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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3期发表肖璇文章《近代学术转向影响下的对歌研究四种取向——中国两性对歌研究述评》。文章回溯从民国至今中国境内学者所涉及的两性对歌的研究脉络——从“文本语境疏离”“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到“风俗类音乐”“整体性个案研究”。这四种研究取向既体现了多学科对中国两性对歌的关照，也表征着各学科的现代转型。如民国时期学者对歌谣的关注，其背景是新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兴起下的现代性知识建构；八十年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俗学、民族学对中国两性对歌的概述式呈现则是现代学科体系过程中学术话语和分类体系、理论范式构建的需要；基于整体观点的个案研究与概述类文章让中国两性对歌累足成步更是后续关照无法绕行的基石，但罅隙昭然；人类学的歌俗、情感、联姻民族志研究虽洞隐烛微，却有对歌音乐阐释缺位的遗憾，如有音乐学音乐形态、少数民族歌种研究的补阙挂漏，可共同构筑一幅较为全面的中国两性对歌研究图景。 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文本收集为目的的文本、语境疏离取向；第二部分，传统音乐研究取向的多声部对歌音乐研究；第三部分，风俗类音乐研究；第四部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下的两性对歌个案研究；第五部分，结语。 文章指出，中国民间的两性对歌一般发生在村落共同体的集体生活中，西北庙会的花儿对歌、广西壮族的节庆对歌，苗族的“坐堂歌”，布依族的“浪哨”、彝族“花音坡”、布朗族“邀贯奇”、侗族“耍歌堂” 均属于中国两性对歌地方风俗的独特表现形式。从《诗经》中承载着上古中国两性缱绻和对唱歌咏集体生活意象的节庆聚会，到仍属于21世纪传统民间音乐存在常态的“歌圩” “花儿会” 等对歌节庆，两性对歌以它所呈现出的民间音乐多样性面相，跨越着中国历史古今时空，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音乐重要文化基因编码和音乐文化存在方式。回溯民国至今中国学者涉及两性对歌的研究脉络，多学科对中国两性对歌的关照交织着社会思潮影响下现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脉络： 一、以文本收集为目的的文本、语境疏离取向。 早期的两性对歌在民国歌谣运动的大旗下，此时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歌歌词搜集以及歌谣唱词格律分析，对文学性的偏好也使得音乐成为歌词文本之附庸；即使是八十年代后期的学科意识调整期，我们看到的仍是研究者按各自学术取向把对唱“文本化”，将“歌” 与“歌词” 从两性歌咏的语境中抽离，在文字记录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民俗学记风俗只是为了记下对唱活动的民俗部分，即对唱作为民间风俗习惯之文化特征，缺乏对对歌文化的整体观照。地方学者搜集到大量反映对歌音乐、民俗、文学、社会方面的资料。很长一段时期，学者把对歌内容从承载它的土壤——民间信仰、性俗等民间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中抽离，忽视其具体的行为方式、生活逻辑和社会制度对它的影响。对歌文化系统内的民间信仰在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头脑中是与“科学” “进步” 相抵牾的封建“迷信”，并着重它文学方面意义而归于中国歌谣学的研究范畴。对歌被视为“传统的” “过去的” “民间的” 文化事项，其研究路径采取的是传统的历史学方法：用已有的文献资料来拟构它的历史过程。此时的学者搜集民间对歌各方面信息，在现代性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下，把对歌文化概括在有限的资料中。无可非议的是，文本与语境二分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不可或缺的丰厚文献研究资料，亦在各自学科领域形成某一对歌类型的研究架构雏形。 二、传统音乐研究取向的多声部对歌音乐研究。 中国两性对歌主要分布在族群聚居的西南西北，它的地域性和族群性使得20世纪40年代即已参与到“少数民族音乐歌种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材料搜集、理论建构框架中。九十年代后，除田联韬、樊祖荫、杨秀昭、邓均、张勇、李允协等学者仍关注各族群多声部民间音乐外，伍国栋、赵晓楠、黄白、张中笑、冯明洋、丁献芝等学者拓宽了侗族、壮族、畲族对歌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下对歌歌俗、歌规、传承、歌班、音乐心理、音乐生态的对歌较为整体的认知方式。 三、风俗类音乐研究。 中国学者关注中国两性对歌“对歌求偶”这一古老命题。但纵观笔者多年的田野观察和资料收集，中国境内两性歌咏的场合和情景具有弥散、游移的特点，它时而发生在郊外，时而发生在家屋内，既可产生在同性间也可在异性间，而非所有的对歌活动都与“寻求性偶” 相关，以“婚、恋、性爱音乐活动”概观两性对歌之全貌恐过分强调对歌某一方面的特点而忽视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其他特征，以及大的历史变迁造成对歌无意识行为表象的变化，对歌地点多具有游移性特点，而平面化歌唱地点的流动实为聚会对唱传统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圣时圣地的民间节庆中象征符号的弱化、对歌歌唱传统的程式的简化、内容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对歌仪式规模的“小型化”，以及国家符号植入与国家对对歌文化符号的征用， “日常” 和“非日常”之间流动的音乐行为呈现出的是民间聚会对歌之仪式“传统” 逐渐被替代和消解的一些因素。 四、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下的两性对歌个案研究。 21世纪初始，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整体研究观念以及民俗学口头程式理论分别深深影响着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民俗学学科内的两性对歌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个人生命史和微观社区个案研究不断涌现。微观社区调查基于这样人类学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社区和村落是社会的毛细血管，对微小社区的切片式观察能反映出社会结构与制度间的配合方式。对于两性对歌而言即是不同个案、不同研究问题意识提供的不同角度，最终可形成整体对歌音乐文化内涵的观照。 鉴于此，作者多年来向中国两性对歌投以关注的目光，多次撰文细数“中国两性对歌的音乐呈现、书写传统以及集体性、仪式性、地域性”的社会生活面相，从国家与音乐变迁、神话与音乐行为、音乐在群体活动的作用、民间群体道德价值的维持等问题展开民间音乐脉络化理解后，深感研究者如能把两性对歌作为一种研究类型、一种视角来审视中国民歌，不仅能体察仪式性和日常两性对歌所提供给中国民间歌曲的母体、空间和给养，且能让研究者突破“纸张思维”的局限，在更为具象的原生音乐中展开立体联想，真切地审视“为生活而乐”而非“因乐而乐”中国民间歌唱传统。 原文作者: 肖璇，清华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音乐学院讲师。 原文标题:《近代学术转向影响下的对歌研究四种取向——中国两性对歌研究述评》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研究》 2017年3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