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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画者身份与社会地位辨析(2)


    而关于“巫”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司马迁曾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史记·龟册列传》中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矣。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盆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盆,断以曹龟,不易之道也。”
    正如童恩正得出的结论那样,“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撅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4]列维·斯特劳斯也曾提到过在原始部落中,画家、雕塑家等艺术家具有类似于巫师的崇高地位。[6]
    刘泽华先生《先秦士人与社会》里就统计有“巧士”、“伎士”、“技艺之士”等,都是能于技艺之人。现代考古中发现的各地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人像、猪、鸟、虎、鱼等小型石雕刻品,以及文化建筑遗址等都说明是巫的时代由巫图画出来的图案,融入了他们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的审美。
    从材料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画者多是朝廷、官府人员。《周礼》载:“冬宫设色之工,画绩钟筐。”“春宫司常掌九旗之物。”“冬宫梓人掌五彩之侯。”
    《周礼·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还说,“知者创物,巧者述而守之,世谓百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注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车服器械间百工者。”从这里可以看出,首先,百工是属于司空属下之职位,这说明早期画家身份并不尽如当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是低贱的;其次,“知者创物”、圣人“作”而百工“述而守之”,也就是说,将思想情感等观念以形象呈现出来的工作非圣人、知者而不能为,而这恰恰就是艺术的创造性所在,足以看出“圣人”、“知者”一直是与艺术创作相伴的。
    另外,《庄子·田子方》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史”为古史官,也是“巫”的一种。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之说,中国传统文化首重史学,“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中国文化甚至被径称为“史官文化”,所以,画家被称为“画史”,可见在先秦时期其地位之尊重。
    2.绘画是神圣的事情
    在历代画论中,绘画一直被很普遍地认为是神圣的事情。南朝宋之王微,赞同颜光禄的观点认为:“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陆机也有“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看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在张彦远看来,绘画“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是“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是一种神圣而又须“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必须要学养方能成就的一门艺术。
    据刘泽华先生的研究,“岩穴之士”是“隐士”的一种,另外有“高士”、“闲居之士”,“居士”“处士”等,“这些人并非绝对远离尘世,不问世态炎凉,其中有些人还颇为关心社会、时政”,是典型的志于道的士大夫。[7]
    不同的历史时期,“士”始终在参与着绘画,只是时代的限制下,在绘画自身成熟的过程中,使目前能看到的东汉前的画作以其特有的载体和形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的确是出现在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更多地从事文学艺术确实与东汉中期以后的风气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东汉前画者就是工匠,或从东汉开始才有士夫文人参与到绘画中来。从上文所引材料来说,本文不认为东汉以前“士”没有参加到绘画中来,恰恰相反,蕴含思想、表达理念的绘画图案一直都是“士”的分内之事,无论是原始艺术中各类图案,或是三代时候钟鼎彝尊上各种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理性的思考,周密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秩序,是体道至深的思想的呈现。若非有智慧有思想、能见文而明道者,决不能有这些图案的产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