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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当代中国美学影响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19-12-1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牟方磊 参加讨论

    海德格尔思想被介绍入中国已有70余年。这期间,海德格尔美学的接受呈现出 “先冷后热”的特点。以尼采、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加速了“主体性”从群体理性到个体感性的分化与突进。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德格尔美学研究”成为“显学”,相关著作、论文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逐渐展开与深入,新时期美学诸流派也开始有意识地吸取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来发展或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与之相关的学术史研究也逐步展开。
    后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派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反思实践美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美学流派,代表人物有杨春时、王一川、潘知常、张弘等。在后实践美学家看来,实践美学的群体性、理性、现实性和物质性等特点,疏离了审美的自身特质,只能解释审美活动的根源,并不能解释审美活动本身。于是,后实践美学家开始重新确认美学的自身特质,如个体性、感性、超越性和精神性等,努力将美学的理论基础由群体实践转向个体生存。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时,有针对性地借鉴、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杨春时吸收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之分、个体生存的超越性、自由、存在的澄明等思想来建构其“超越美学”;王一川接受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建构其“体验美学”;潘知常吸收海德格尔的个体生存的超越性、自由等思想建构“生命美学”;张弘接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之分”这一存在论差异思想建构“存在美学”。
    综观后实践美学理论建构时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可谓有得亦有失。“得”主要表现为后实践美学理论促进了思维方式的更新、实现了理论基础的转换;“失”则主要体现在简单移植的倾向、历史意识的缺乏、体系建构的不彻底性等。
    新实践美学
    新实践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陈望衡、张玉能、朱立元等。相对于后实践美学家对海德格尔美学接受的主动性,新实践美学家对海德格尔美学的接受则颇具被动意味。在20世纪80年代感性化美学潮流和90年代后实践美学的冲击之下,新实践美学家也开始反思实践美学理论的缺失,意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发展并丰富实践美学理论。很多新实践美学家都注意到海德格尔美学对于发展、丰富其美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朱立元于21世纪初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意图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现“实践”与“存在”在本体论层面的结合,以促进实践美学的更新。
    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力图实现马克思“实践”与海德格尔“存在”在本体论层面的结合,以促进实践美学的更新与发展,其理论建构明显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争论中,批评方如董学文、陈诚、李志宏、张弘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具有差异性与不可通约性,所谓“实践存在论”实难成立;而支持方如朱志荣、苏宏斌、刘泽民、寇鹏程、刘旭光、张弓、汤拥华等则极力论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其他中立学者如徐碧辉、刘悦笛、李修建、毛宣国也在文章著作中谈到“实践存在论美学”对于海德格尔的接受。
    新古典美学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海德格尔不同于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如道、禅极具亲和力。经由海德格尔,不少美学家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独特与高明之处。在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催化下,中国当代美学界涌现出诸多新古典美学理论:叶秀山接受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艺术论、诗意栖居之思建构“美在存在间的交往”说,以重新认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张世英接受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在场不在场说建构“显隐说”“想象论”,促使中国传统的“隐秀说”“天人合一”思想得以重焕生机;叶朗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主要是朱光潜)的意象理论,同时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等西方美学思想,提出“美在意象”说;曾繁仁更是直接以海德格尔后期的“天地神人四方映射”、诗意栖居为立论基础,参照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建构出“生态存在论美学”体系。
    毛宣国、刘悦笛、刘彦顺、郭勇健等人注意到叶秀山美学思想对海德格尔的接受并做了分析。张世英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受海德格尔影响,叶朗、林可济、张翼星、毛宣国、刘恒健等于此皆有论及。张祥龙、朱良志、毛宣国、彭锋等对叶朗的“美在意象”说有所分析;朱立元、刘旭光、赵奎英、傅松雪等人则充分肯定曾繁仁“在存在论的追思中考察、构建生态美学”的基本思路。
    接受的差异与得失
    历时性方面,海德格尔美学的中国接受具有从接受前期海德格尔到接受后期海德格尔的转变。历时性接受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三:就接受对象而言,海德格尔思想是一复杂整体,具有启蒙现代性(前期)与审美现代性(后期)双重精神面相;就接受语境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语境,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的关系也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就接受视野而言,美学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从追求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彰显出80年代和90年代美学问题意识的嬗变。
    共时性方面,后实践美学派和新实践美学派主要接受前期海德格尔,而新古典美学派则偏向接受后期海德格尔。共时性接受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主体的接受目的不同:后实践美学派借助前期海德格尔思想超越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派借助前期海德格尔思想发展实践美学,新古典美学派借助后期海德格尔思想重新开掘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意义。海德格尔美学的接受对于后实践美学派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使其实现了美学理论基础由“群体实践”向“个体存在”的转变,促进了美学理论重心由“功利主义”向“审美主义”的位移。但在如何克制美学理论的非理性主义和审美主义倾向、如何避免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读误释等问题上,后实践美学派仍有深入反思的必要。朱立元等人的理论建构实践表明,实践美学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本,合理吸收他者美学思想,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条富有启示的美学理论创新之路,但如何避免因此造成的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仍需进一步深思与研讨。新古典美学派注意到海德格尔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相通性,他们的理论建构一方面促进了海德格尔美学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化。
    毋庸讳言,现有成果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一,研究的精细度不够。现有成果多从宏观笼统的层面来分析新时期美学流派对于海格德尔美学的接受,而微观层面的内容,如接受主体的差异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语境/视野/原因/中介/方式/内容/效果,接受的主体间性等诸多细节问题,不是点到则止,就是未曾涉及。其二,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单一零星的个别研究多于系统性专题性研究。现有成果多是在讨论某位美学家的美学观点时顺带分析其对海德格尔美学的接受,尚未对各主要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接受海德格尔美学、建构美学基本理论的状况进行系统专题的梳理与研究。其三,研究的反思性不够。现有成果多从积极一面探讨海德格尔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流派理论建构的意义,而对海德格尔美学中的消极因子如主体性思想残余、极端个人主义、玄虚化倾向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反思不足。所以,以从接受前期海德格尔到接受后期海德格尔的转变为梳理线索,以从追求启蒙现代性到高扬审美现代性的转变为重点,从思想接受与理论建构两重视角,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新古典美学三大派别及接受语境/接受方式/接受内容/接受效果四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主要流派接受海德格尔的整体进程、内在理路、经验教训等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海德格尔‘诗意栖居’思想研究”(15C086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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