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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12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戏曲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标志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相关著作的出版，并因此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框架。此后，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从小到大，学术建构体系日见完备，分工更日见细致。百年来，经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董每戡、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转眼，新世纪迄今已经十年有余，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喜闻乐见的新气象和新变化。当然，传统的戏曲文献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热点研究领域——戏曲文物学的研究以及包括傩戏、目连戏等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的前戏剧形态的研究等领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新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是戏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关照下，所带来的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更新。伴随着十多年来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的高涨，兼及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GDP压力，戏曲研究有扩大化和泛化的趋势，转而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 然而，对新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与进展情况，人们也并非猛然觉悟。正如傅谨先生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一文中所说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多数人察觉。”①因此，完全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情况作些总结和回望。 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戏曲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方法所导致的研究范式的变革过程渐渐清晰。这首先突出表现在戏曲研究从案头文本走向剧场空间再到社区空间的活态文化这一重大变动。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尽管也曾涉及戏曲表演、音律等，但他着重挖掘的却是戏曲的文学价值。所谓“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②自此，中国戏曲研究的案头文本逐渐成为了自己的“学科小传统”。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预，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受到诸多限制，意识形态过重，表现在戏曲研究领域，为多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量西方艺术理论涌入，不少研究者急于将西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直接简单搬来运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这种以西方理论套中国材料的研究很快显示出弊端。随着在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尝试，研究者逐渐“从以往单纯的思想性批判，转入到文本本身的审美的研究；从价值的判别，转入到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努力拓展研究的视野，使文学及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属物中解脱出来”③。 其实，早在20世纪，周贻白和欧阳予倩两位先生就已对纯粹的案头戏剧研究表示了不满。周贻白先生指出：“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④欧阳予倩也说：“以前研究戏曲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数据，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⑤1999年，康保成先生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戏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也一再强调戏曲研究应该案头和场上并重，坚持剧本和演出形态的考察并重。⑥ 可见，文学本位的戏曲观念，使以往的古典戏曲研究不自觉地偏重于案头分析，多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戏曲，进而挖掘其文学价值。这种文学观笼罩下的戏曲研究法，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深度自身的拓展，其所存在的偏差日渐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戏曲研究工作者都已逐步认识到此观念对戏曲研究带来的损害。更多学者则根据戏曲本身的特性，主动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对戏曲文化、戏曲学术史、近代戏曲、当代戏曲、少数民族戏曲以及地方剧种研究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 戏曲本身是综合艺术的表现，其存在与剧场、观众、社会风俗、人文环境、民众心理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戏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戏曲的这一特性，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新的戏曲观念拓展学术研究空间，自觉地对研究范式进行调适。当前学术界对戏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尤以康保成先生为代表。1999年-2008年，康先生连续在《文学遗产》《民族艺术》《湖北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回归案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构想》《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其中，康保成先生主要的观点有：中国戏曲史是一张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戏剧品种的联系和差异，积极开展“活”的戏剧史研究，重视对剧本体制与演出形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充分认识我国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密切关系；充分重视农村祭祀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濒临灭绝的戏剧品种的调查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康保成先生提倡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文物、田野资料相互参证；倡导中国戏剧史勿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希望学者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必须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分别对戏曲的剧本体制、音乐唱腔、脚色源流、演出场所、服饰化装等进行深入研究。 新世纪研究方法带来的革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考古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的采用使戏曲文献搜集走出书斋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来源途径。研究方法的变更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使纯粹文学式的戏曲研究变成多元、立体的戏曲研究。⑦同时，研究方法的革新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方面的挑战。戏剧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坐在书斋和图书馆翻检历史文献，而是有时根据研究对象需要走向田野，走进生活，并了解和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近十年来，国家正逐年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放力度。自然而然，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了各地专家的重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地方戏的研究也慢慢升温。珍稀剧种有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对它们的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紧密相连。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稀有剧种和民间小戏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宋俊华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一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产生，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戏曲，戏曲在传承、活态、价值和生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是戏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⑧ 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并非有意捕捉时代新风，盲目地追求新鲜。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戏剧(曲)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对清代以后花部戏曲的着墨少之又少。中国传统戏剧并非到了清代以后就停止发展，甚至消失了。目前，历经宋、元、明、清发展而来的传统戏曲还在各地存活着。它们不以学者的忽视而消失。它们可以为研究者展示历史文献无法看到的，如声腔、表演、传承等方面的“活”的形态。不仅如此，有些古老的剧种还保留着某些原始的面貌。这些不仅对于当前国家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新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剧种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全国先后举办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戏发展战略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地方戏的生存现状、传承创新和发展走向等问题。有些地方戏或地方声腔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如弋阳腔、四平腔、越剧、歌仔戏等，呈现了地方戏(剧种)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的良好态势。但是，剧种研究中，总体上还是有偏爱大剧种的倾向，譬如京剧、昆曲等。近年来，昆曲的理论研究非常活跃，成果卓著，陆续出版了《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昆曲与明清社会》《昆曲创作与理论》《昆曲的传播流布》《昆曲表演艺术论》《昆曲与人文苏州》《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民俗文化》《中国的昆曲艺术》等。就各地召开的剧种研讨会而言，也是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居多。如2007年的“川昆抢救继承展演暨中国地方戏与昆曲艺术论坛”“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的“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走进传统、走进现代、走进你我——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川剧——沈铁梅表演艺术研讨会系列活动”，2004年的“全国弋阳腔(高腔)学术研讨会”，2002年的“用创新思维奏响京剧艺术的时代乐章——全国京剧音乐创作研讨会”等，类似的诸多研讨会基本上都是京、昆为主角。 小剧种目前只是在某一小地区流行，其影响当然不大。但小剧种之所以能够存活，与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小剧种能够在某些方面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况且，目前很多小剧种恰恰是由历史上的大剧种逐渐萎缩而成为小剧种的。这一类的小剧种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沈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往往保留着在历史文献中无法找寻的一些原始艺术因素或形态，成为戏曲研究的“活化石”。如福建的蒲仙戏，其剧目和唱腔表演，被认为还保留着宋元南戏的一些形态。广东的西秦戏，保留着戏曲史上影响重大、但目前输出地已经难以找寻踪迹的“西秦腔”的古老声腔剧目形态。研究这些珍稀小剧种，可以进一步厘清明清时期花部、雅部各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各声腔在南北方的交融、汇合、传播与影响，对考察各地地方剧种的源流发展，上溯研究古代戏剧的形态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囿于研究资料、学识和精力所限，当下戏曲研究的新变或许还有一些。譬如，我们也可以从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地方文化发展论坛(乃至地方政府的经济会议报告)等，或多或少寻找到一些中国戏剧研究的蛛丝马迹。 1999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众多的会议论文中，尽管主要论作仍然集中在对中国戏曲史的专题考论、戏曲文献的考索与作家心态的解读上，但也有一些文字绽放出了些许“旁逸斜出”的“墙角梅”，甚至仅仅是“暗香浮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民族艺术研究所主办了“戏曲现状与戏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契机，对戏曲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同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也主办、召开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个会议的议题中心便是“多维视野下的民间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发展战略”；2005年，“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上海两地召开。会议上出现了一组反思当代传统戏剧、为当代戏剧发展把脉和诊断的论文，说明专家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当代的传统戏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延续，不能人为地割裂历史，把当代的传统戏剧舍弃。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初，适逢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在北京连演4场，来自广东、河北、四川、福建、山西、贵州、青海等省的27个剧种的27出经典折子戏亮相京城。6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统戏剧研究保护和继承发展的专题研讨会。这是继著名的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戏曲界的又一盛事，意义非凡。 在十来年的戏曲学科学术会议中，大概以2008年左右为界，可以看出两个端倪，一是戏剧戏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态势，例如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多次主办的非遗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及从2011年至2015历年编撰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可以作为代表；二是原来主要以京昆为主的剧种研究，逐渐演变为地方戏剧种的普遍研究。表现为关于地方戏的学术会议和研究成果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杂志甚至专门开辟了“地方戏”“当代戏曲”的专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还启动对活跃在当今戏曲舞台上卓有成就、富有影响的中青年演员进行个案的专场研讨，例如相继研讨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红丽等。在学术界与整个国际文化风潮的影响下，2013年7月，文化部出台了《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侧重地方戏曲剧种的生态化保护。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研究，带动了地方戏的戏剧本体研究、地方戏的生存演出多渠道拓展问题以及地方戏剧种特色的保持与新时代下的创新、地方戏的人才断层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越来越走向精深的方向。 由上看来，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学者不能只进行象牙塔式的研究，应该把研究和保护结合起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下，对民间戏曲的重新审视，不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还具有方法论诸方面的意义。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辩证逻辑。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行进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这个行列。 注释： ①傅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J].《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0期，第74页。 ②④周贻白《编写〈中国戏曲史〉的管见》[A],《周贻白戏剧论文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第3页。 ③⑥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戏曲研究：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百年回顾与前景展望的谈话》[J].《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第11页，第11页。 ⑤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⑦苗怀明《从文学的、平面的到文化的、立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方法变革之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7页。 ⑧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J].《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第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