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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作品作为一种艺术文本，是产生文化意义的符号活动，同时也是我们阐释文化记忆的媒介，文化符号在艺术文本中的运用至关重要。在舞蹈创作中，有关“丝路”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敦煌舞”“飞天”“莫高窟”等文化符号在《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经典作品中都有很好的呈现；而以“茶马古道”为题材的作品却屈指可数，特别是大型舞台创作（以下简称“大型舞作”）方面，仅有舞蹈诗《茶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汉》《茶马古道——古道留痕》，舞剧《茶马古道间的铃声》《茶马古道》，旅游歌舞《茶马古道》和《印象·丽江》的部分篇章等，而且部分舞蹈作品因为对于茶马古道的文化符号挖掘不深、认识不够，从而在舞蹈创作中对茶马古道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体现不足。 “茶马古道”一词最早出自199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在中华文明这个大符号圈中，茶马古道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茶马古道文化符号可以简要概括为以“茶”“马”“道”“市”“人”为主，包含与生产生活相关方面的大型文化符号集，其间的符号与符号之间是相互交织、共生互融的关系。文本是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大型舞作被视为一种文本，在文化符号到符号圈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梳理“茶马古道”题材的大型舞作中，文化符号在这一艺术文本中的运用值得关注。 舞剧《茶马古道》（马东风/2020）选取了茶马古道川藏段“背夫”这一文化符号为全剧的核心，“背夫”手握一根细小的打杵杖、背着庞大沉重的茶包，他们短小精悍、坚韧不屈的身体与背上的茶包形成对比，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种像似符号给观众带来一种深刻的视觉印象。背夫们在“洗脚舞”“铺盖舞”等舞段中所表现出来的诙谐幽默、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在崎岖艰难的古道上行走的舞蹈动态形成对比，此时背夫这一文化符号传递出了茶马古道四川段独有的人文气息。在国难当头时，背夫们用无数沉重的脚印，走出了一条史上最艰难的茶马古道，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他们统一重复着单脚抬起与杵杖同时跺地、甩动手臂、弯腰喘气叹息的舞蹈形态，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响声直击人心，高潮迭起，背夫这一文化符号更是隐喻了中华民族勇敢乐观、坚韧不屈的精神品质。 舞剧《茶马古道间的铃声》（李进/2013）在序《铃命天授》用一段很有民族特色的东巴舞来展现，1位东巴大祭师和6位东巴各持不一样的法器：牦牛尾、长刀、法杖、经书、板铃等，以圆圈的运动轨迹祈福祷告，其步伐在牦牛舞、祈福舞的基础上作了夸张放大，使得保留民间舞蹈形态的同时又有舞台化的表演。两位男主角围绕着“铜铃”这一文化符号进行舞蹈，所有的矛盾冲突也因为“铜铃”而展开，“铜铃”不仅寓意着茶马古道马帮文化的统领地位，还寓意着文化的代际相传，这一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对于整部舞剧的氛围营造、文化基调的定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剧中对于马的拟人化表演令人印象深刻。男子群舞以跳步、后踢腿、跪地、转圈等动作展现了云南境内茶马古道的骡马特色，云南历来就有这样的老话：“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骡子擅长穿行于横断山脉崎岖不平的山路，因而在设计“马”的动作时，编导突破了动作语言的惯性，没有沿用蒙古族的马步动作，而是选择了氐羌民族舞蹈注重下肢跳步的风格，完成了“马”这一文化符号从表意感知到经验理解再到抽象理解的过程。 《茶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汉》（唐镛/2013）在表现马帮汉子与马的形象时，选择的是单一的动作元素，演员四肢着地“一顺边”前进意为“马”的文化符号，其他演员在旁边跟着彪悍前行意为“赶马人”的文化符号，这种动作符号机械化地重复，缺乏“抽象理解”的解释。编导将多元的民族舞蹈符号进行“再生产”，重组、解构出新的动作元素进行新的艺术表达；旅游歌舞《茶马古道》将各民族舞蹈如风情画卷般一一呈现于舞台……这些处理方式都没有达到文化符号“抽象理解”的高级层面。笔者认为，对于文化符号的抽象理解一定要落实到“人”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的“精神”上，“文化符号一经形成，首先标志着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文化符号是文化精神的表征。一种文化现象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标志性的特征，说明它所代表的事物、人物、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被人们普遍认同，从而产生群体的一致性。”在大型舞作中，我们通过把文化的创造性、先进性、特殊性，转化为符号的形式，最终得以将精神文化用符号来表达，从而保存、理解、传播和发展。 大型驻场民族风情秀《茶马古道》（刘翠/2018）在展现茶马古道少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发挥了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优势，将缅甸舞、印度舞、斯里兰卡舞、埃及舞等融入剧情发展中，体现了茶马古道文化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特点。虽然不同民族舞蹈展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例如布朗族的祭茶舞、拉祜族的芦笙舞、傣族的沐浴舞、佤族的木鼓舞等，但是这种组舞风情秀的方式，只将舞蹈符号停留在“表意感知—经验理解”的层面，欠缺更深层的文化内涵表达。 同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所折射的意义会出现不同，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误用文化符号，则会显得“不合时宜”。不同的文化群体对符号有不同的理解，符号的任意性与受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和其他因素有关。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化符号的运用要准确，要符合特定的文化语境。简言之，符号意义的产生取决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叙事、象征结构，这将对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减少符号意义的偏离程度，有必要根据期望生成的意义在目标语境中的逻辑、象征结构做适当的调整。一旦文化符号“不合时宜”地误用到其他文化语境中，就会削弱文本的“真实性”，同时在文本的信息传播、储存中也会造成“以讹传讹”的误读。 在以“茶马古道”为题材的大型舞作中，通过对茶马古道“马”“人”“道”等文化符号的运用，大部分作品都体现出了马帮文化中冒险进取、团结合作的精神。目前除了舞剧《茶马古道》将这一精神有所体现外，其他艺术创作对于这一精神品质的彰显还有待于挖掘。除此之外，以“茶马古道”为题材的大型舞作还通过对多元的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例如打歌“联袂踏歌”的圈舞形式体现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汉族采茶、制茶、运茶与藏族打酥油茶、煮大锅茶、喝茶舞等文化符号体现“汉藏一家亲”等民族和谐的精神。还有一些作品分别通过“马锅头”“背夫”“玉石”等文化符号的“传承”，象征着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传承精神，这种传承的精神源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永不停歇的历史，源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和谐。 由于“茶马古道”学术发现的时间较晚，目前艺术学界对于茶马古道的研究是缺位的，其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的状态，所以更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文化符号，进一步解读文化符号的意义。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线，抑或是一个商贸活动的场所，它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意义——浓缩了中国西部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蕴含了马帮文化的传奇历史和精神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也体现了国际间区域性合作的意义和价值。茶马古道文化蕴含了众多文化符号，不是一个维度、一个视角所能囊括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和介入，特别在强调文化建设的当下，艺术界（尤其是舞蹈界）需要结合多学科的文化视角对其投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作者单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原题《文化符号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以“茶马古道”题材大型舞作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