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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九思的《中山狼》也是北杂剧史上第一部单折的剧本。从此之后，单折剧成为明人杂剧创作中的一个大宗，最有名的就是徐渭的《四声猿》，可见其影响之大。 康海还有一本四折杂剧《王兰卿贞烈传》③[13]。写妓女王兰卿善歌舞，得到书生张于鹏的喜爱，两人相好。张于鹏中举赴青州任推官期间，张母将王兰卿赎身归家，纳为张妾。王孝敬婆母，服侍张妻，贤慧异常。张于鹏任官三年，归家致仕，与兰卿相敬。六年后张得重病不治身亡，王兰卿自杀殉葬。夫妻两人死后均列籍仙班。 此剧是根据实事创作的。于鹏是张附翱的字。张附翱是康海故乡武功邻县盩厔(今周至)人，又与康海同时，在康海中状元之前一年中举，因此两人应该熟识。据乾隆《盩厔县志》卷七《选举·举人·弘治辛酉科》： 张附翱，蔡原里人，(张)俊子，有诗名。任山东青州推官，治狱明允。 其妾王兰卿亦入乾隆《盩厔县志》卷八《列女·明》： 王氏，名兰卿，本娼家女，嫁为青州推官张附翱妾。附翱病卒，王氏服毒以殉。 王九思为王兰卿殉情而死创作散曲[北南吕·一枝花]套数，其题曰： 歌儿王兰卿侍煖泉张子。张子死，用亦饮药死。予闻而异之，为此词传焉。[14]952 这套散曲，还被康海完整纳入剧本的第四折中。全剧与《中山狼》一样，有着康海剧作流畅自如、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话语流丽的风格。虽然作者将王兰卿和张于鹏的爱情写得相当动人，歌颂了人间真情的可贵，但是结局却是一桩血淋淋的封建礼教桎梏下妇女的悲剧。特别是作者对王兰卿殉情无保留的讴歌态度，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兰卿在服毒以后唱道： [尾声]则您这小官人休堕了弓裘志，老夫人好效前贤事体。(云)我如今死了，我夫君在阴司地府里呵，(唱)喜孜孜且并肩行，笑吟吟无半星儿悔。 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可以想见，这个戏起到的社会作用是负面的。康海和王九思家中都有下一辈女子殉夫的事情发生。康海之子康栗的妻子杨氏、杨氏之嫂康海的侄女康氏和王九思的侄媳张氏都殉夫而死。康海和王九思有关王兰卿的作品可能对她们的自杀起了鼓励作用。 关中自宋代大理学家张载之后形成关中理学流派，简称关学。这一学派相对不重视对抽象义理的辨析，而是重视实践功夫。尤其是明清时，关中的文学家大都身兼理学家，深受人们尊敬。因此，他们的言行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王九思、康海这样享誉全国的大文学家。他们对崇高的道德理想的执着是可贵的，但是对这种道德非人性一面的愚忠也会导致现实的人间悲剧。他们未尝没有在情与理之间苦苦挣扎，因此他们在鼓励妇女殉情死节时，并非如同《王兰卿》杂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义无反顾，“笑吟吟无半星儿悔”。在儿媳杨氏殉夫死节后，康海给王九思去长信恳求他为此妇撰写墓志，并详细说明了其家里如何防范杨氏殉节等事。“念惟此妇，自五月念二栗死，即坚志死节。荆妻及诸女辈，日夜防卫，已极缜密。乃于其月念九，潜服毒鼠药数七，几不可生。赖觉之颇早，得以投救，至于今日”。然而还是无法防住杨氏的再度自杀。康海言及自己的心情，“予痛哭几死”，“痛彻心骨，殆何忍言！”然而还是从理学立场，给予了正面评价：“父母劬劳之恩，眷属缱绻之意，顾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从容就死如此，古之达人志士不足与之先也。”(《与王敬夫书》)[15]卷22康海还写过两篇哭康栗及杨氏的祭文，同样表现了这两种心情。《祭栗》文云：“新妇则视死如归，若茹脍食蔗，岂故自轻其生、不念父母养育之恩邪？然纲常所系，尤有大于是者，故新妇乐然就死，以鸿毛视生，非尔父母家教与吾儿履方迪义之效，何以有是？”却紧跟着又哀叹：“於乎痛哉！”[15]卷46《祭栗与妇文》云：“夫死生亦大矣，妇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烈丈夫亦或难之，妇独易易如是，虽尔父见山先生家教有素，吾儿生前敦义尚行，方正不挠，故天特与之相之，使有此美。二者是邪？非邪？”[15]卷46最后一句，将康海于情痛彻心扉，于理大义凛然，游走于两者之间，何其难也的心境，传达得真切自然。 看来康、王也如同后来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王玉辉老夫子在鼓励女儿自杀殉夫后那样，在事后流下凄凉的滚滚泪珠。明清时代坚持理学理想的人物，大都有这种灵与肉的冲突。 王九思、康海写戏，也排演自己写的戏。友人李开先曾来鄠县，王九思招来戏班招待，演出自己创作的杂剧《杜甫游春》。李开先对此事有生动的记述： 渼陂设宴相邀，扮《游春记》。开场唱《赏花时》，予即驳之曰：“‘四海讴歌百姓欢，谁家数去酒杯宽’两注脚韵走入‘桓欢’韵。”因请予改作“安、干”二字。至“唐明皇走出益门镇”予又驳之曰：“平声用阴者犹不足取，况用‘益’字去声乎？”复请改之。上句乃“太真妃葬在马嵬坡”，拘于地名，急无以为应；若用“夷门”，字倒好，争奈不曾由此去耳。因戏之曰：“非是王渼陂错做了词，原是唐明皇错走了路。”满座大笑，扮戏者亦笑，而散之门外。[16] 这种边写边排边演边改，无疑有助于精益求精，将剧作冶铸成精品。 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南戏发展而来的传奇戏北上，取代了流行四百年的北杂剧，北杂剧的没落，成为了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一过程几乎是瞬时发生的，让人目不暇接。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蓁、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观音舞”，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悽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多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轻柔而婉转，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厌且唾之矣。[17]302 对北杂剧之深恶痛绝，乃至于斯！甚至风气传统保守的宫廷之中，这种变化也在发生。 到今上(神宗)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皆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为率，不复属钟鼓司，颇采听外间风闻，以供科诨。[18]798 南戏在明代前中期从温州流传到南方各地后，逐步形成了所谓传奇的“四大声腔”：产生于江西的弋阳腔，流行于南京、北京、湖南、福建和两广地区；余姚腔虽产于浙江绍举地区，但主要流行在江苏地区；海盐腔产生和流行于浙江地区；昆山腔即昆曲，不像其他三大声腔产生于民间，而是元代末年苏州昆山镇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切磋的产物，因其高雅，在明代中期以前仅流行于苏州地区，但是嘉靖、隆庆时经戏曲改革家魏良辅等人改造，大大普及于各地，成为传奇四大声腔之首。 在万历年间，传奇进入陕西地区。如前所述，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在秦王府看戏，还是院本和北杂剧。但是也就在这一时期，传奇传人陕西，并且有剧作家进行了剧本的创作。 王元寿，生卒年不详，明代传奇作家。字伯彭，陕西合阳人。早年中举，终生不仕，家居合阳，潜心戏曲。中年曾游江南，以文会友。晚年生活困苦。与祁彪佳(1602-1645)同时，并为好友。祁氏的《远山堂曲品》中收他创作的剧目达二十三种。依次为：《北亭记》、《玉马坠》、《一轮画》、《击筑记》、《紫骝记》、《将无有》、《申流柱》、《紫绶记》、《石榴花》、《莫须有》、《宝碗记》、《领春风》、《郁轮袍》、《鸳鸯被》、《题燕记》、《异梦记》、《紫绮裘》、《鸾书错》、《梨花记》、《灵宝符》、《玉扼臂》、《空缄记》、《紫台怨》，另有明抄本《景园记》。他是晚明最高产的剧作家之一。现在传世的作品有《梨花记》、《异梦记》与《景园记》，分别收录于《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他的剧作多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南戏、传奇的主流题材。艺术上相当精致，善于巧合误会，笔墨穿插；描绘人物，尤其是青年女子。祁彪佳评价道：“伯彭善为儿女传情，必有一段极精惊处，令观者破涕为笑。”其《远山堂曲品》(下文所引同)称他“匠心独构”，将他的剧作列为“能品”。[19]晚明大戏剧家汤显祖刊印《异梦记》，并加以评点，可见对他的推崇；冯梦龙、陈继儒晚明戏曲评论家将他的作品刻印发行。他是晚明陕西有代表性的传奇剧作家。 王异是另一位卓有成就的传奇作家，生卒年不详，又名王权，字无功，又写作元功，合阳县人。青壮年时，屡试不第，遂改名无功，居家学戏剧创作。晚年遍游江浙一带，不知所终。一生创作大型传奇七种：《弄珠楼》、《检书记》、《花亭记》、《保主记》、《看剑记》、《玛瑙簪》、《灵犀佩》；改编两种：《水浒记》、《种玉记》。另外还创作有一定数量的散曲，收录在《太霞新声》中。杭州凝崇堂在明末刊刻过他的一些剧本，现存《弄珠楼》一种，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其传奇情节离奇多变，有“曲折争奇”之名。与其同乡王元寿多写才子佳人不同，他好写英雄人物，尤其是侠女。即便爱情题材戏也多有侠气。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说他是“无功喜传侠女，故红侠中每有技击者”，称赞他的剧作“格善变，词善转”，所写生、旦“通本不脱豪侠之气”，“一洗脂粉之病”。晚明才子佳人小说流行一时，大都是郎才女貌，一派香软之风，他的创作实属难能可贵。《弄珠楼》写阮翰林与霏烟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结构严谨。《花亭记》和《保主记》虽已失传，但却有昆剧、秦腔等改编本，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昆曲中的《赠剑联姻》和《点将斩棘》就出自他的《花亭记》。 就在以昆曲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舞台上取代北杂剧的时候，源自民间的地方戏秦腔等剧也开始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抄本传奇《钵中莲》中有一支曲子名叫《西秦腔二犯》，这是秦腔之名首见于文献。这标志着从宋金时代开始的宫调联曲体的戏曲，将要被新生的板腔体戏曲取而代之。中国戏曲注定将要进入花部乱弹百花齐放的新时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