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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出生于北京宣南，其先辈为梨园中人，喜以书翰自娱，与众多的书界名流交往深厚,受家庭影响，徐伟自幼迷恋戏曲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宣南地区自清代以来即人才荟萃，少长贤集，大批的诗人、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多居住于此。会馆、庙宇、戏楼、书肆、园林中书法作品触目皆是，所以徐伟从小就耳濡目染，用他自己的话说——“无才学戏，无志念书，偏偏酷爱写字”，而且他认为“中国人血液中就有书法审美的遗传，我也一样，不仅是爱书法，而且每天都吸吮着书法中的营养”。 20世纪70年代末，徐伟结识了著名书法家赵家熹。赵家熹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京城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其书植根唐楷，主攻颜、欧，书法古清神秀，法度谨严，精通声乐。赵家熹的艺术才华深深地打动了他，自此，徐伟对书法更加痴迷。后来，徐伟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有幸成为了欧阳中石的学生。徐伟时常说“欧阳先生给我们讲过书品与人品、学书与读书、功夫与学问……书法使我的灵魂升华”。 毕业后，徐伟辗转到了首都博物馆工作，博物馆藏有大量的历代书画名迹，他利用每天的空闲时间细心地观察、揣摩，从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中汲取养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这段经历对其之后书法学习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为学好榜书他每天对着“永定门”“德胜门”等几块大匾反复观摩，从结构到用笔，铭记在心。那时博物馆展览的说明均系手写，徐伟一直承担这项繁重的工作，到底写了多少展览说明和文字，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日埋首于书案之上，终年不辍。 工作之余，他还遵循着赵家熹、欧阳中石的教诲，投身于书法教育事业，传承着中国书法的传统，并著成《赵体楷书》《颜体楷书》《学书概览》《从龙藏寺碑看南北书派的合流》《馆阁体之我见》等学术著作，还先后培养出书法爱好者2000余人，其中获国家级奖项、市级奖项200余人次。 徐伟书法儒雅醇厚、清新脱俗，时时散发着浓郁的帖学芳香，以颜楷为基石，标榜颜真卿中年力作《多宝塔碑》，他把颜真卿书法诸多特点进行分析，科学地临习。徐伟认为习书当以此为本，不理解唐楷之法度，即使上溯秦汉、魏晋，下习明清也属徒劳。后专工于赵孟頫，潜心临习《仇锷墓志铭》，赵孟頫是元代集“二王”书风于大成者。徐伟以颜楷筋骨、北魏体魄融赵孟頫之流动，形成了其行楷书法风格。同时他还博览群帖，一段时期，他喜好隋人书《龙藏寺碑》，为了学透此碑，他专门请教萧劳、王玉池、康雍，并找来此碑各时期拓本比对学习，甚至乘长途车到河北正定看此原碑。在行草上，他取法“二王”，推崇宋元，追随赵体，并吸纳宋人韵致。将“二王”书风脉络打通，呈现出醇厚儒雅的帖学行草风貌。在篆隶上，他上溯先秦两汉，并求教于金石书法大家康殷先生，其篆书师法《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诸碑，遵循邓石如、吴让之篆书用笔特点，以清人笔法解析秦人书篆，形成了见笔、见刀，古字今趣的篆书风格;在隶书上，则喜爱《曹全碑》的秀逸， 《张迁碑》的雄强，清人的情趣。他还兼习篆刻，避开了流行之“齐派” (齐白石)风格，取正统之西汉官印，成就颇为可观。 从书法师承上看，徐伟为传统书学崇拜者，但若以此理解，只能得其一，而失其二；在书法上，他主张创新求变，但不能无变之根基，他认为书法的创新要有理论基础作支撑，在传统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书学突破。其书学理念还广泛吸纳了民国时期美学、文字学、金石学思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书学观点，在创作上，他主张碑融于帖，将北朝的墓志、摩崖融入到了其精熟的行草书中，以六朝雄肆奔放与“二王”之流动相结合，打造出深具碑意的帖学风格，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西方美学、中国美学多角度审视书法美，此中时刻贯穿着“中而新、古而新”的理念。 对于如何学好书法，徐伟主张广泛吸纳，但要浅尝辄止——广泛吸纳指的是要在书学上视野宽阔，不拘于一家一派之书法风格；浅尝辄止，则指在一段时期要专心临习一种字帖一种字体，取其要素，营养自己，多种书风泛览可也。 徐伟艺术的成功得益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及自身刻苦勤奋的求学精神。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谦逊文雅，内敛外张的文人情怀所打动，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的审美观念亦回顾古典的沉厚，徐伟和他的艺术会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