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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陆机《吴趋行》中的吴中大地钟灵毓秀，自然令人向往——不用说苏州是工艺之邦，瑰丽精细的苏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玉雕有“鬼斧神工”之誉，桃花坞木刻年画是南北三大民间木刻年画流派之一，还有他处无及的苏裱、富于变化的苏州折扇、活泼生动的虎丘泥人、高雅绝俗的苏式家具、玲珑剔透的红木小件以及缂丝、剧装戏剧、民族乐器；不用说苏州有“园林之城”的美誉，不用说冯梦龙、金圣叹，更不用说“吴门画派”这座屹立在美术史上的高峰——11月30日至12月10日，由中国美术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回眸600年——从明四家到当代吴门”绘画特展中，回廊展厅呈现的600年苏州美术大事记，更直观地梳理了600年苏州绘画史风华。 29组件71幅“明四家”及吴门后学、董其昌及“四王”等文人画史主流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18幅苏州近代画坛代表人物如吴湖帆、颜文樑等人精品及75幅当代苏州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汇聚一堂，让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第一次做展做到“后悔没有多给展厅”。 “苏州地处三江五湖的环抱之中，左拥太湖，右揽运河，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自北宋后就成为南方富庶的鱼米之乡。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经济基础延续到了今天，当代苏州依然作为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领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级市。而苏州美术界几度春风，至今人才济济。吴文化的精华在美术创作中得以集中体现并世代相传，薪火不断。”江苏美术馆馆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苏州市美协主席徐惠泉介绍。苏州诞生的吴门画派，不仅充满着勃勃生机，而且作为流行艺术反映着时代生活、引领时代风尚；传统文化给予苏州太多的滋养，吴门画派不仅是苏州美术史的光彩一页，更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篇章。在评论家李一看来，600年来苏州人读书写字、作画饮茶、听雨种花，成为国人艺术的生活、生活的艺术的典范。 趋新求异与复古尚博 评论家薛永年认为，早在中国画史第一高峰的六朝时期，继顾恺之之后，吴地就产生了“密体”的陆探微和“疏体”的张僧繇两位人物画大家，陆氏创造的“秀骨清像”影响深远。盛唐水墨山水画兴起，初创期的代表，北有王维，南有写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名言的吴人张璪，“张僧繇和陆探微影响了‘明四家’的不同面貌：沈周、文徵明的诗书画一体为‘四王’的正统派一脉根系所在，唐寅的作品视野开阔，仇英的雅俗共赏则为海派的诞生创造条件”。明末以后，“吴门画派”的文脉一直延续：“松江派”与“四王”的“娄东派”“虞山派”传人不绝。苏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超德认为，吴门画派、吴门印派、吴门书派构成了明清吴门大美术的大面貌，吴门风雅、才子佳人构成了吴门大美术的大背景。 回眸600年吴门绘画生生不息、不断演进变化，不断赋予新的滋养与活力。从1895年到1949年，苏州画家自由结社，先后成立了20多个画社、画会，为海派艺术的形成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更有大量苏州画家融入上海画界，延续“吴门画派”文人雅集的传统。一方面，延续文人画传统的美术社团如怡园画集、桃坞画社、娑罗画社等蓬勃兴起；另一方面，受西方美术影响，油画、粉画、水彩画等也逐渐生根开花。特别是1922年，颜文樑等紧随时代新风，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后又成立美术馆，举办画赛会，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与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共同开辟了中国近现代西画教育和创作之路。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看来，吴地的画家们既表现文人雅士的宴饮雅集、品茗酬唱、访幽探胜，也表现平民生活的阊门舟阻、杂技游戏、农事耕读；在风格方面，既有对注重笔墨表现、追求淡远意境的文人画传统的继承，也有对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的院体画风的发展。几百年来，兼容并蓄逐渐成为吴地绘画的最重要特征：无论是文人画家还是职业画家，无论是个人化的怡情遣兴还是有要求的赞助委托，无论是喜闻乐见的通俗娱乐还是曲高和寡的学术探索，皆能襟怀开阔、广取博收、尊情好俗，主张多识，不但有效避免了师承“近亲”繁衍可能造成的偏颇狭隘，也真正做到了趋新求异与复古尚博的并行不悖，成为吴地画家内心世界之立体镜像的生动反映。 骄傲焦虑与包袱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绘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以自身的条件为依托，波澜起伏，变革演进。1960年苏州成立了张辛稼为馆长的苏州国画馆（苏州国画院），在传统笔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国画建设中，苏州画家余彤甫、张晋、费新我、张辛稼、吴木、许十明等脱颖而出。改革开放给苏州画坛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画、油画、版画、粉画等各画种创作日趋繁荣而多元，老一辈焕发青春，中青年崭出新俊——张继馨、孙君良、周矩敏、徐惠泉等为代表的中国画创作，典雅的传统艺术文脉与鲜活的现代审美趣向相融，开拓出当代吴门花鸟、山水、人物的笔墨新境，吴门画派的艺术传统在苏州这片文艺沃土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代苏州美术家崇尚文雅、追求意趣、讲究笔墨，但个人特色不是特别明显，艺术性可以进一步强化。”评论家王镛说。评论家尚辉在比较了苏州绘画前500年的传承与此100年的颠覆面貌后认为，苏州美术的整体面貌在当下有所削弱，“如何进行文脉的传承创造，我们需要不断回溯历史，寻找到当代发展的路向。” “600年的丰厚积淀，对今天的苏州美术家而言，是骄傲，也会是焦虑——我们怎么把顶在头上的包袱转化为踩在脚下的财富，是一个时代新的课题。”裔萼说。“我们所讲的继承传统绝不是戴一顶古人的帽子，针对绘画创作的内容和技法，应该有宽阔的艺术视野和文化胸怀。”李超德说。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再提“打造画派”与“构建地域特色”似乎不再具有现实意义，而广泛吸收各种艺术资源、形成美术创作的个人面貌更具迫切感。徐惠泉认为，对有着千年历史的苏州美术而言，“吴门画派”的生成与延续已让诸多学者意识到“地域”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和行政上的二维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附着其上的血缘、师承、人际交往等人文因素；活跃在近现代苏州的美术家们，虽历经中国社会百年间的风云激荡却也传承有序，且无不有着超越古人、超越今人和超越自我的大志。他们见证了现代中国画的曲折演进和油画的几经起伏，更共同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和完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吴门地域的文化边界被逐渐消解，化作愈加开放包容的精神载体，将苏州文化彻底融入了整个中国的美术史进程之中”。因而，或许我们可以用李超德提出的“双面绣”视角来观照苏州美术创作：明四家肇发的文人与画匠的不同发展路向、近代苏州美术人一边深研传统一边开眼看世界的征途，都照映了苏州人对传统的眷恋与对现代生活的投入，我们得“秉承深厚的吴门画派传承，消化融合历代吴门精粹，在新时期呈现出全新的绘画风格”。李超德表示，而其中能够散发出来的新的面貌、新的风雅与趣味，亦会如文徵明所言：“一江秋色无人画，都属诗人短笛中。”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亚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