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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戏曲评点的兴盛与创作繁荣、演出频繁有关，其实，刻书业的发展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朱万曙先生在《明代戏曲评点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书商促进了戏曲评点的发展。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明清书商如何推动戏曲评点，对戏曲评点有何具体影响。 戏曲插图能够辅助文本阅读，戏曲评点亦有此功效。明清戏曲的评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帮助读者阅读。一方面，戏曲评点帮助读者理解文意。一是解释文本内容；二是体会作家思想；三是指出作品的精彩之处。另一方面，与小说评点不同，戏曲评点具有指导演出的作用。比如提醒演员需要认真对待的关目，指出演员要抓住情境做戏。此外，冷热场面的调剂，曲律声韵的提示，演员服装和舞台道具的说明，戏曲评点均有涉及。 评点有助于理解文本，也能指导演员表演，对于读者来说具有莫大吸引力。因此，书坊利用评点宣传，促销手段层出不穷：其一，在书名、序跋、正文中指出刊本附有评点。书名位置显眼，书坊有意识给书名添加“批评”“评点”等字眼，序跋也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成为刊本宣传的途径之一。其二，在序跋、凡例中夸赞评点内容。有暗示所选评语都是优秀的间接肯定，也有直接赞美评语的，这些无疑抬高了刊本的价值，起到了促销的作用。其三，将不同评点家的评语放在同一刊本中，并加以强调。集合多家评语的刊本，也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书坊并不吝啬评语的添设。 除了上述三种广告外，还有其他促销方式。比如，以名家评点打广告，即聘请名家评点戏曲；或巧用评语字体，书坊师俭堂的出批就别出心裁，均用书写体；或是集中刊刻某种题材的剧本。书商为了提高销量，连评点本也是以大众喜爱的题材居多。 总之，明清书坊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于刊本中增加评点，并以此作为促销，广告形式多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戏曲评点的兴盛。 书坊与文人关系密切，特别是在中上层文人加入戏曲行列之前，书坊往往需要下层文人编写戏曲，下层文人为了得到经济保障也乐于受雇于书坊。在书坊的组织下，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早期的戏曲评点本以坊刻为主，一批下层文人在书坊的组织下成为较早从事戏曲评点的群体。据笔者考查，现存最早以“题评”命名的戏曲是徐士范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而最早大量使用的是世德堂，所刊戏曲的书名大多有“题评”两字。这是商家惯用的广告手段，其实评语多是随感式的鉴赏性质，缺乏系统与深度。但是，世德堂较早有意识地注重评点的作用，对于戏曲评点发展所作的努力应值得肯定。在中上层文人评点戏曲之前，下层文人为了生计或为了消遣而加入戏曲评点的队伍，他们甚少在评点本中留下姓名，所做评语也较为稚嫩，但是在戏曲评点的萌芽阶段，实属可贵。 其次，下层文人的戏曲评点也颇具特色与价值。不仅是初期阶段，在整个明清时期，均存在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现象。下层文人由最初不留任何信息，发展至假托名人评点，或者署别号。这批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评点戏曲的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评点既可赚钱，又可消遣娱乐，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下层文人的评点并非毫无建树。如果将现存所有坊刻戏曲评语整理归纳，不难发现，他们的评语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现存戏曲刊本来看，最早借名家评点来宣传的，应该是杭州书坊容与堂。这位书坊主人独具眼光，于万历三十八年率先出版署名李贽评点的戏曲，开启了名家评点戏曲的风潮。其他书坊纷纷实行名人效应的策略，涌现出一大批署名家评点的戏曲刊本。 当然，所谓的名家，不排除有假托现象。但也不能否认，明清不乏实实在在参与戏曲评点的名家。比如师俭堂所刻戏曲打上“陈继儒”的名号，笔者认为，陈继儒是被师俭堂聘请而从事评点工作的。这可从陈氏的生平和思想观念来考察： 第一，名流身份得到商家青睐。陈继儒不贪图荣利，虽屡受朝廷征召，皆以疾辞；对于穷困儒生则尽心资助，人称其为“山中宰相”；且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古董等方面造诣颇深，是相当有品位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不耕不宦，却声华浮动的大家，怎么可能不引起商家的注意呢？ 第二，具有读者意识和市场观念。陈继儒非常重视读者的阅读心理，出于对读者的关注，陈继儒对书籍市场也有较深的认识，如他曾指导许自昌次子许元恭的刻书事业。陈继儒对许氏的建议涉及哪些书籍会畅销，版面安排如何才能吸引读者，甚至对于可能存在的翻版现象也给予了提醒。 第三，以卖文为生。陈继儒本人曾说过他是“卖文为活”的，他常为人代笔撰稿，置身于出版业，润笔之资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师俭堂为提升刊本知名度而聘请陈继儒评点戏曲。由此可见，明清书坊虽然以赢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惜花钱聘请名家评点，以致客观上提高了戏曲评点的质量。 明清书坊主的戏曲评点有一特色，即乐于刊刻自己的评点本。而且，书坊主的戏曲评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丰富戏曲评点的模式，评语的学术含量高。明清书坊主中不乏戏曲专家，他们对戏曲评点有着独特的贡献，如臧懋循是“改评型”评点方式的开创者，凌濛初则是“考订兼评型”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闵遇五等并非戏曲专家的书坊主，他们的评点也不乏真知灼见。 二是将评点理论付诸实践，深化评点内容。晚明时期，臧懋循、袁于令等书坊主开始意识到舞台表演的重要性，认为不适合演出的戏曲不会是好的作品。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将戏曲理论融入剧作。可见，明清书坊主既评点戏曲，又加以实践，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戏曲理论。 诚然，明清戏曲评点的作伪现象十分严重。或假托名人评点，或直接抄袭他人的评语，或直接摘抄名家言论。书商鱼目混珠，大量伪作充斥市场。同时，盗版猖獗，以假乱真，造成“赝本行而原本没”，以致读者“及睹真本，反生疑诧”，给当时读者添了不少困惑，也给现在的戏曲研究带来不便。然而，书坊对戏曲评点的作伪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因为假托成名人的文人，他们对戏曲的评点也是有意义的。作为理论批评的一种建设来看，确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盛事。其影响所及，由明入清。 总之，明清戏曲的评点本以坊刻为主，在戏曲评点发展初期，书坊组织下层文人评点戏曲，带动了戏曲评点的发展。聘请名家评点，虽然有些评语并不是真正出自名家，但仍然有利于提升戏曲评点的整体水平。此外，书坊主们还亲自评点戏曲，甚至结合自己的戏曲理论进行创作，有效促进了戏曲的繁荣。由此可见，书坊在明清戏曲评点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戏曲评点发展和传播的认识。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题《论明清书坊与戏曲评点的关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