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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梅戏百年历史中，红色题材的黄梅戏作品有不少为人称道。不论是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党的女儿》 ，还是近年来感人至深的《大别山母亲》 ，它们将红色文化与戏曲艺术形式充分融合，展现出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感。而创作于黄梅戏发源地、革命老区的现代黄梅戏《槐花谣》在文化与戏曲的交融上作出了新的尝试和探索，不断激发黄梅戏艺术的内在活力。 《槐花谣》由黄冈艺术学校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创作，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柏樑和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合作编剧，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裴福林、张尧、李丽宏、李威、马路等共同参与创作，是一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精品。 《槐花谣》在国内外公演28场，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获得广泛认可，为当代黄梅戏的红色题材创作提供了经验和范式。 文本创作的焦点“后移” 戏曲不只是身体技艺的展示，还需要通过故事和人物感化人心，那些永恒的经典作品更有超越时代的深刻思想内涵。黄梅戏《槐花谣》基于鄂东麻城乘马岗的一段革命传奇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即以红军战士春牛与其恋人槐花的生死恋情为主线，大槐树、红肚兜为线索，讲述了革命时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文本采用倒叙的表现形式，通过6场戏分别重现槐花与春牛相爱的往日时光；槐花以名节性命救春牛与其母于危难；槐花在郑守仁的追逼下纵身跳崖；春牛带领红军队伍活捉郑守仁，用真情唤醒槐花记忆；槐花大梦初醒成全春牛，守在大别山。从二人的故事中看到的是在时代背景下的每一对“槐花”和“春牛”在看似温情而又萧索的人生中都做出了隐忍与牺牲。在我们的印象中，传统红色剧目的叙事与格调以突出个体中心人物的英雄事迹和爱国情怀为主，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将故事推向高潮，从而抒发对英雄的崇高敬畏之情。《槐花谣》的文本创作有别于传统红色剧目，编剧将焦点聚集于伟大背后群体的不平凡，即书写将士们身后的红区政权、草根百姓、父老乡亲，以红军战士“春牛”的生死恋情来观照千万普罗大众。如编剧谢柏樑所说，该剧可以集中起来表现的要点，不仅仅在于对红军将士的热烈讴歌，更在于对革命老区——大别山地区草根百姓、家乡父老的深情礼赞。正是他们无怨无悔、无私无畏、无索无求地为革命作出诸多奉献和牺牲，才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回归文本， 《槐花谣》所呈现的是远比辞藻更复杂的人性与伦理。红军恋人槐花被动陷入与恶霸地主郑守仁的纠葛中，更以春牛母亲的性命相要挟，逼槐花做妾。槐花未能寻求到救赎，最终选择以跳崖一死维护名节。从两者矛盾中突显“恶丑”与“美善”的对立关系，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丰富，在危机与冲突中为剧情的翻转埋下伏笔。此外剧目的结尾一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范式，最终“死而复生”的槐花与恋人春牛各自坚守、天各一方，以真切、现实的生活场面作为结束，给观众以深刻别样的审美体验，并以此突显大别山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深挚情怀。 舞台呈现的多元化 《槐花谣》创作于革命老区、红色基地同时为黄梅戏发源地的黄冈。先天的文化地域优势，使得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对剧目的意味和形式都具有高度的文化和情感认同。基于此，黄冈艺术学校及专家们在舞台表演上发挥地域优势，挖掘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剧中，对《槐花谣》的舞台呈现有所裨益。 在黄梅戏表演方面，主创着重在对人物的体悟，并付诸于自然精细的表演，展现出鲜活的人物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尤其在演绎不同时期的槐花和春牛的形象和情绪变化上颇见真功，例如演绎两小无猜的二人时突出活泼俏皮单纯的特质，舞台动作展现得充分、跳脱、利落且收放自如；而在表现历经世事的二人时，体现饱含无奈与深情的复杂情感，舞台动作缓慢、低沉且含蓄收敛。通过场面调度的精准设置，使一张一弛皆故事，言有尽而意无穷，给观众留下独特的审美体验。 剧中对舞蹈的编排和设计围绕故事情节的发展，将舞蹈与黄梅戏完美融合，使舞蹈与黄梅戏产生“互文”效果。例如在开场的舞蹈编排中，采用了体现喜庆欢乐的民间拥军秧歌以表示革命的胜利，为已是将军的春牛出场作铺垫。而后，在面对多重打击和斗争的激烈场面时，舞蹈的动作、节奏随机调整变得缓慢沉重，不仅烘托出主线的气氛，更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不论从表演的完整还是情绪的表达来看都显得极致饱满、酣畅淋漓，深刻体现出当代黄梅戏艺术的美学追求。 此外，剧中主旋律音乐的牵引也使故事更加荡气回肠，令人回味。 “姐儿门前一棵槐，手攀槐树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娘耶，不好说得望郎来” 。 剧目的主旋律即是以鄂东地区特有民歌《槐花谣》为母题创作而来，成为剧目的音乐“向导” ，将本土的民歌元素和民间文化融合于剧目音乐贯穿始终，服务于情感的跌宕起伏，暗喻剧情的起承转合。 在舞美设计上，整体形成了“大拙至美”审美风格。尤其在槐花与春牛两人相见的场面，“两人、一树、一光” ，舞台的留白营造出空灵之境，引导观众以虚静空明的心境来观照情感与人生。剧中作为线索的“红肚兜”几经改良，使其符合观众的审美经验，又能将之与习焉不察的生活区隔开来，最终借以金线绣成的“革命”二字作为创作宗旨的引言。 “正剧”的跨介与策略 单从分析剧本和舞台呈现上来谈《槐花谣》的艺术特征，不足以体现其制作和传播策略的实验性，尤其作为地方戏曲，在制作和传播媒介方面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只有找到契合当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路径，才能根本解决戏曲艺术发展传播滞后的问题，而《槐花谣》的创作对如何通过有效的媒介和策略将戏曲艺术、正剧的形式带入大众视野，贴近大众生活，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组成部分都具有启发和实验意义。 《槐花谣》的制作基于黄冈艺术学校与中国戏曲学院的合作，在合作中实现了资源互通与互补，弥补当代戏曲发展、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劣势，是双方共同探索创新戏曲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成果，亦是为文艺创作出精品、攀高峰进行的新尝试。 剧目从文本创作阶段开始，开展了4次业内专家研讨会，并以戏曲理论领域作为主阵地，通过研讨会、全国展演、考察交流进行宣传的同时对创作的进度进行跟踪报道和宣传。在剧目巡演阶段，面对演出市场的竞争，以戏曲专业领域作为主阵地的同时开设惠民公演与固定消费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戏曲进校园”的形式进入高校演出吸引中青年受众群体加入，扩大戏曲发展领域。在宣传策略方面，通过校校合作的形式，有力地开拓了受众市场和范围。我们不难发现，戏曲艺术正通过独特的题材和表演形式以及主流价值观的传递，拉近与当代青年人的距离，越来越多青年群体深受传统艺术的感召投入到戏曲本体创作和相关产业发展的事业中去。 戏曲中红色题材的作品创作仍在进行，我们将看到更多优秀作品呈现在戏曲舞台上， 《槐花谣》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让人们看到戏曲发展的多重可能和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