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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勇:《封龙山颂》碑

http://www.newdu.com 2018-08-1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杜志勇 参加讨论

    
    据《史记·赵世家》“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张守节正义所载,“《括地志》云:封龙山一名飞龙山,在恒州鹿泉县南四十五里。邑因山为名”。封龙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山,早在汉代就已有今名,具体位置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南部与元氏县西北部的交界处,闻名遐迩的《封龙山颂》碑就曾牢牢站立在这座山上。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平素酷嗜金石的著名学者刘宝楠,调任元氏知县,对辖境内的石刻进行搜访。第二年的十一月,刘宝楠在距元氏县城西北四十五里王村的一座废弃三公祠里,发现了《封龙山颂》的身影。
    刘宝楠发现《封龙山颂》之后,不愿任其掩蔽于荒山野外,便命人搬运到城中。这通汉碑“据今尺度,高五尺,宽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尺四寸”,从高和宽来看,算不得巨制,但将近五十公分的厚度使《封龙山颂》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胖墩儿”(同处一山的《白石神君碑》等汉碑,厚度还不足二十公分),实在太重了,工人们抬起来吃力,遂将其凿断,从现存的早期拓本来看,此碑横亘三条裂纹,有可能断为四截(张彦生《善本碑帖录》、高文《汉碑集释》等认为断为两截)。运至城中置于薛文清祠之东厢(文清书院),刘宝楠命工匠重新嵌合,并让次子刘恭冕对碑文进行考释。此后百余年间,拓本制作,广布海内,未见再次移动此碑的记载。直到20世纪50年代,历经1800年风雨的《封龙山颂》被砸毁,残石下落不明。
    《封龙山颂》,全名《元氏封龙山之颂》,刻于延熹七年(164)正月,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径约一寸五分。由于刘恭冕是此碑发现时在场亲历者,所以我们结合他的相关考释,将《封龙山颂》正文整理如下:
    元氏封龙山之颂
    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于邦内。磥硌吐名,与天同耀。能烝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遭亡新之际,失其典祀。延熹七年,岁贞执涂,月纪豕韦,常山相汝南富波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陈德润加于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
    圣朝克明,靡神不举。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黍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寔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于是纪功刊勒,以炤令问。其辞曰:
    天作高山,寔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赞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刻石纪铭,令德不忘。
    □□□□□元氏郎巽、平棘李音、史九门张玮、灵寿赵颖、县令南阳□□□□□□□□韩林□(林)纵至,石师□□造,仲张□绛伯王季……
    在碑左侧,还有后人正书题字:藁城靳启□□。
    从此碑文来看,主要讲述东汉延熹年间,常山相蔡、长史甘陵广川沐乘,为恢复新莽以来被长期废弃的祭祀封龙山神典秩,上书汉桓帝,并获恩准。皇帝派人带领乡民修缮神祠,隆重祭祀。于是天人和谐,谷物丰收。此碑记录的内容并不复杂,但从“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等语,可见封龙山神及《封龙山颂》碑的地位之高。
    当然,对于《封龙山颂》的著录并非起于刘宝楠,自宋代洪适《隶释》、郑樵《通志》到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皆有著录。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关于拓本的记录,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跋汉封龙山碑》载:“右《封龙山碑》,在元氏县。汉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石刻虽颇剥蚀,而文字尚可寻究。碑首云:‘封龙山者,北岳之英也。’此本得之刘智安主事。”赠给杨士奇《封龙山颂》拓本的刘智安何许人也?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题坛山石后》还有一段记载:“右‘吉曰癸已’四篆字得之永丰进士刘智安,石刻今在赞皇。”看来刘智安曾在元氏赞皇一代主政,将辖境内的《封龙山颂》等石刻制成拓本赠给杨士奇。正是这个看似平常的赠予,使得《封龙山颂》有了见诸文献记载的最早拓本,但此拓未见流传。真正令《封龙山颂》名扬天下的,是刘宝楠发现此碑并制作拓片分赠好友之后的事。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封龙山颂》的整幅裱本,令人兴奋的是上有两处题记,其中一处为刘宝楠好友张穆所题,时间为此碑发现两年后,说明此拓为初拓本无疑。而此拓与传世诸拓本相比,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左上部缺损一角,使得第十三行“穑民用章”的“章”字完全缺失,第十二行“理物含光”的“物”字缺损“牛”字上半部分。细读两处题记,正好将此疑团彻底揭开。张穆题记曰:
    丁未冬,刘君念楼,初访得此碑,手拓二纸,一寄穆。一以寄梅郎中伯言。伯言将南归,用以裹书赠鲁川比部,于是鲁川伸熨装潢之,亦自诧有此碑初拓本矣。乙酉十月,张穆题记。
    碑石运到薛文清祠后,刘宝楠手拓两份,张穆得赠一份,另一份则赠给了梅曾亮,也就是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份。梅曾亮对于这份新拓片并没有放到心上,随手用以包书并送给他的学生冯志沂。冯氏识宝,将之装池,并请张穆题跋。拓片转了一圈又来到了知情人张穆面前,才有以上题记慨叹。这一题记足以说明此拓为初拓本,至于为何缺损较为严重,则需要看缺角处的题记:
    此角初出土时已损,后复觅得,补完之也。
    原来工匠截断碑石时,造成石面碎片剥落,刘宝楠正是在缺失这些碎片的情况下初拓两份。之后工匠把碎片寻回,补在碑上,所以后来的拓本在“章”“物”这两个字上的缺损情况就不严重了。
    故宫博物院的这幅《封龙山颂》拓本的出现,给我们提了个醒:同一种拓本,并非缺损越少,产生时间就越早,必须具体拓本具体分析。另外,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幅《封龙山颂》拓本,上有杨沂孙篆书题耑,下有刘宝楠之子刘恭冕手书《封龙山颂碑考释》,这是最早关于此碑的系统考证,文献价值很大。
    《封龙山颂》笔画遒劲有力,结体宽博,“努如直槊,勒为横钉”,磅礴之气自生。杨守敬认为,“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碑气魄之大,无逾此”(《杨守敬评碑评帖记》)。倡导北碑的康有为更是认为“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刘宝楠将《封龙山颂》拓本广布于世,引起了众多书家的重视,争相临摹。清代中期以来,赵之谦、来楚生等人书法风格的形成都受其影响。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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