟者，八旗子弟也，各有其所组织之团体，每一团体谓之一把儿。成立此团体，谓之拴栊子。(鸣按：尝见八角鼓戏班子出入人家，恒担一圆黑漆之篾箱，置乐器及各用具其中。所谓拴栊子者，或即指此一担箱栊也。)团体之长，谓之把儿头，以最富之子弟充之。凡一切器乐及演习费，悉由把头担任。团体中之角色，如贫穷衣履不齐者，把头并为之购置衣履，以壮观瞻。管领其部，略如现在演剧之班主。京中人家有喜庆事，欲延其来家奏曲者，须下帖聘请。帖上书：“子弟老师”届期前往。不取分文，分午局及午局带晚二种。于上场之前，须主人亲身请安，请其上场。主人若备有酒席，则诸演员有优先权。未享演员前，不得享其他亲友。且各把不同，尚有不受主人之享，虽茶水亦由自己备者。清高如此，宜其应博得主人之敬礼也。同光以后，渐有以八角鼓为营业者。大半皆由什布闲改组。每唱一日，索价若干。喜庆之家，多愿招之，以避敬礼之烦。现在之徐狗子，当年即属于此类者。自营业之八角鼓出，子弟之八角鼓愈以子弟二字表示其不取分文之清高。于是子弟二字，在京中遂成不收费之代名词。与近世所用之名誉及义务相等。入民国以来，八旗子弟，穷困不堪，加入营业之八角鼓以图糊口者颇不乏人，于是子弟扫地矣。所谓子弟书，即以前各把中通文墨者所编。代有编者，并非一人手笔[4]。 所谓《票把儿上台》中的“把儿”即是此意。子弟书的演唱者由个人演变为群体，且演唱的不仅有子弟书，还在八角鼓的各种技艺中混合出现。可见子弟书已经成为一种公开演出形式。这种由八旗子弟组成的演出团体，最初为名誉而唱，特别在意邀请者对他们的尊重，要称“子弟老师”，非常清高。之后，这种团体也渐渐开始营利，与初期子弟书的演唱性质有了很大的区别。按照何海鸣的记述，这种包括子弟书演唱在内的八角鼓“把儿”到民国初期还有，不过营利的性质更为明显。这是子弟书在八旗子弟中演唱领域的发展状况。从顾琳的记述来看，书斋、书社中的子弟书的演唱在乾隆、嘉庆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了。按照何海鸣的记述，子弟书附着于八角鼓中出入于延请之家演出，是清朝晚期的事情，当在道光、光绪年间。 二、书场兴盛 子弟书演唱的兴盛使其终于走进了书场。清代的各种竹枝词和笔记中记录了清代京师各种说唱艺术在书场中演出的繁荣情形。这为子弟书走进书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京都竹枝词》、杨米人《都门竹枝词》、得顾亭《草珠一串》、杨静亭《都门杂咏》、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吾庐孺《京华慷慨竹枝词》中都有关于各种俗曲的记述。“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5]京师本就是文化中心，不仅是正统文学的中心，也是各种通俗文学的中心。京师一地，人文昌盛，各种艺术门类争奇斗妍，至于繁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录了这种综合性的繁荣： 京师戏剧，风尚不同。咸丰以前，最重昆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旧俗也。咸丰以后，专重二簧，近则并重秦腔。秦腔者，即俗所谓梆子腔也。内城无戏园，外城乃有。盖恐八旗兵丁习于逸乐也。戏剧之外，又有托偶(读作吼)、影戏、八角鼓、什不闲、子弟书、杂耍把式、像声、大鼓、评书之类。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台宫戏。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6]。 这些记述展现了京师说唱艺术极其繁盛。在这样的氛围中子弟书走进书场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子弟书的演唱者有两种人，一种是玩票的八旗千弟，另一种是专门的说书人。《隋缘乐》记录道：“场上说明朝准演《聊斋》段，真是子弟全都不要只要车钱。”说明八旗子弟也到书场中演出，且不以营利为目的。《隋缘乐》中记述的表演环境都很差，“砖瓦房椽都不全”，但八旗子弟还是非常卖力，观众也非常高兴： 满园中众人呆呆声息不动，一个个如聋似哑犯了陈痰。见一人相貌清奇衣冠时样，有那些讨脸之人都举手抱拳。也有那赶着请安连声的问好，睄着想借些仙气趁势趋炎。这子弟慢坐台心摩掌半晌，方泠泠然如琴似瑟的定丝弦。说几句俗白不过是凑趣，都是那匪言鄙语巷论街谈。招的那满园之人齐声大笑，都说司先生珠玑满腹名不虚传[7]。 八旗子弟到书场中演唱，依然保持了派头，显示了独特性，但演唱的内容已经相当俗化了，娱乐性已经成为主要的特点。 书场中子弟书的演唱者主要是专门的艺人。《评昆论》中描写道：“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7]记录了当时喜爱听书的人们对石玉昆的追捧，也表明了这类艺术在接受群体中的热度。《郭栋儿》写道：“最可笑在座听书的多少位，静悄悄鸦雀无声咳嗽也无。”[7]《评昆论》《郭栋儿》《随缘乐》都是讽刺意味非常浓的子弟书。这些子弟书一方面写出了子弟书在书场中兴盛的情形，同时表达的是对表演者技艺的嘲讽和对人们居然如此热衷的不解。这同时也说明，子弟书在书场中的兴盛已经达到了让人费解的程度。而推动这种兴盛的表演者是石玉坤、郭栋儿这些人。黄叙伦在《从“通俗文学”谈到“百本张的子弟书”》中描述道：“据说子弟书分东西韵，东韵书是东城瞽者曹月峰创，所以名为东韵。西韵书是瞽者孟某，独起炉灶，再建新声，称为西孟韵。还有石韵，是石玉昆所遗留的绝响。三人都是乾隆时成名的人，到光绪时代，东西韵，石韵至门瞎尔中(即常至各府邸世家说书者)，范万龄，小彭尔，祥庆云等，皆能之。到他们死后，东西韵便没有人能说了。石韵书杂牌子曲中，还有用者。”[8]这种说法称子弟书的东西韵都是由瞽人所创，也提到了石玉昆，且认为子弟书兴盛的时间是乾隆时期，到光绪年间就逐渐消歇了。关于石玉昆，张次溪在《随笔散记：嘉咸间以说子弟书著名之石玉昆》中说：“石玉昆本京旗人，以说子弟书著名。在清嘉庆咸丰间为一般文人学士大老贵官所欢迎。其说书之地在西直门外正对城瓮之楼。此楼人呼曰迎门卫茶社”[9]。石玉昆是嘉庆咸丰时期的人，因此子弟书在书场兴盛的时间是嘉庆、咸丰时期。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中还提到了唱子弟书者：“唱这子弟书最有名的是郭栋儿(即醉郭，陶然亭有墓)，石玉昆(称石先生，以巧腔著)，水浒王(善于带腔转调)，王庆文(亦称王先生)等人(北平图书馆本所有诸人已在后)。”[10]李家瑞提到的几个人，子弟书文本中有标记，而郭栋儿、石玉昆子弟书文本中就有记述，所以比较可信，同时还提到了两位王先生。刘光民《古代说唱辨体析篇》记有：“唱子弟书的著名艺人，乾隆时有长于东城调的赵先生，道光、咸丰年间石玉昆以擅唱西韵而名噪京师，同治、光绪时则有王庆年、郭栋儿等人。”[11]称石玉昆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比张次溪的说法晚；称郭栋儿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人，更晚出，于是将子弟书在书场中的兴盛推后了一些。综上所述材料分析，子弟书在书场中的兴盛从乾隆时期就有，历经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初年。 三、瞽人技艺 经历了书场中的流行，因为更受人们喜爱的大鼓书在书场中的大力兴盛，子弟书的演唱最终退出书场，而成了瞽人们赖以为生的技艺。瞽人中，有专门的艺人。震均《天咫偶闻》谈到子弟书时说：“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远、赵德璧之属，声价极昂，今已顿绝。”[12]演唱子弟书的瞽人也曾声价极高。但震均在《天咫偶闻》结尾的叙中说此书的完成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他所说的“昔日”“今已顿绝”说明子弟书发生的时间久远，在光绪末年已经消失了。至少说明，到此时，子弟书已经从书场中退出了，变成了一般瞽人们的街巷技艺。启功在《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中记述：“我在十岁以前，所见‘杂耍’场中已经没有子弟书的位置了，只有家里常来的两位老盲艺人能唱。这种盲艺人，称为‘门先儿’，即是做门客的先生。”[2]说明这些演唱者还有“门客”的位置。《弦杖图》中写到的瞽人就非常凄凉了： 百里辞家入帝都，风流乞丐走江湖。朝夕冷暖三弦伴，道路崎岖一杖扶。高歌南北名公曲，雅韵东西子弟书。谒华堂布衣也作朱门客，一生托戴贵人福。 老盲艺人“最可怜自幼失明双目瞽，无缘难念圣贤书”，因此学弹唱，卖艺为生。他们日常出行艰难，演出的环境也是嘈杂凌乱的： 好容易逛到黄昏得了个买卖，小院中一条板凳一把茶壶。房檐下蚊聚如雷乱叮乱咬，脑门上蝇飞成阵难赶难逐。满耳中男女嘈杂又说又笑，两旁边儿童吵闹行嚷行哭[7]。 哪有人真心听，真心欣赏。对照瞽人们经年累月的苦练，更觉心酸。这类走街串巷的瞽人的演唱延续的时间最久。肖文澄《子弟书约选日记》，约选的目的是在天津的报刊上登载，同时令抄录副本，用来教导盲生。天津图书馆藏有“盲生词曲传习所”印章的子弟书[13]。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中援引一例说子弟书的流变情况，民国九年(1920年)《北京指南》中提道：“弦子书者，依书说之，辅以三弦，或一人说书，一人弹弦，或一人且说且弹。所说之书，亦为古今轶事，除大道两旁外，城外之关厢，时或有之，城内则不多见。可知这弦子书在十年前已成了‘失而求诸野’的程度了”[10]。萧文澄《子弟书约选日记》中专门选了可供盲生学习的子弟书，说明20年代初期，子弟书还是瞽人们的一种演唱曲种[14]。据何海鸣《韩小窗之鼓词》记述：他在京宅院落中夏夜乘凉之际，“忽闻小巷中三弦声至幽细，审为卖歌者所奏。呼僮唤之入，乃一瞽者。自称冯姓，问何所能。云善歌子弟书”[4]，这篇文章发表于1926年，说明当时还有人会唱子弟书，唱的是很经典的子弟书《露泪缘》和《千金全德》。瞽人演唱，其受众就很有限了，他们往往是走街串巷入户演唱的，影响已经很小。 八旗子弟创造了子弟书，他们极其钟爱他们的子弟书。子弟书的演唱在书斋中是八旗子弟的情致，在书社中是他们的修养，在节会中是他们的骄傲，在书场中是他们的尊严。子弟书的演唱越来越兴盛，其娱乐性也逐渐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其营利性。子弟书不仅仅属于八旗群体，进入书场，更属于艺人们，也成为瞽人们的谋生技艺。子弟书的演唱使京畿地区的人们对于这种形式越来越喜爱和接受。子弟书的兴盛是八旗子弟构建自己文化圈子和拓展自己文化影响力的一种努力和成功。 原文参考文献： [1]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18-821，829-830. [2]启功.启功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9：313，312. [3]子弟谱[Z].国家图书馆藏. [4]何海鸣.韩小窗之鼓词[J].民众文学，1926(1)：8-10. [5]杨米人.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5. [6]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94. [7]黄仕忠，李芳，关瑾华.子弟书全集：第八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375，3369，3372，3037-3040. [8]黄叙伦.从“通俗文学”谈到“百本张的子弟书”[J].三六九画报，1941(18)：11. [9]张次溪.随笔散记：嘉咸间以说子弟书著名之石玉昆[J].实报半月刊，1936(6)：43. [10]李家瑞.北平俗曲略[M].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9. [11]刘光民.古代说唱辨体析篇[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30. [12](清)震钧.天咫偶闻[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75. [13]黄仕忠，李芳，关瑾华.新编子弟书总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