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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不断深入，乌江流域特色鲜明的阳戏日渐进入广大学者的研究视野，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 1.研究成效 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和封闭的人文环境使乌江流域疏远于学者的视野而保留了巨大的学术空间，阳戏作为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日渐为部分学者关注。 就研究成果而言，学术专编著相对较少，学术论文是阳戏研究成果的主体，涉及乌江流域阳戏的著作多为调查报告和资料集。酉阳阳戏是重庆阳戏的典型代表，段明《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双河区小岗乡兴隆村面具阳戏》①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详细介绍了相关细节，于一《巴蜀傩戏》②在首章次节提及酉阳阳戏，胡天成《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③分析重庆阳戏时也对酉阳阳戏有所涉及。乌江流域傩戏文化极为丰富，贵州学者对此用力甚勤。庹修明先生始终将阳戏置于傩文化的系统来考察，其《傩文化与艺术》④、《叩响古代巫风傩俗之门》⑤、《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⑥虽未将阳戏列为专论，但包含甚多阳戏内容。皇甫重庆《贵州阳戏——以罗甸县栗木乡达上村邓氏阳戏班为例》⑦涉及乌江流域阳戏的相关问题，韩桂林和甘咏衡《贵州戏剧史》⑧第七章《贵州傩戏群》次节《贵州端公戏》提及乌江流域贵州阳戏。长期以来，乌江流域各地的乡土学者是阳戏研究的重要力量。杨光华《且兰傩魂——贵州福泉阳戏》⑨详细介绍了福泉阳戏的具体情况，中国政协湄潭县委员会《湄潭傩戏资料选编》⑩也含阳戏剧目。从现有关乌江流域阳戏的著作看，以资料汇编为主，深入研究尚未能展开。学术论文方面，酉阳阳戏是研究的重心，先后有阿力《酉阳阳戏：灵魂的表演》(11)、杨瑜《酉阳阳戏的内涵、现状与保护》(12)、袁联波《酉阳土家族阳戏面具的文化意蕴》(13)及彭福荣《酉阳阳戏的文化生态与戏剧特征》(14)。福泉阳戏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王科本与杨坤发表了《福泉阳戏的艺术特征》(15)，田永红站在民族文化的角度发表了《土家族阳戏的形成与发展》(16)。对阳戏的现状与保护，余继平《乌江流域阳戏的保护与传承——以开阳和福泉阳戏为例》(17)概述阳戏基本内涵，揭示了乌江流域阳戏的现状并提出保护对策，而张晗《论酉阳面具阳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18)则在概述酉阳阳戏后分析了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条件。对乌江流域阳戏的地域差异，许文涛《重庆石柱土家族土戏与重庆近郊地区阳戏的比较研究》(19)比较系统地比较了乌江下游石柱地区土戏与重庆近郊阳戏，杨铭和袁钧《渝东、湘西的“阳戏”与面具》(20)也对渝东和湘西阳戏和面具进行了研究和解读。 就研究内容来说，广大学者重点关注乌江流域阳戏的名称与源流、仪式与功能、传承与保护。近十多年来，先后有关于乌江流域阳戏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阳戏称谓颇有争议，如杨耿《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遵义县卷》(21)称阳戏又名梓潼戏、文昌戏和春台戏。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22)从历史文献角度把阳戏视为傩戏。胡天成向“2008年中国·贵州·福泉阳戏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重庆阳戏与福泉阳戏之比较研究》论文中认为阳戏是“都与在阳世间的人相关”，杨光华《且兰傩魂——贵州福泉阳戏》说到当地人称阳戏为“发财菩萨”。贵州王德埙向2009年“遵义黔北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阳戏名称之我见》，肯定大多数学者及艺人称阳戏系搬演阳间事的判断。在现有成果中，几乎所有阳戏艺人和专家学者都将阳戏视为异地传入，只在传入时间上存有异议。皇甫重庆《贵州阳戏——以罗甸县栗木乡达上村邓氏阳戏班为例》认为贵州阳戏最迟于清道光前期自四川传入，而王德埙《遵义阳戏研究——遵义阳戏的渊源及发展诸疑案试析》(23)认为遵义阳戏源于湖南辰河戏。胡天成比较重庆阳戏与福泉阳戏差异，列举了阳戏或源于“商周时期巴民族”、“三国蜀之西川”、“唐朝李世民”、“五代之王建、王衍”，“萌于宋元，盛于明清”等诸多论断，认为重庆阳戏的源流尚难确认。作为阳戏艺人，刘正远认为开阳阳戏“源于明朝洪武年间远征云南贵州军队”带来的军傩，系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乌江流域阳戏仪式与功能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酉阳和福泉两地的阳戏是研究重点。阿力《酉阳阳戏：灵魂的表演》重点考察酉阳阳戏的表演，杨瑜《酉阳阳戏的内涵、现状与保护》、王科本与杨坤《福泉阳戏的艺术特征》和彭福荣《酉阳阳戏的文化生态与戏剧特征》指出其文化生态、艺术形式、剧目题材、演出语言和面具雕刻等方面的特点。部分学者注意到乌江流域阳戏的民族特征，故段明《重庆酉阳土家族面具阳戏》(24)极力描述酉阳小岗阳戏，田永红《土家族阳戏的形成与发展》重在论述土家族阳戏与古老傩戏的关系。乌江流域阳戏近年出现了较多田野考察报告或实录。达来、斯琴塔娜《千里乌江》(25)提及阳戏，杨启刚《中国傩戏仅存的阳戏——贵州福泉阳戏调查手记》(26)集中介绍福泉黄土哨阳戏，商守善《土家族摊戏面具造型风格审美论析——一份关于恩施三岔乡的傩戏面具制作工艺的田野调查》(27)考察恩施三岔地区阳戏，赵长治《渝东南傩文化田野调查报告》(28)提及秀山余家阳戏，聂元松《阳戏：曲终梦里的草根演艺》(29)指出阳戏的部分特征。傩文化研究近年相关成果部分涉及乌江流域阳戏，如王廷信《明代的傩俗与傩戏》(30)、曲六乙《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31)、庹修明《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评估——张家界建立中国土家族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可行性调查》(32)、汪晓云《傩：从仪式到戏剧》(33)等。 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献检索与田野考察是广大学者研究乌江流域阳戏的基本方法。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乌江流域阳戏的研究方法相对传统，学者大多在有限文献的指引下，主要依据田野考察对乌江流域阳戏进行研究，产生了《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双河区小岗乡兴隆村面具阳戏》、《且兰傩魂——贵州福泉阳戏》和《湄潭傩戏资料选编》等重要研究成果。 2.研究不足 尽管乌江流域的阳戏日渐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不断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出，但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就研究主体来说，乌江流域阳戏的研究者主要是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专业人员和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乡土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下，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专业研究者不断进入阳戏的研究领域，但数量相对有限。在阳戏的流传区域，以杨光华为代表的乡土学者的作用较为有限。乌江流域阳戏有宽阔的流传地域，牵涉民俗学、文化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因此需要更多学者参与研究，从而优化阳戏研究的人才队伍和学科结构。阳戏引起学者关注较晚，现有研究者的年龄两极分化明显。已取得较大研究成就者多为长期致力于阳戏研究而年龄偏大的学者。年轻学者囿于所学专业和文化偏见，较少用力于阳戏研究。因此，阳戏的研究群体有待扩张，研究主体在学科、年龄方面的劣势明显，将给研究工作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 就研究方法来说，乌江流域阳戏的研究方法相对保守。阳戏属于典型的民间艺术，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现有研究成果表明，阳戏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查阅与田野考察等方法，而因传承发展的特殊性和长期形成的文化偏见，阳戏相关的现存文献极其有限，因而开展深入广泛的田野考察对研究工作极其必要。因此，运用文献查阅与田野考察等方法来研究阳戏适宜而有效。但在学科发展日益精细和交叉融合的今天，单纯依靠上述方法来研究阳戏明显力不从心，因而必须引入更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突破理论和方法的瓶颈，促进阳戏研究的深入发展。 就研究领域来说，乌江流域阳戏文献文本研究尚待开拓。现有阳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仪式、面具、音乐等领域，主要以田野实录、资料汇编和学术论文来呈现研究水平；而阳戏扎根于传统社会，历代民间艺人口传心授而世代不息，相关戏剧文献的文本研究基本无人涉足。目前，既没有较多的学者将流传民间的戏剧文本大量发掘整理出来，也缺乏学者就阳戏文献展开深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戏研究的不断深入。 就研究成果来说，乌江流域阳戏学术著作不够丰厚。结合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来看，阳戏研究长期淹没于傩文化研究之中，少有学者专力于单一的阳戏研究。现有学术成果的阳戏研究者囿于行政区划，主要就具体地域进行审视，故至今未有跨流域的阳戏研究成果。必须看到，阳戏作为民间艺术，是相对地域人们重要的文化消费形式和具体的生存方式，很难在较小范围内形成明显差别。即使阳戏在特定地域存在些许差异，仍属同源异流的问题。因此，在微观地域差异研究相对深入的今天，乌江流域阳戏研究更应放到更宽地域进行审视；在强调地域差异的同时，更多偏重发掘共性，深入推进乌江流域阳戏的学术研究和传承保护工作。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用多重的乌江流域阳戏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需要加大挖掘和抢救的力度，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把特色鲜明的阳戏传承和发展下去。因此，乌江流域阳戏研究极为关键，需要在继承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研究队伍，采取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范式，重视剧目文本为核心的阳戏研究，努力把握乌江流域阳戏的共性及地区差异，产出系统、全面、深入的学术著作，推动阳戏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