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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运河，北起通州。当“漕运”二字写入京城历史，穿梭的船只，纤夫的号子，升腾着烟火气的岸边生活，因京师漕运而盛的社会生活史似乎只能是一段面目模糊的久远记忆。但在艺术家周相春手中，陶泥与火交织着的张力与温度，生动还原了京杭大运河最北端、通州漕运码头上的经典画面。运河畔宋庄艺术区，向村工作室。一组以“漕运码头”为主题的陶泥塑像，在北京的春天中活了过来。作品由拉纤、搬运、生活三部分构建而成，每一个环节都是运河劳动者的真实人生写照。 京调号子里的运河纤夫 大运河向东南倾斜，从津至京的水路上，纤夫的身影随处可见。及至粮船抵达，又要靠纤夫的力量，拉至河岸。拉纤，是对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 最底层又是最坚韧的劳动者肩负纤绳，赤脚而行，以几近匍匐的姿态，将船拉至岸边。在周相春的陶艺作品中，富有张力的场景被略带夸张地还原，纤夫或裸着上身，或披一件马甲，宽厚的脚掌不成比例地放大，脚趾深踩入泥中，抓入河滩里。纤夫的力道，就在绷紧的脚趾间、拧起的眉头间、背上凸起的肌腱之间，暗自涌动、累积，最终爆发。 爆发多在嘶哑的运河号子中。据记载，当年运河号子响声震天，被称作“十万八千嚎天鬼”。“遭运码头”中不乏这样的纤夫形象：嘴巴大张，似乎正喊着稳健有力的号子，而躬身弹动的频率，也与号子的节奏有着完美的契合。 雕塑是无声的，但这号子声却从纤夫大张的嘴巴里迸发而出，从匍匐着的身体里迸发而出，形成有声的能量场，穿破时空界限盘旋于整组作品上方。而这组拉纤的劳动者形象，也自此有了温度、质感和声音。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从事着劳苦的工作，但作品里纤夫略带夸张感的表情中，却几乎不见愁苦。或者，这与运河纤夫的劳作状态相关。与长江相比，运河水稳，无险滩急流，因而纤夫的劳作虽然艰辛，但并不凶险。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据最后一批老纤夫回忆，与三峡纤夫的号子相比，通州漕运码头上的号子平稳柔和，不快不急，从南方学来的调子里，还带着一点京味儿。 周相春用陶泥捏塑的纤夫，就是这喊着京调号子、和气喜悦的劳动者形象。作品所体现的时期并未被刻意限定，在艺术家眼中，时代有更迭，但这种劳动者的坚韧与快乐，却是代代相传，也是代代相通的。这些劳动者，有着昂扬的精神、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这种以苦为乐的信念，是最值得塑造、最值得歌颂的闪光部分。 漕运码头上的繁忙景象 在水陆运输的黄金时代，京杭大运河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生命线，而其北起点通州，取漕运通畅周济之名，也有漕运及仓储重地之实。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每年有几百万石漕粮汇集通州，而后转运至京城仓库。搬运粮食的工人，由此构成通州漕运码头颇为壮观的景象。周相春的“漕运码头”中，一组围绕粮食搬运展开的形象塑造，还原着当初码头上热络繁忙的往事。 运河的生命力，从劳动者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上彰显而出，不动声色，又是大张旗鼓；暗流涌动，又热血奔腾。在艺术家的手中，这些面孔有相似的质朴坚实的特质，但又呈现着不同的性格特色—— 有的带着长期劳动中汲取来的经验与机智，米袋子以恰到好处的角度负于背上，精准的位置有效地分散了背负的重量，扛米者下颌微抬起，嘴大张，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轻松愉悦；有的则捧着、抱着，十足吃力，也十足肯干，表情动作都有着一点笨拙感；有的推车，大抵是被泥沙泞住了轮子，正在角力，因而脸上显出拧巴吃力的神情；有的则紧紧抿着嘴，鼓着腮帮子，正背着米步步维艰…… 夸张，依旧是艺术家采用的表现手法。劳动者的表情动作带有夸张的趣味，但其传递的能量与力道，又是真切的、厚重的。在这组陶艺作品中，劳动者的精气神依旧是扬着的。周相春说，这些搬运工们，被纳入在一个劳作的体系中，即便从事着繁重的工作，但有活可干，有事可做，人生有序，因此心情是愉悦的，精神是不苦的。 这繁忙的码头场景和无数劳作细节，某种程度上，支撑起彼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粮食、丝绸、草药、工艺品在运河上流淌，经济血脉在纤夫与搬运工的劳作中流淌，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在艺术家的手下流淌。 历史的宏大主题在小人物身上定格，以最鲜活灵动的姿态还原，这或者是艺术家对时代最好的描绘记录。 热气蒸腾的码头生活 与辛苦劳作的纤夫和搬运工相比，呈现码头生活的作品，则更为日常、轻松、有趣。 创作者通过对历史的考证与想象，再现了靠水吃水的码头人家生活的侧面。琐碎的、鲜活的、热气蒸腾的人间烟火，生动地再现于创作者手中。 收工了的劳作者跨坐在长条凳上，一条腿懒散地支起，一手捧着面碗。大口吃面是辛勤劳作后最放松的片刻，因而吃面者呈现出天然的轻松感，紧绷的脚趾线条也松弛下来，舒展地搭在地上。与之对应的，是码头上的拉面摊，摊主挥着手臂，一整条面皮在双手间张开、弹起，下一秒似乎就要拍在面板上，开始新一轮的拉抻。 而更为俏皮的场景，莫过于卖鱼者与观鱼人。担鱼叫卖者停下来等待生意，富有童趣者，则蹲下身来，细细看着筐里的鱼。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当然，孩子是码头上不可少的风景，创作过程中，周相春查询史料，发现这样有趣的记载：当年靠运河而居的人，担忧孩子临水玩耍会落入河中，于是常常在孩子身上系两只葫芦。即便落水，葫芦也会浮起，提供安全的保障。 劳动者的智慧成为创作的源泉。为此，周相春特别制作了一个名为《运河葫芦娃》的大型陶泥作品，硕大的葫芦为塑像主体，背着葫芦的，是一群穿着肚兜的运河娃娃。娃娃们面容娇憨，观之可爱，天真烂漫的神情极富感染力。 在周相春的作品中，漕运码头里的人物形象，并不局限于出苦力的劳作者及家人。担柴者、卖馒头的，或是闲坐路边的商人，与劳动者共同构成了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众生相。当年，随着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商业也随之兴起。因此，这组综合了各类群体的作品，正是当时码头场景的真实写照。 以泥的语言回归自然讲述 以泥塑还原漕运码头上劳作、生活的场景，在周相春看来，这是最适宜和富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也是难度极高的工艺创作。 陶瓷雕塑的制作，基本都要开模灌浇，而关于细节的表现，也多是源自不断地用刻刀修改刻画。但周相春的陶泥作品，则是用手直接捏制而成。这种手法的难点在于，陶瓷有一定的收缩度，捏制时间不同，干湿程度不同，收缩度便会呈现差异，烧制时，便会难以合拢成型，或者出现开裂。 陶瓷器烧制历史上，只有汉代的部分陶俑为直接捏制而成，但大多造型简单，尺寸较小，精细程度不高。但周相春捏制的陶泥作品注重细节的表达，人物的形态、动作甚至性格特征，都通过精准的动作实现精准的呈现。这对创作者的手法有着极高的要求，再繁复的衣襟、再细微的表情，都要在手的动作中捏制成片，一次成型。 对于周相春来说，这也正是陶泥艺术的魅力所在。泥土的自然变化，拉伸带来的张力，形成了一种自然讲述，是陶泥特有的材料语言。周相春迷恋于这种自然的肌理，在他看来，这种去掉人工感的表达，可以增加现场感、亲和感，将作品的表现力推向顶峰。 这种看似随心所欲但对手法精准度有着近乎严苛要求的创作，与水墨画颇为相似。它充满写意，却并不随意，材料本身的特质被完整保留，其独特性不可比拟，也不可替代。而那些捏制时留在作品上的手印，正是陶瓷语言最动人的一种讲述，这是温度，是情怀，是可千万年保留下来的人的脉动。 以苦为乐的精神力量 选择通州段运河码头为创作主题，周相春的灵感来源于与作家王梓夫的一次交谈。王梓夫著有小说《漕运码头》，生动描绘了道光年间漕运码头上的一段旧事，也让周相春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工程。对于艺术家来说，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无疑为开展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 围绕着运河发生的故事，激发了周相春的创作欲望。他选择陶泥，以富有触摸感的艺术作品，重现漕运码头上的场景，塑造最可亲、可爱的码头劳动者的形象。 周相春通过对文字史料的研究，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弱化时代背景，而对精神层面着重表现。 在周相春看来，以对劳动者状态的描绘塑造反映运河的历史和文化，更具生机，更有力道。而在创作过程中最吸引自己的，也是码头上这些鲜活生命所展现出的鲜活的生命力。这种个体的生命力顽强、坚韧、不易摧毁，带着天然的乐观与向上。也正是这样无数个体，以昂扬的斗志和辛勤的劳作，支撑起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因此，这组泥与火烧制的群像中，人的劳作之美，精神之美，搏斗之美，被展示、被放大、被以有触摸感的艺术手段生动塑造出来。在这种劳动与生活的场景中，人因劳动而获得的满足感、愉悦感跳跃在每一个独立的塑像之上，涌动在整组作品之间。 周相春说，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力量，是整组作品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漕运码头”的精髓所在。无论何时，这种精神一旦被运用到新的创造上，依旧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