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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罗中立凭借一幅名为《父亲》的超级写实人像油画作品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技压群芳，脱颖而出，斩获金奖，书写了属于他个人和那个时代的传奇，为人们呈现了一件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无独有偶，三十多年后，在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同在重庆的西南大学青年教师彭伟以一幅传统的黑白木口木刻版画《而立之年》过关斩将杀出重围，以终评全票通过的佳绩夺得金牌榜第一名，第一次将版画作品送上全国美展的冠军宝座。画面上那位烫着卷发、戴着眼镜的青年学子，目光深邃、神情冷峻、精神饱满、意志坚定，自信的眼神中略带忧郁，睿智的表情里充满深刻，活灵活现地诠释了当代中国青年的形象，又一次征服了国人的心。时过境迁，尽管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都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历史的维度还是艺术的向度，《而立之年》或许都难与《父亲》同日而语，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不难清晰地发现，其实这两件作品都是两位艺术家在各自生活的年代里国家形象的最新美术表达。 美术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美术作为视觉艺术，一直是国家形象传达的重要载体。通过美术作品所反映的国家形象，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软形象。一尊断臂维纳斯雕像，让我们通过亚历山德罗斯认识了古希腊和古希腊神话；一幅《蒙娜丽莎》，让我们通过列奥纳多·达·芬奇认识了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我们通过张择端认识了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宋朝。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曾说过：“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古往今来，美术作为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意识存在，对社会对时代所产生的作用和力量，让人不可低估。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美术更是以超越历史、超强主题的特征成为表现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国家形象。 无论在哪个时代，每一幅美术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清晰或模糊地展现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是中国农民父亲的形象。《而立之年》的形象也不是某个青年的形象，而是历经改革开放而立之年后亿万的中国青年，是当代青年的形象，更是当今中国的形象。纵观新时期三十多年数以十万百万计的美术创作，三十年前问世的《父亲》和三十年后出现的《而立之年》之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就在于这两件作品对国家形象的表达最为直接、最为准确、最为鲜明。这正是相比那些概念抽象、解读模糊的当代艺术和观念创作，这两件作品更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真实原因所在。 美术是社会变迁的典型体现 美术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件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投影着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画坛巨匠石涛曾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美术创作的素材源自生活，而分布于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素材却是分散的。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就要把这些分散的素材从现实生活中找寻出来、提炼出来、归纳起来，然后用艺术的形式加以构思和丰富，还原成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象征性的生活断面，从而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他人。欣赏者之所以会被优秀的作品打动，是因为他们从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自己。 罗中立创作《父亲》之时，正值中国从“文革”中走出，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对人民由衷的热爱熔铸入艺术之中，以触及灵魂的深刻、拷问心灵的尖锐，生动表现了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力量和希望，赋予了作品强大的生命力。而彭伟创作《而立之年》时，已是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国人民在经历站起来、富起来之后，正在走向强起来。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表现力，精准刻画和反映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崭新形象和精神面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而立之年，既是彭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而立之年，也是作为青年的他和他的同龄人的而立之年，更是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朝气蓬勃走向未来的中国的而立之年。这个而立之年，是美术的希望，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从《父亲》到《而立之年》 ，三十年中国国家形象美术表达的蜕变 木口木刻起源于英国，最早用于翻制印刷油画作品。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木口木刻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独特艺术形式。木口木刻版画多用木质细密的木材的横断面雕刻，以达到非常细腻的效果。使用材料多为梨木，且必须经过至少两年的风干，然后打蜡、磨光和雕刻，确保作品完成后不变形开裂。 彭伟的《而立之年》采用超级写实的图片技术和木口木刻技术，借助灯光和放大镜精致完成。人物脸部若干条细如发丝的线条，没有一根交叉，通过线条与线条的间距，达到凹凸、起伏、明暗效果，来传达人物的情绪、气质，揭示内心活动。《而立之年》还突破了中国传统木刻、新兴木刻和西方木口木刻的限制，特别是超越了木口木刻版画一般尺度只有书本大小的禁锢，开创性地在高度1.2米、宽度0.8米的大幅面上进行充分呈现。这一足足耗尽了彭伟大半年时间的“浩大工程”，由于太过于逼真，以至于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有评委以为是电脑画出来的。 作为《父亲》典型的继往开来者和成功的承前启后者，《而立之年》为重庆美术树立了新的标杆，点燃了新的火焰。从两件气势恢弘、振聋发聩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不同、形式的不同、风格的不同、面貌的不同，看到所表达的国家形象的不同，同时能够更真切地看到有良知、有担当、有情怀的艺术家对生命礼赞、对人性讴歌、对美好憧憬的大爱大同。 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彭伟和他的《而立之年》铸就的艺术辉煌，我则更看重这件作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可能给中国艺术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和《父亲》一样，《而立之年》所传递的正能量是满满的、足足的，饱含深情而充满希望。《而立之年》因其深切观照现实、深情直面人心，已经定格为一个时代的永恒，成为民族精神与民族希望的雕像。在这件黑白构成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黑的深沉、凝重、坚硬、刚毅、智慧、宽广，读到了白的纯真、神圣、单纯、简洁、谦卑、悠远，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色和原色？ 从《父亲》到《而立之年》，三十年中国国家形象美术表达的蜕变，折射出的是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更是强大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急、之所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