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国际外交活动的普遍组成要素。尽管学者们已经开始在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内，就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与表演相关的文化交流进行探索，但现有的研究却仅仅涉及戏剧和电影，而非舞蹈。总体而言，舞蹈在中国和汉语语系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索，与亚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比较来看更是如此。然而，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舞蹈同样是在跨文化领域内建立，成为协商跨国关系和愿景的重要媒介之一。因此，舞蹈无疑为理解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奠定了有利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舞蹈外交以万隆精神为基础，强调平等互助，采用了基于相互学习而非自我表现的互动结构。可以说，通过与印度（1953—1957）、印度尼西亚（1954—1958）、缅甸（1955—1961）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国的外交人员逐渐建立并完善了以向邻国学习作为主要目的的舞蹈外交方法。自1954年起，印尼代表团便着眼于训练中国舞者除却中国之外的亚洲表演风格，且将舞蹈作为实现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1962年1月，该团体组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歌舞团一一“东方歌舞团”，该团能够说明中国在亚洲改变其国际系并形成自我身份这一关键时期的文化外交。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由中国舞者在中国及亚洲各国举办的外交活动中演绎的外国舞蹈，既是国际交流的工具，也是国际交流的产物。为了学习外国舞蹈风格，中国的艺术家们往往直接接受外国老师的指导，并且通过相互交流，使自身成为外交接触的一种表现。而由中国艺术家们演绎的其他外国舞蹈作品，则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学习：如当外国团体在中国演出时，让中国舞者随其在国内进行巡演；或当中国演员在海外访演时，安排他们接受当地艺术家的密集训练。总而言之，这些中国舞者均须经过相同的培训过程，即将中国的身体交付外国老师进行指导。这种训练实践甚至比表演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成为万隆精神通过人体运动实现合作与尊重的主要体现。舞者自身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国家的奉献精神，这些理想包括共同努力珍视不同的亚洲文化传统以及相互之间的学习。 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通过1954至1955年与印度的两次表演艺术交流，首次发展并应用了独特的万隆时代舞蹈外交方法。1954年12月6日，一支由67人组成的文化代表团从中国抵达印度新德里。奔赴印度的舞蹈演员们除却表演本国艺术，也更是为了学习印度舞蹈。1955年夏，印度向中国派遣的代表团于5月31日抵达，8月8日离开。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上海演出的现存节目单上记载的《快乐舞》，由8位中国舞者在克里希纳·库蒂指导下表演的。其中的一名中国舞者崔美善，日后也成为东方歌舞团的创始成员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代表团在中国进行访问演出时，中国舞者继续跟随外国老师学习不同国家的舞蹈风格。 1957年秋，国内顶尖的专业舞蹈学院即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东方音乐舞蹈班”，加大了对万隆舞蹈外交的投入。同年9月，四名巴厘音乐舞蹈专家从印尼来到中国，担任了这门课程的首批教师。1957年11月，东方班正式开课，共招收到17名学生学习音乐和舞蹈。与以往不同的是，教授中国舞者成为此次外国专家来访的主要目的。 中国万隆时代舞蹈外交的最后阶段是在1960至1961年间。这一阶段涉及缅甸，1962年东方歌舞团的成立，开启了这一模式的制度化进程。在1960年夏天，一名缅甸舞者来到北京继续教授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17名已经毕业的学员。当时，这17名学员已全部划归到同样位于北京的中央歌舞团。1960 年夏末秋初，当两个缅甸表演艺术代表团（共222人）访问中国时，中国文化部随即邀请到缅甸舞蹈专家杜钦纽（DawKhin Nyunt）前往中央歌舞团为东方班的学员们教授缅甸舞路。 1960年底，中方向缅甸派出了多达246人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可以说，中国万隆时代舞蹈外交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便发生在这次访问期间。此次代表团的部分成员，正是杜钦纽在北京指导过的东方班学员。也正是他们表演的缅甸舞蹈，使缅方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在这次访问中，不仅东方班学员们表演的缅甸舞蹈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由他们表演的其他亚洲国家舞蹈同样引发了正面的反响。 中国舞蹈家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演绎的外国舞蹈作品，可以被解读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尽力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盟关系的生动写照。中国在1953至1955年间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初次交流，为获得能够参加1955年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的支持做出了努力。尽管无法评估舞蹈外交在这一时期对地缘政治产生的确切影响，但思考在这些交流访问中做出的艺术选择如何传达特定的文化信息并产生情感联系同样非常重要。随着万隆时代舞蹈外交的开展，中国舞台上呈现的其他亚洲国家的舞路形式有了巨大的变化。坚持让中国舞者学演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舞蹈，特别是在非西方国家间相互学习和表演，可以展现对彼此文化的尊重。 “东方歌舞团”中的“东方”一词是将东方作为文化和历史空间的积极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和历史认同是政治联盟的必要基础。通过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并呼吁对外国舞蹈风格进行严谨且置于相应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东方歌舞团及其活动塑造了一种新的跨文化交流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万隆运动这一特定背景下，提供了将民族扮演作为表达尊重和文化理解的媒介的可能性。舞蹈交流项目的参与者在学习外国舞蹈风格之初就被要求重视其原真性。换句话说，他们要认真学习，要尽全力做到真正掌握另一种舞蹈风格，而不仅仅只是模仿。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艺术方式，学演结合这一做法不仅感动了观众，也让舞者自身为之动容。如果说舞蹈外交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便是由于这原因。 （作者单位：魏美玲，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刁淋（译者），北京舞蹈学院。原题《“表演”万隆：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舞蹈外交（1953—1962）》,《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