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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观念既体现在中国古代文人艺术中，也体现在“自由艺术”“美的艺术”等西方艺术体制中。受此观念影响，艺术家自认为高人一等，工匠则因从事“贱役”而为人轻视。马克思主义挑战了这一观念，不仅认为艺术源于劳动，而且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从而为重新思考艺术与劳动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当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也即“美的艺术”（fine art）远离生产劳动以后，劳动便成为了那些未曾完全脱离物质生产的工艺制作活动的原罪。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工艺美术只有一半是美术、审美和精神性的创造，另外一半却是工艺、实用和重复性的劳动。工艺美术概念所隐含的观念设定，决定了其从业者永远低美术家半头。在这种尴尬的语境下，工美人更愿以美术家自居，从事非实用性的美术创作，而不愿侧身手工劳动者行列。 相对而言，非遗传承人对于手艺人来说是一个更为公允的称号。被美术体系所否定的工艺和劳动，在非遗体系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尊重。例如，传统工艺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交换中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在其世代相承的技艺、经验和智慧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丰富联系，因此值得保护和弘扬。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变化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不得不接受时代的挑战。就传统工艺而言，那些曾经滋养它、使它富于历史文化价值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地来看，任何一种传统技艺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成规模、重复性的手工劳作。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创汇盛期，苏州镇湖号称有十万绣娘。可是，这种盛况如今再难重现。镇湖批发市场上充斥的是来自越南和朝鲜的绣片，那里廉价的劳动力暂时还能支撑手工刺绣产业，使苏绣的繁荣暂时还能延续下去。朝鲜绣的大规模涌入，暂时缓解了镇湖本地绣娘大幅减员的压力。不过，一些本地人担心，一旦苏绣核心技艺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份无形文化遗产最终花落谁家将成为一个未知数。为贴补家用而在一代代姑苏女子手中积累形成的针法，正在被当下的苏绣从业者遗忘。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技艺的演化便会陷入停滞。到那时，苏绣将丧失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成为某种业已完结的历史。 相对于生活富裕的苏州镇湖，全国各地还有不少欠发达甚至不发达的乡镇。在那里，乡镇妇女通过染织刺绣实现居家就业，成为非遗扶贫政策的受惠者。非遗扶贫，作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社区修复方案，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具有显著意义。与一般的扶贫形式相比，非遗扶贫不仅能扶贫，还能扶志；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繁荣地方文化。但是，随着被帮扶的一代人摆脱贫困，下一代人还有多少会愿意像父母辈那样靠刺绣、编织等手工劳动谋生？非遗扶贫隐含的一个经济学前提是：“这里还有廉价劳动力。”然而，当劳动力变得不再“廉价”，这种非遗保护形式还能持续下去吗？ 在现实的隐忧背后存在着一个亟待探讨的理论问题：劳动与工艺的关系问题。劳动的艰辛一方面成就了传统工艺的伟大，另一方面又成为传统工艺走进新时代的负累。不少人认为，转向纯艺术是传统工艺在当下和未来的唯一出路。的确，当手工生产方式走向式微，文化便成为传统工艺更为显著的价值。若以日本或中国的现实为参照，则我们会看到，一些以手艺持家、传家的手艺人，仍然有一种不同于个体艺术家的活法。艺术家为双年展和艺术史创作耐人寻味的观赏品，手工作坊的产品却能直接进入日常生活，如茶具、餐具和文房用品，它们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具有实用功能，且是一种可更替的消耗品。与机器批量制造的产品相比，它们具有难以替代的品质，从而具有了独特的市场竞争力。 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收集、整理传统工艺振兴案例的过程中，笔者对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目标和标准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通过申报和承担另一项教育部课题，笔者带领学生团队研究拟定了传统工艺振兴标准，用问卷星设计测评表，对310家传统工艺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在拟定振兴标准时，课题组一方面采纳了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经济指标，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从非遗保护和文化发展角度对这些指标进行了修正。该指标体系及其检测结果，因过于复杂而无法在此详述。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工艺全面振兴的理想图景是：一方面，传统工艺企业通过设计、生产和销售维持自我运营，实现非遗生产性保护目标；另一方面，传统工艺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资源，注入文旅、家居、服装等现代产业，在推动文化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非遗传承人群及传统工艺企业带来第二份收益，也即传统工艺的文化附加值及企业的品牌衍生价值。 从测评结果来看，310家传统工艺企业，除了49家之外，均与其他行业有跨界合作关系，其中与教育、文博文创和旅游行业的合作位居前三，分别占63.23%、55.16%和39.68%。从数据来看，笔者所预见的传统工艺价值二次转化已经在现实中出现。不过，其前提是传统工艺企业仍然能够保持手工生产，否则的话，传统工艺企业便与一般文创公司无异，不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了。 传统工艺行业的发展前景目前看上去还算乐观，不过，艺术与劳动的内在矛盾迄今仍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充分解决。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当手工劳动成为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威廉·莫里斯意义上的艺术或美好生活方式时，传统工艺的手工劳作方式才是可持续的。从实践上来看，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云南鹤庆等传统工艺集聚地，的确散发出“艺术地劳动”“艺术地生活”的魅力，吸引了不少有志于从事手工艺制作和创作的年轻人。 传统工艺在今天的确有从谋生手段向精神文化活动转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工艺只能化实用为审美，化物质为精神，化劳动为艺术，朝纯艺术方向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了传统工艺另一种可能的方向。在那里，劳动不再是一种苦役，而是变成了现代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艺术化劳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仅取得了和解，而且产生了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假如这条道路可以走通，则传统工艺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会走向持续的繁荣和振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题《艺术与劳动的和解——兼论中国传统工艺的未来》，《美术观察》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