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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碑帖鉴定大家、诗人、学者。
    张伯英之所以自小就对碑帖产生兴趣,与其家风有关。张伯英父辈即喜欢碑帖,并时常收购有珍贵的版本。张伯英在《帖平·平远山房法帖》记述:“予十二岁(当为一八八二年),先君归自汴(河南开封),行笈中册页一开是潘曾莹、张之万题松雪(赵孟頫)汲黯传者,不知何以散出。张跋有‘吾乡李氏平远山房石刻’云云。”
    《萧憺碑·萧秀碑阴》是张伯英十八岁时的收藏,乃是以五银饼购于碑铺当中:“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先府君携予同族兄维周、族侄慈阴应江宁省试。试竣,偕兄、侄游状元境,于碑铺中见此,爱不忍释,需银五饼,与兄、侄各假其一乃收之。先府君笑曰:“汝嗜此无用物,乃累及同游乎?”往事如在目前,予今已六十(己丑年十九,是冬娶妇)。”
    在担任公职期间,张伯英留意搜集大量碑帖善本,为以后的碑帖考证和研究积累了实物基础。此时,为了挽救善本不至流失,他不惜重金,竭尽全力搜罗大量珍贵碑刻拓本。如后来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保存的《牛耕图》和《纺织图》,是现存极为稀少的能够反映汉代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实物图像资料。
    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张伯英当年购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及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自唐之后,片纸只字无存,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这件《此事帖》是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
    《十七帖》更是宝中之宝。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历来推《兰亭序》《集字圣教序》和《十七帖》。《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且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伯思都把《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张伯英慧眼识宝,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此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跋语上方大书一个“敕”字,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
    启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亦深有见地。
    张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后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手稿,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手稿结集,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
    1926年5月27日,张伯英一家搬进了什刹海畔的“东涯老屋”,因其位置在银锭桥之西,又有“桥西草堂”的别名,即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新门牌29号),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启功在《张伯英书法集》的序言中就说:“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主要目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而不是据为己有。他一贯看重碑帖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对于或独有书法价值、或独有文献价值的碑帖往往予以收藏,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收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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