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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辨伪


    
    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 拓本
    “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虽系一方赝砚,然其至晚亦系清中期旧物,又曾经丁立诚著录并李辅耀收藏及与温州之渊源关系,自当不失为一方名砚也。
    温州博物馆藏有“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馆藏号2158/1。1989年第一期《文物天地》上有专文介绍此砚。其规格18×11×9cm,系抄手淌池门字砚式,墨堂长方形,墨池中间微凹,覆手雕成36根参差不齐的星柱,顶端露石眼。砚体有缺口,有铭文。砚前眉篆铭:“体端厚兮天化成,罗星宿兮焕文明,赞机要兮(下缺)”,钤印“绍兴宸翰”及“永□”(有缺文),是谓高宗书,铭文与砚体多石眼星柱相符。
    传承有“序”——此端砚流传情况
    清后期,此砚曾经李辅耀收藏,收藏此砚时屡作砚铭拓本赠人,根据跋文及其他材料,大致可以了解此砚的流传情况。清初赵氏小山堂是此砚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藏家,赵氏之前无可考。“小山堂”藏书楼主人即赵昱(1689—1747)、赵信(1701—?)兄弟。二人均精于校勘,每得一异本,必抄存并为之跋。好友全祖望谓其“浙中藏书之富,必以仁和赵征君谷林为最”。
    又丁立诚《小槐簃文存》著录此砚。丁立诚(1850—1912),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祖上有藏书楼名“八千卷楼”,其于藏书楼处另辟“小槐簃”,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庚辛之劫”即咸丰十年庚申和次年辛酉太平军两度攻占杭州,砚遂经兵燹失去。光绪五年,“鹤轩督兵士开濬南湖,锄地得之,已碎为二”,自赵氏后130来年,此砚又出,然砚已碎为二段矣。其时李辅耀刚好在杭嘉湖道台任上,自己诗书画印又无所不精,遇此“人瑞遗珍”,怎不心动?果然于光绪二十二年于“韩鹤轩守戎者”手中收得此砚庋藏,视同异珍,甚至更其斋名曰“宋砚斋”。李辅耀于光绪三十三年奉调任温州盐厘金局监理,虽任期很短,但有这一层关系在,而王十朋又是温州人,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温州文管部门遂能从其后人手中征得此砚入馆庋藏。
    盗亦有“道”——从端砚铭文辨伪
    是砚作抄手式,亦宋砚旧形制,根据上面所列材料来看此砚亦算流传有绪。然而却不得不说一句煞风景的话,此乃一方赝砚。
    此砚最大的问题出在铭文上。其行文虽亦颇合表章格式,然“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二十有七年矣”一句却大谬。“绍兴丁丑”即绍兴二十七年(1157)。公元1127年,金兵虏宋徽、钦二帝北去,张邦昌放弃傀儡政权,引高宗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年号“建炎”。至公元1131年正月遂改元“绍兴”。“绍兴”已是高宗的第2个年号。建炎共有4年,至绍兴二十七年,高宗在位已31年矣,何来“皇上御极二十有七年”之说?
    铭文首句“绍兴丁丑三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据明正统五年校刻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即正统本)卷二赐第诗题为“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又雍正六年重刊本《宋王忠文公集》(即雍正本)第三十五卷赐第诗题及目录也均为“集英殿赐第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其中“丁丑二月二十一日”以注文形式作两行小字。那么“丁丑三月”又从何而来?原来明正统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目录中把诗题刻成了“丁丑三月”。作伪者在铭文后又抄录了这首赐第诗,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说上面的“皇上御极以来二十有七年”及“丁丑三月”均系作伪者故意为之,且把赐第诗拉来充当赐砚诗,其早已埋下伏笔矣。这便是古人作假与今人之不同处,可谓“盗亦有道”。
    公元1157年,高宗以王十朋“经学淹通,议论醇正”亲擢其为进士第一,此是何等的荣誉和宠幸。然而当时或事后高宗究竟有没有御赐端砚与王十朋呢?我们遍翻《梅溪集》找与此相关之诗文而一无所获。《梅溪集》系按年编排,记载了王十朋得到大臣们所馈赠的礼物有书籍、端砚、御书(皇帝亲笔书法作品)等,唯独没有提到高宗御赐端砚之事。倘若确有高宗御赐端砚,似此无上荣耀之事王十朋定专有诗或文以记之,闻诗、闻礼兄弟刻书时亦定不会删去。
    宋砚历来不乏造假,特别是名人砚,可谓真者寥寥,伪者比比。同为高宗御赐端砚,“宋高宗御赐王安道端砚”据笔者所知便有四方:二方在台北故宫,抄手式,一高一低;一方在重庆博物馆,乃李初梨氏所捐;另一方笔者曾亲寓目者,亦为高台抄手式,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四方王安道小楷铭文如出一辙,仅个别字有异文,是又孰真孰假?
    此“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虽系一方赝砚,然其至晚亦系清中期旧物,又曾经丁立诚著录并李辅耀收藏及与温州之渊源关系,自当不失为一方名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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