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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美术批评家，我最佩服六朝南齐的谢赫，他的论著《古画品录》，开创了中国画品评的先河，开门见山：“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并且提出了“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作为评价标准，而且用这一标准具体品评了三国以来27位画家，将他们分为六品，逐一点评优劣，毫不含糊。甚至连顾恺之这样的大家，也只放在第三品，评语是“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而将顾的弟子陆探微评为第一品，称其“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对贵为帝王的晋明帝也不胡乱吹捧，只放在第五品。对著有《画山水序》、提出“澄怀观道”理论的宗炳，并未因为他是学者而另眼看待，只放在第六品。当然，我也佩服后来《续画品录》的作者南朝陈代姚最，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认为顾恺之“矫然独步，终始无双”。对于谢赫，他既肯定其长于写貌人物，又指出“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的缺陷。 我不想对两位先贤观点的具体是非做评价，而是对他们作为美术批评家的历史责任感、担当意识和勇气，表示深深的敬佩。 这就联想到当代中国的美术批评。文艺批评本应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承担着引导多出精品力作，提高社会审美水准的重任。然而新世纪以来，在文艺繁荣兴旺的同时，与美术创作界存在的种种不健康状态相近似，美术批评界也存在种种负面现象。 数量多，高质量少。多得数不清的报纸、刊物、画册、网络媒体，还有电视、广播，上面都有美术评论，数量之多，远超历代。但在质量上却是瑕瑜混杂，缺少深入剖析的真知灼见，常见中庸的世故套话和一味捧场，更少由此及彼、由个体到规律的理论升华。应当说，当代中国美术评论队伍空前庞大，至少已形成四大板块：学术研究系统、专业院校系统、艺术市场系统、传播媒体系统，都有众多从事美术评论的力量，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至今没有产生几位公认的、具有各自批评体系的权威人士，未免遗憾。 表扬多，批评少。部分美术批评家和工作者，出于情面、红包、权势压力等原因，放弃了或丧失了对美术作品品位的判断力，把评论变成吹牛、夸大其词，形同虚假广告。将“能品”说成“神品”，将粗制滥造说成潇洒飘逸，将抄袭模仿说成独创一格。动不动封“大师”“大家”，这个“王”、那个“王”。吹捧之风盛行，使一些画家更加飘飘然，听不得一点批评建议。美术批评弱化了褒贬甄别的功能，助长了创作界的不正之风，助长了用市场价格取代艺术价值的商业炒作。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评论，严重误导了大众的审美，也自毁了批评家的形象，被称为“轿夫”。 自言自语多，学术争鸣少。无论对具体作品还是对与创作相关的学术理论问题，部分批评家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打各的锣鼓，各做各的文章，互不交锋。即使明明存在分歧，却很少看到有深度的针锋相对的学术争论。自上世纪末关于“笔墨等于零”的争论以来，似乎还很少出现其他引发广泛热议的话题。其间，关于全国美展的评价问题、画派界定标准问题、蒋兆和《流民图》的评价问题等，都曾引起关注，但参与者不多。对某些作品、现象、思潮的批评，因为多种原因，往往纸媒回避，只能在网络媒体一见。 吸引眼球多，深入剖析少。也许是信息爆炸时代的特色，人们适应了快餐式的接受方式，浮躁之风也吹进了美术批评界。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写作者有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抢眼；有的用粗暴的攻击显示正确性；有的用娱乐化的方式介绍艺术与学术活动。 至于如何解决，关键在于批评家应该强化责任意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道德修为，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讲道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逐步营造开展美术批评的良好氛围。 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困难重重。但如果我们每个人从我做起，不等待观望，推而广之，终有改变积弊之日。写到这里，我想起当年徐悲鸿与秦宣夫的一段小故事。1933年徐悲鸿应邀到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结识了比他小11岁的留学生秦宣夫。后来秦宣夫写了画展评论文章，对徐悲鸿的作品既有推崇，也有批评，甚至对名作《九方皋》也直言不讳。徐悲鸿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器重，送给他一幅《食草之马》，后来又向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推荐，聘请秦宣夫去任教。1945年秦宣夫在重庆举办个人油画展，徐悲鸿为之写了评论，称赞他“固以画名世，但彼尤为吾国卓绝之西洋美术史家”。这个故事令人感动，也颇有启发。 由此我想到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诤友”，意思就是能够直言规劝的朋友，是十分难得的真正的朋友。批评家和创作家的关系，应当是“诤友”的关系，而不是坐轿与抬轿的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批评家相互之间也应当是“诤友”的关系，可以据理力争，但不必恶语伤人。如果美术界能够出现诤友如云的局面，那么净化环境、清除污染也就大有希望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