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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献学是以陶瓷文献和陶瓷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以陶瓷文献的编撰、校勘、版本、目录、分类、利用、辨伪、辑佚、结集等为研究内容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建构，是陶瓷理论和文献学理论交叉研究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陶瓷文献与一般的文献不同，它不仅具有文献的一般属性，还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陶瓷器物本身也是一种文献载体。因此，陶瓷文献就具备了双重含义，一是指记录有陶瓷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二是指记录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器物。关于前者，陶瓷知识和信息是陶瓷文献的内容，甲骨、石刻、竹简、纸张等物质是陶瓷文献的载体；关于后者，文字符号信息是陶瓷文献的内容，陶瓷器物是陶瓷文献的载体。明晰了这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当前，陶瓷理论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交叉学科不断创建和发展。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为多角度地发展和完善自身学科理论的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进而创建和发展交叉学科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表现者，陶瓷器物的理论研究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相继引入了哲学、美学、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而创建了陶瓷哲学、陶瓷美学、陶瓷文献学、陶瓷考古学、陶瓷图像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而在这些学科形成过程中，陶瓷文献学的建构尤其重要，因为陶瓷文献是一切陶瓷研究的基础，离开了陶瓷文献，任何陶瓷研究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陶瓷文献学是陶瓷理论研究和这些交叉学科建构的基础，为它们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和有效的使用方法。二是陶瓷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入。诸如陶瓷设计、陶瓷史论、陶瓷鉴定、陶瓷工艺、陶艺批评等陶瓷分支学科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针对陶瓷器物某一造型、某一釉彩、某一纹饰等细化的研究，并且这类研究有愈来愈多的趋势。这些陶瓷分支学科的建构和发展，与前面所言的交叉学科一样，都离不开陶瓷文献学这一基础学科的建构和发展。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由著名学者傅振伦提出“陶瓷文献学”一词后，其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20多年来发展缓慢。其间，虽出现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这与陶瓷文献的实际存在状况及它在陶瓷理论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这里试以《景德镇陶录》的版本使用为例，来说明陶瓷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景德镇陶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陶瓷史的力作，也是当今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参考文献，其内容参引价值极高。但是，目前该书传世的版本有20余种之多，当参引者遇到几种版本的文字有所不同时，就会产生混乱和疑惑，甚至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该采信哪个版本上的文字，而这正是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在当今陶瓷研究丰富发展、迫切需要陶瓷史料支撑而古代陶瓷文献又十分稀少的环境下，陶瓷专著的价值和作用就显得特别大，其相关研究迫切需要建构陶瓷文献学这样一门基础学科来完成，并以此来充实和完善陶瓷理论的其他各项研究。 笔者自2007年7月武汉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后，就到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的组织编撰工作。通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辑录出大量的第一手陶瓷史料，其中不少是以前学界从未发现或从未征引的新史料，其编纂价值和意义甚大。其间，笔者还参与组织编纂了《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中国陶瓷名著校读》等陶瓷文献整理类著作。当然，一些学坛前辈也做过陶瓷文献整理实践方面的工作，留下了不少陶瓷文献整理成果，如冯先铭编的《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熊寥、熊微编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贾贵荣、张爱芳编的《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及其《续编》，梁宪华、翁连溪编的《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铁源陶瓷研究院编的《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等。这些丰富的陶瓷文献整理成果，为陶瓷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笔者通过多年来的陶瓷文献理论研究，于2017年4月编撰出版了《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以 “陶瓷文献学”命名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清代陶瓷文献学的著作，为整个陶瓷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做了必要的前期探索，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笔者才对陶瓷文献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充满信心。陶瓷学界建构陶瓷文献学，势在必行，又十分可行。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