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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底，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上，仲呈祥先生发表演讲，谈到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的初衷。他认为，艺术学界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艺术学是学科，不是过去分门别类的“术科”，要提升对“艺术学研究什么”的认识，达成共识才是关键。如今，艺术学已经完成了升格门类学科的使命，就应该避免艺术学界内部的“名分”之争，加强对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学科本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仲呈祥先生的演讲，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学科发展的现实路径，并且明确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主旨与发展方向。这篇演讲文稿也因此成为记载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脉络的重要口述文献。与此同时，为进一步阐证这份口述史料的意义，我们特邀请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夏燕靖撰文作了佐证与解读，形成专题刊出，以期引起思考和探讨。 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艺术学科（艺术学理论）评议组成员 仲呈祥先生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是对艺术学科建设中的问题给予的现实回应，我以为这是当代艺术学史重要的口述资料，形成文本记载对于现当代艺术史学研究帮助极大。据此，我愿就仲先生演讲内容再作几点佐证与解读，以飨读者。 其一，关于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经过，我曾采访过多位学界的亲历者，如王次炤、凌继尧、黄惇、曹意强、周星等诸位教授，也采访过2011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后任中南大学校长的张尧学教授，目的是为撰写《中国现当代艺术学史》（下卷）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核心文献。记得张校长讲述的这段历史颇具意义，是另一种视角的解读，他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这在当年是件挺大的事，因为艺术界人士所属阶层非常广泛，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人民团体及政府职能部门的文化官员等，大家都在呼吁。当然，艺术家们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以致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和过问。”他详细讲述道： 我当时就和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的同事们说，仅仅强调艺术学科服务社会的贡献，以及艺术院校每年招生人数居于文科之首是远远不够的。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大会上讨论，大多数委员是理工科学者，而且院士占多数，他们非常理性，会问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条件有哪些？与同时申请的学科相比有哪些优势，并且是非升不可的特殊理由？我就动员大家好好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且学理调查依据充分的报告提交。就这样学位办委托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教授组织，中央音乐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办公室，负责全国艺术院校的材料收集与整理。 据我所知，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多次组织全国艺术院校的领导和专家们会商并到各地院校进行调研，探讨申报方案的编写工作。现在回忆起来真不容易，一开始就定下艺术学门类学科只给三个一级学科的名额，要求将原先的八个门类进行归并，是挺困难的。结果初次报上来，是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与设计学，怎么没有一个以理论为主体的一级学科呢？我记得这件事在艺术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高校联合召开座谈会，呼吁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不能丢弃原先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也就是理论学科。我就说，艺术学强调升门，这是学科，如若没有贯穿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作为较高层次的形而上理论研究，还有成为意识形态导向的理论研究，那还是学科吗？尤其是文科设置的站位意识、导向意识要体现出来。因此，这一稿方案被退回重新修改，补上了艺术学理论。所以，我要说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是学位办要求补上的。至于美术学和设计学的分家，则主要是工学界的院士们呼吁的。他们说设计学是未来极其重要的新兴发展学科，又是交叉学科或前沿学科，将其与美术学归并一起，无论是学科理念还是知识体系都不利于学科的规划和发展。这样，几位院士起草专题报告由学位办向学位委员会说明，增加了设计学。现在看来，这么分家确实有道理。 之后，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告诉我说，他们于2011年4月，邀请浙江省教育厅与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举办“艺术学学科发展规划学术研讨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全体成员以及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三十余所院校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这是继2月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学界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艺术学科的学术特色和价值”“艺术学的研究框架和教育体系”“艺术学的估评和指标体系”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我觉得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引发大家对我国艺术学科建设的思考（采访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教授，采访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地点：中南大学机关会议室）。 由这段采访来看，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用“来之不易”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其重要意义在于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从此标志着我国艺术学有了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并且，作为现代学科与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有了一条走内涵发展的明确道路。时隔十年，我们借助两位亲历者对这段史实的讲述，有种重回历史现场的感受，这可算是现当代艺术学史的重要核心文献。如是可言，重视口述史料的采集，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更是为史学发展补充了多重佐证。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口述史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学术界的讨论持续升温，这对我们研究现当代艺术学史可谓是重要的启示。 其二，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1301）及归属其下的艺术史二级学科，自2011年艺术学升门以来，有关“存废说”或是指责其“伪学科”的论调此起彼伏。现在，我们重温两位亲历者对这段史实的讲述，可谓是正本清源，阐明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际的初衷，即艺术学作为学科设置，不能自贬为‘术’，如若只讲‘术’而没有‘学’这是不妥的。况且，强调是学科，如若没有贯穿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作为较高层次的形而上理论研究，还有成为意识形态导向的理论研究，那还是学科吗？这些历史讲述，是以正视听最为重要的史料，值得艺术学界高度重视。 其实，所谓“存废说”，或是指责其“伪学科”的论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认识弊端，就是根本不愿意弄清楚艺术学理论的百年流变，以及作为一级学科设置的初衷及学科内涵，而仅凭固执己见来放大说辞。殊不知，早在上世纪前半叶，艺术学被引入国内，宗白华、张泽厚、马采、滕固、陈中凡、蔡仪和王朝闻等先生就阐明其学理，以及研究层次和研究领域。如马采在阐述艺术学研究主旨时，开宗明义断定，艺术学研究有两个层级：一个是特殊艺术学（包括各种艺术史、各种艺术博物馆学、各种艺术学，如建筑学、音乐学、戏剧学及其他）；另一个是一般艺术学，可分为艺术体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和艺术哲学。在两个层次之中，又各有分支研究方向，其内容必有增续，但在相应层级上是充实的，而不是简单的平行罗列（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更不要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首创艺术学二级学科（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学科代码为050401）博硕士学位点的创始人张道一先生，他所提出的著名论断“艺术学不是‘拼盘’”，指出：“艺术学既然是研究艺术的综合科学，往下应指导艺术实践，往上要升入人文科学，应该有自身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的体系。”（张道一《艺术学不是“拼盘”》，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丛刊2007年卷）其实，老一辈学者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早就阐明了其理论谱系及需要开拓的研究领域，这是留给我们的丰富学术资源。如今，实在是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一次次重新开始，浅尝辄止，而后，自以为是地夸大所谓的质疑之词。 关于艺术史的“界域”问题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然而，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延传至今的艺术史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甚至出现种种悖论。说到艺术史认识上的悖论，现在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只要你说“东”，马上就有“西”的说法出来，你说应该有一个共性史（或曰“元艺术史”）立于学科研究之中，马上就会有一个反驳的观点出来，说这样的史学研究不可能成立。这种现象在当下的艺术学界可谓愈演愈烈，我将其比喻为“建制派”和“指责派”之争。进言之，明明艺术史二级学科已经立在那里，偏偏说这是“伪学科”，如何认识艺术史概念的悖论层出不穷。似乎所有史学理念、治史模式、研究方法都会有它的悖论之处。所有悖论都聚焦在两个核心问题上： 第一个是观念或者是史学认识层面的悖论，明明有艺术史的存在可能性，而且就逻辑推论来说，也应当有个别与一般的认识存在，怎么到了艺术史研究领域就不承认有个别（特殊）与一般的差异性存在呢？这种悖论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与文化性的认识冲突。这如同理论思辨的过程，如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个别，而没有一般的认识，哪里会有真正的抽象理论呢？ 第二个是结构层面的缺失，艺术史说到底还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只不过形式有别，或是根据艺术家、艺术作品等物质的材料来研究历史；或是根据一定的物质媒介（图像、音响、肢体，乃至文本材料等）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艺术现象及发展流变，只是治史路径、方法以及视角的不同，但说到底还是在史学研究范畴内，这与我们认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或者说多元性没有根本的冲突，也没有产生一种内在的历史研究的分类矛盾。 简而言之，在艺术史研究中广泛采用跨学科研究方式，这是确信无疑的。其实，这也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在史学意义上的作用也是明确的，具有“经世致用”“以史为鉴”“读史明智”，突出艺术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学研究当中的现实作用。故而，如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总结所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有关这一点，艺术史家的治学论断仍有很强的说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