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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文人画“心性”问题的研究 “心性”是宋代理学的核心命题，为“心画”观念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促进了文人画“心性”审美趣味的确立。“庄子最早将‘心’与人生相联系，认为体‘道’的关键在于修‘心’，提出‘心斋⑫’‘坐忘⑬’，而这种‘心斋’‘坐忘’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根据。”[[ix]]隋代姚最“心师造化”说与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后世绘画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说“率性”重在传达文人画家表现的一面，那么“心性”则更偏向于隐喻心迹的一面。 王菡薇教授在《元代文人画中的“隐喻”表达》中就认为，元代绘画的“隐喻”表达是一个重要传统，其产生的原因既与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也是文人画家为彰显个人才华的有意而为。美国学者卜寿珊所著《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是刚刚出版的一部关于文人画专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笔者以为书中“宋及宋以前的再现观”部分所论最有价值。作者从六朝宗炳的《画山水序》谈起，对画家“心性”观念的分析可谓丝丝入扣，理清了中国绘画审美趣味从再现—表现的意识脉络，实有可观之处。 计王菁在《文人画的魅力及其当代境遇》中认为，文人们将作画看作一种修为，一种体道的形式。“尤其在山水画中，这种在静心欣赏自然的过程中以感悟天道、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更加彰显。”朱万章在《文人画：内心自省的外在流露》一文中也认为，真正的文人画，所注重的是画者的内在修为，画面的形态是内外兼修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画面技法工夫的问题，也是画外文化内功的外化，是具有崇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心迹的流露。张鹏的《明清文人画的题材取向与人格归旨》认为，由于明清君主专制的强化，文人画与前代的“写胸中逸气”拉开了距离，逐渐体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存的关注，追求自我精神的超脱于生命意识的价值，更加注重“我”“心”“性”“情”的抒发与表达。也许，文人在涉世之余，唯有绢素尺牍上的兴笔涂抹，才能勉强获得精神上的快慰与解脱。林木在《元代文人画的笔墨逸韵》中指出，尽管文人画意识应该是从唐中期开始孕育的，王维就是文人画的鼻祖，但是元代是文人画真正崛起的时代，尤其是赵孟頫与“元四家”将文人画的精神超越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是对逸趣、淡雅、天真、自然美学精神的追求，二是造型意义上的“不似”观念，三是“以书入画”的笔墨观念的形成。 汉代扬雄云“言，心声也”，元好问亦说“心画心声”。此一说法正好对朱万章与张鹏的观点做了很好的佐证。同时，关于文人画“心性”审美趣味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结论指向“心性”是画者体“道”的客观性存在，并非恣意随性的“无序”意念。 五、结语 笔者通过对文人画“率性”“真性”“心性”审美趣味研究成果的梳理，旨在探讨传统文人画图式背后的作者审美理想和艺术精神问题。但在梳理过程中发现，不同学者对文人画的概念、文化形态、艺术精神的认识和解读有较大差异，甚至存在过激烈的论争。 很多学者认为，文人画的发展是特定时间的产物，是在传统社会儒、释、道三股主流文化浸染下，是等级文化、士大夫文化、农耕文化背景下存在的文化形态。随着近代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传统文化逐渐衰落，文人画的生长土壤已不复存在，卢辅圣先生便持有类似的观点。卢先生所著《中国文人画史》是新世纪以来，体量最大的一部专题研究文人画历史的作品。该书从文人画“逸”的意识流程入手，强调了传统文人画“逸”的审美趣味，以文人画发生、发展、高峰、没落的脉络解读其超越历史意义的审美价值。但是，文章也提出了“文人画终结论”，一时间在画坛和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学者卜寿珊先生更是认为，文人画的艺术理论从苏轼提出，到明代董其昌而画上句号。因为像苏轼、赵孟頫、董其昌这样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的文化巨人，在传统社会之外的土壤是无法再生的。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文人画艺术形式来源于文人雅士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即使在今天欣赏文人画艺术也并非全民的专利，因为其创作的出发点、艺术风格及图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注定它只能在特有的人群范围内流行。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林》2018年第2期，张心柯/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