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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经历了约1500年的历史。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在殷商时代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的工艺技术。 宝鸡作为西周王朝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时期。自汉代以来，宝鸡境内就不断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可以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制作技艺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高水平。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宝鸡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窖藏多、出土地点密集、周原地区出土多、西周时代多、有铭铜器多等；从器物本身来看，宝鸡青铜器的特点有“五多”： 一是数量多。汉以降，宝鸡地区青铜器出土不断。特别是从清朝初年开始，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宝鸡出土青铜器见于著录的数量骤增，宝鸡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区域。如今，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正如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所说：“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青铜器。” 宝鸡是西周京畿重地，也是虢、散、夨（音“策”——编者注，下同）等西周诸侯国的封地，西周王朝早期的宗庙一直在宝鸡，大多重要的祭祀、册命仪式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此外，许多王公贵族在此拥有采邑，长期居住，死后亦葬于此；而此时正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代。在以上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宝鸡地下埋藏有大量的西周墓葬和窖藏，成为我国青铜器出土的重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的《考古图》中，青铜器有出土地点可考者90余件，半数以上出自陕西，其中有10件以上出自宝鸡周原一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宝鸡地区展开，大批青铜器相继问世。仅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约占全省西周青铜器数量的三分之二。 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已达两万多件，仅馆藏者就达15000多件，约占陕西省青铜器馆藏数量的三分之二。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块土地曾如此密集、如此持久地出土过青铜器。 二是重器多。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宗庙重器多、礼器多、国宝级的多。目前，宝鸡地区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088件，约占全国同级别青铜器总数的71%；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8件、二级文物401件、三级文物529件。国家公布的三批限制出境文物名录中，青铜器共36件，宝鸡有8件入选，占近1/4。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宝鸡地区的馆藏文物在原来确定级别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筛选，从一级文物中筛选出55件最精的藏品，誉为“国宝级”文物，其中青铜器有10组（13件）。著名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均出土于宝鸡。 宝鸡许多青铜器有着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比如，散氏盘被誉为中国第一件地契，（音“营”）匜被称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刑事判决书，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大盂鼎被称为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大克鼎的铭文是西周时代书法成就的集中代表……宝鸡的青铜器还成为不少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比如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散氏盘，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牛尊等。 三是精品多。宝鸡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仅以数量取胜，更在于它的质量。西周时代正值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青铜器制作技艺精湛、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玺印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音“至”）、斝（音“甲”）、尊、壶、卣（音“有”）、彝、觥（音“工”）、罍（音“雷”）、盉（音“禾”）、勺、禁等多个器种，而且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也花样繁多。从出土器物来看，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造型独特、工艺精良、美观大方。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代表之作，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成就。 比如折觥，主体造型采用了圆雕手法，主体花纹也以高浮雕技法而成，其花纹下既有云雷纹填底，又有阴线附身，全身动物纹饰有饕餮、夔（音“魁”）龙、大象、小蛇、飞燕、鸣蝉、鸱（音“吃”）鸟、神龟等数十个，四层纹饰造型，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是写实与抽象的完美结合。雕铸如此精美的青铜艺术品，不仅要有高超的造型技艺，还要有深遂的艺术思维。 又如伯各卣，通体以云雷纹衬地，采用以浮雕、圆雕和平雕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造型厚重，纹饰华丽，充满神秘色彩，充分表现了古人对鬼神的畏惧与虔敬，是西周早期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 凤翔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经典之作，使用了浇铸、编织、铆锻、镂空等多种工艺技术，用失蜡法浇铸而成。其设计巧妙，纹饰瑰丽，铸造手法奇巧，就是现代工艺也很难仿造。正因为宝鸡青铜器精美程度令人咂舌，所以成了中国青铜器的“形象大使”，时常出现在各种宣传画上，或是成为青铜器礼品的原型。 四是铭文多。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与其他国家青铜器明显不同。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族徽”式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西周是铭文大发展时期，出现了长篇巨制。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铭文。从目前资料来看，能收集到铭文的就多达700余件，近20000字。其中，毛公鼎铭文497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位。这些铭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西周的社会生活，涉及到政治谋划、征战杀伐、祭辞诰命、册赐宴飨、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婚嫁礼俗等方方面面，完全可以验证后世编纂的历史文献的真伪。 五是标准器多。标准器，也叫断代标准器，是为历史断代研究提供纪年标准的器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有近3000年。为此，国家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门研究历史纪年断代问题，而青铜器上有历史纪年的铭文，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于是，宝鸡出土的大量带有纪年铭文的青铜器就成了研究重点之一。在眉县杨家村窖藏未发现前，国内有纪年的青铜器只有60多件，标准器有38件，其中宝鸡出土的15件，占40%。杨家村窖藏出土的27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其中，逨鼎、逨盘均为标准器，逨鼎共有12件，而逨盘中的铭文几乎完整地记录了西周诸王世系，印证了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关于西周王系记载的真实性，为西周晚期青铜器谱系研究、断代提供了证据，可谓“青铜史书”。 （作者：杨曙明 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此文系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