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艺术史研究转向与《风雅之好》的写作 近年来，对艺术史研究关注的人群大幅增加，仅从图书出版角度来看不乏艺术史相关的畅销书出现。艺术史类书籍的热销反映了读者教育层次的提高，以及大众对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北京大学朱良志教授的《南画十六观》，就是学者做艺术研究而成为畅销书的典型代表，该书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并获得《2013中国好书》。此书的成功带动了一波艺术史图书出版的高潮，海外艺术史研究的书籍也被大量引进，特别是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类图书的出版，大大拓宽了中国读者的眼界。好的学者做史既能言而有据、推论有理又雅致易读，所以能够穿透专业的限制，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叶康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以下简称《风雅之好》）亦是此类图书中的佼佼者。 从全球视野看，艺术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在吸收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不断扩充，走出了单一艺术的历史研究，艺术史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史对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鉴，颇为引人关注，比如“物质文化”概念的引入，最初“物质文化”是美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英国最早将其用于设计史的研究。从“物”与“图像”入手，折射出“人物”的身份、阶级、喜好、品位、生活方式等私人体验，从而显现出设计史的社会面貌。从人的立场来理解物与图像的存在属性与意义，挖掘单个“设计”（物或图像）的历史厚度，围绕着社会语境、时代精神、日常生活、个人或集体身份，实现对物或图像意义的解构与重组。从“物”到“人”的转向，关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消费”问题，探究“人——物——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艺术之物映射的是人类社会，随着艺术史研究关注点的扩大，能够让人们从更宽阔的视角理解、观察、体味艺术。从艺术研究走向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经济学，艺术史的研究群体和读者群同时扩大了，这可能也是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类书籍热销的内在原因。 二、明代书画消费繁荣的深层次原因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它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也是中国收藏史中的经典。《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末年开封汴河沿岸街道的繁华景象，反映了社会万象，深受百姓喜爱。围绕《清明上河图》，大量研究者从绘画本体的造型语言、题名、寓意、画面故事、描绘地、真伪、作者、时代等十余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解读。 《风雅之好》的作者叶康宁绕开了以画面为中心展开研究的思路，将《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个映照世间万象的“物”，以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将其在收藏、转售以及作为礼物被赠送过程中复杂的关系网络与人情世故追寻出来，展现了明代嘉万年间士绅、精英阶层的欣赏风尚和经济关系。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关于明代书画市场的概括性论著，涉及了书画市场的各个环节。 叶康宁将全书分为“世风”“需求”“阅市”“古董商”“价格”“赝品”等八部分。他指出，“嘉万年间虽然北有边警，南有倭患，但空前繁荣的经济依然为明帝国营造出承平景象”，因此，“以士商为主体的有闲阶层热衷于声色犬马，庋藏书画不仅是时尚，更是判断清浊、区分雅俗的标杆”。书中，作者透过主要情节：王忬求画、黄彪作伪、汤臣索贿、严氏杀人，将围绕《清明上河图》所引起的一场风波串联起来，进而思考书画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消费需求与消费环境的关系以及古董摊肆、古董商、居间人的关联性，探究书画价格的形成与变化，特别提出了“赝品”概念及其在书画交易中存在的原因。借谈论《清明上河图》为契机，深入到明代社会权利的毛细血管中，查看书画在其中所起到的润滑剂作用。 古玩书画被渲染为“高人胜士”“风神之所寓”，赋予了“文雅”“脱俗”的特质，既是经济实力不动声色的彰显，又是文化品位的象征，所以收藏是新兴富裕阶层证明其获得并保持尊荣的便捷手段。书画不是“俗物”，却可以办“俗事”，书画具有贵重、雅致又轻便的特点，使其成为贿赂的常见媒介，并有个专门的名字：雅贿。“收受书画比直接收受财物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在明代，书画还曾被充作俸银、礼金，当然也可以作为礼物。“名家书画成了交通上官的利器。”而且“以书画作为礼品，为馈送行为涂上了文雅的保护色，送者安心，受者坦然”。从而使书画在社交中具有多重特质：友朋馈赠交流的佳物，结交权贵的媒介，自我标榜、免俗的捷径，斗侈等炫耀性消费的最佳物。《风雅之好》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扒开了历史深处汹涌暗流的一角，展现了书画消费繁荣的深层次原因。 为了能够达到政治目的，在书画交易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王忬花了“千二百金”购买《清明上河图》（赝品）以取悦权臣严嵩，可谓是不计成本。当然这个成本是指书画本身而言的，虽然以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成交，但是对于王忬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千二百金”不算离谱，属于正常“预算”之内的费用。书画这类具有炫耀性、偶然性的消费，价格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成交价格起伏很大，用书里的语言来说：“饥来当不得食，寒来当不得衣，半个铜钱不值得，被人哄了十两、百两；富贵时十两、百两谋来的，到穷来也只做得一分、二分。” 在《风雅之好》中叶康宁还整理了1522-1619年（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书法和绘画的交易价目。文人耻于谈钱，项元汴喜欢在其所购藏的书画作品背后记录购买时的价格，成为被人耻笑的把柄。如此风尚下就鲜有人愿意在著作中详细谈论书画交易价格，所以关于书画价格的记载极少，只是在闲谈和笔记中偶尔提起，叶康宁为此书的画价目耗费近10年之工，真真难得，此价目表为后来的研究者的继续深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清明上河图》的雅贿，展示了明朝的世风世象 《风雅之好》从《清明上河图》的消费个案出发，对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进行了多视角的观察，透过层层表象，给读者揭示出历史深处的汹涌暗流，使读者了解到书画消费繁荣后面深层的历史原因以及赝品产生的真正原因。 赝品是真品供不应求的替代物，也是书画收藏中无法绕过的话题。赝品产生的途径是多样的，无论是“意仿”“临摹”还是“臆造”最终都指向名家的名头，以牟利为目的。凡是牵涉到“利”的，历来都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既有知假买假的，比如文徵明、顾汝和等人都在苏州专诸巷中买过赝品书画；也有买到赝品的不吭声，只能找机会将赝品转给眼力不佳的后来者。叶康宁用经济学里的“博傻理论”来解释书画收藏的价格问题，他说：“无论作品真赝，只要你能以更高的价格脱手，你就不是最大的笨蛋。”只要不是接力的最后一棒都有利可图。所以在赝品面前往往没有所谓的收藏家与掮客之分，绝大多数都在“自愚与愚人”之间游走。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集收藏、鉴赏和书画实践于一身的大家，是南北宗理论的提出者，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在收藏中也同样玩一些花样，诸如：传为董源的《秋山行旅图》、传为李成的《晴岚萧寺图》等藏品就是通过其题跋、“包装”之后再出手的。一次，董其昌在书画船上展示其密友陈继儒曾藏的颜真卿《来巨川告身》卷，被沈德符识破为临作，董请沈“姑勿广言”，并很快将此赝品转售给“新安富家”。清代徐余针对这一现象甚是明了，他说：“前人笔墨伪者居多，古今鉴赏家受人欺者过半。然必多方掩饰，自矜目力过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盖自愚即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诀也。”收藏的第一步是鉴别，几乎不存在没有走眼过的鉴藏家，走眼意味着名誉与金钱的双重损失，转售是减少损失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否凭借其鉴藏家的身份买假卖假，就要看其个人境遇与抉择了。 作为一本以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切入明代嘉万时期书画消费的研究专著，叶康宁以围绕《清明上河图》的一次买假、雅贿所引起的风波为线索，串联起书画消费的各个环节：价格、书画家、买家、卖家、藏家、居间人，以及书画作为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雅贿功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该书为现在的艺术市场也提供一面镜子，让读者在深入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从历史里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因为《风雅之好》中谈到的那些书画交易中的事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远去，也许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作者：刘德龙 系常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