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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话剧史的研究，太多的是在于个人的意愿，忽视了史料的存在和价值。中国话剧起源于1907年，一直是话剧界普遍认同的真理。60年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集》中，保存了大量的早期话剧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话剧史很有帮助。然而，这一史料集却忽略了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3部文献——《新剧史》《新剧考》《新剧考评百出》。 1914年，上海新剧小说社出版的朱双云的《新剧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话剧史。书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早期(1907年之前)的新剧活动，尤其是当时的学生演剧活动。有关当时人对于新剧起源的认知，朱双云《新剧史》一书中也有体现。 2015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在为笔者校勘的《新剧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新剧考》为后人留下了那个时代剧场中实际上演过的剧目的实证；而且透过它，我们还可以一窥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了解那个年代尚称为“新剧”的话剧演出的社会反应。《新剧考》《新剧史》等著作都是可靠的历史文献，历史就依赖这些文献资料支撑着，方有可能成为信史。这些史料重新浮出水面，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可以方便地接触并且掌握，中国的早期话剧活动进程的真相，就会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 新剧是中国早期话剧的滥觞，限于史料之缺乏，我们今天对其的认知仍然是十分片面的，不完整的，故而对这一时期的话剧之评价，亦是缺乏史料依据的。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1919年出版的郑正秋编辑的《新剧考证百出》重新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后，我们便会对书中所记载的99出新剧和33出外国戏剧而叹为观止。这是甲寅之际新剧时代所留存下来的一部详细记载新剧演出剧目的文献。通过书中记载的“本事”和“事略”，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早年上海的新剧舞台都上演了哪些剧目，这些剧目又都涉及到哪些内容。 《新剧考证百出》一书中所收录的这20部莎士比亚的剧目，几乎囊括了悲剧、喜剧、趣剧、浪漫剧、传奇等戏剧形式，悲剧如《鬼诏》(即《哈姆雷特》)、《倭塞罗》(即《奥赛罗》)、《口孝与心孝》(即《李尔王》)、《巫祸》(即《麦克白》)；浪漫剧如《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孪生兄妹》(即《第十二夜》)；趣剧如《夏夜梦》(即《仲夏夜之梦》)；传奇剧如《飓媒》(即《暴风雨》)等。据此，我们可否认为郑氏是中国话剧史上将莎翁戏剧搬上商演舞台的第一人？ 史料的发掘，对于我们重新认知新剧时期的历史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剧史》一书的作者朱双云，因为其首创编年体的话剧史书，而在话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一般而言，由于《新剧史》一书的首创，朱双云先生仍中国新剧的创始人之一，此定论似无可厚非。然而通过对大量戏剧文献的梳理，笔者却有新发现：即朱双云先生不仅有功于新剧，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的戏曲亦大有建树。笔者在翻检民国时期的期刊时，分别从《蜜丝》《戏剧画报》《戏》和《社会月报》等杂志中，辑录出朱双云从未正式出版的《菊部珍闻》一书。 《菊部珍闻》一书，包含了诸多梨园的轶闻趣事，是我们今天了解梨园内部变迁的重要文献。例如，朱双云在书中提及“九皇会”“武昌会”等，表明早期的梨园拥有与道教极其相似的组织机构，宗教的色彩较为深厚。“抱牙笏”一词是戏园后台经理的代名词，“应行”“六场通头”“倒堂”则记载了早期戏班内，演员要样样精通，所有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新剧之萌芽，并非是事先计划好的。更多的戏剧活动，出自于当时市民社会中一帮戏剧的爱好者，而日后如火如荼的话剧商演，起先亦并无预见性的商业动机。 《戏杂志》刊行于1922至1923年间，前后共出9期。其中的“新剧”栏目中便留下了早期上海市民进行话剧启蒙运动的真实记载。从“尝试号”开始，《戏杂志》连载《二十年来新剧之变迁史》一文，文中有诸多有关上海市民从事话剧萌芽时期活动的记载，是今日话剧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该文开篇即道：“诸君知中国新剧发源于何时乎？新剧发源之时代，盖已二十余年……中国式之新剧，如今日所演者，其发源之地，则为徐家汇之南洋公学，时为前清庚子年。”这一有关话剧起源的明确记述，却一直未被话剧史学者所重。 早期的新剧演出，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是如何进行实际运作的，一直是戏剧史研究中的空白，这方面的资料亦不为戏剧史学者所重视。然认真翻检戏剧史料，却能发现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记载，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新剧演出活动中，经费层面的细节是如何动作的：“一社演剧地点，系假座石路天仙茶园，由交际主任任公前往接洽。任公本系外行，不谙借座办法，既无进身之阶，又不知谈判时措辞之何，乃于该园夜戏开锣时徘徊探伺，招一案目名炳如者，至间壁普庆里内，告以借座之由，并托伊向前台接洽询问代价。炳如当即允诺，约以翌日仍在原处听信。翌日前去，炳如回说日戏借座代价至少一百九十元。其索价虽昂，然较丹桂已减三分之一。复经全体议决，借用天仙为临时剧场。但向戏园借座，例须先付定银。其时所收会费，仅每人一元，会员五六十人，即完全收足，亦仅敷会中开支，万难移作包戏之用。后由炳如独力担任，代负完全责任，惟有交换条件与任公而订，订明演剧之日，茶资及手巾小账，每客增取一角，以酬负责之劳。经济所限，虽欲不勉强承认，不得也。” 也许是戏剧这个特殊行业的关系，从事戏剧活动的剧人，似乎一开始便处于一种争逐名利的氛围之中。尽管最初的文明戏还未步入商演的“中兴”时期，尚处在一种自娱自乐的阶段，新剧的先行者们便开始了追名逐誉的争夺战了。这些不为一般史籍所重的“趣史”，在民国早期的戏剧文献中，为我们留下了清晰的踪迹。 有鉴于此，早期新剧的史料可视作新剧研究的基石，那么进入话剧时代，话剧的史料对于话剧史的研究，同样极其重要。笔者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经年，先后整理、校勘了《新剧史》《新剧考证百出》《新剧考》《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菊部珍闻》《戏杂志》等民国早期的新剧文献，参与了与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编辑的《民国话剧期刊文献汇编》，对于话剧文献和史料的整理，略有心得。话剧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不全面，值得商榷之处，在在皆是。 一般的话剧史书中，在提及《怒吼吧，中国》一剧时，必然曰是剧乃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一部革命好戏云云。然而，仔细翻阅《申报》《新闻报》和这一时期的杂志，便会发现1942年12月7日，汪伪政权为了纪念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周年庆，上海的话剧舞台竟然也上演了该剧，只是将剧名改成了《江舟泣血记》。是剧究竟是革命剧，抑或是汉奸剧？值得重新审视。 不仅如此，对于话剧界的从业者，不论是编导还是演员，他们是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对于他们的评价，更多的应该论从史出，最大限度地以文献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只有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尽可能详实地描绘出话剧运动发展的轨迹，才尽可能客观公允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给出评判。 因此，深入发掘话剧史料，进一步整理话剧文献，对于话剧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多一点文献的依据，少一些意识形态的判定，话剧史的研究定当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原题《话剧文献与话剧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艺术百家》201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