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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本源(2)


    二、鲁迅对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文章唤起了张仃先生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家园意识,令其产生了强烈的“艺术为人生”的冲动。他从鲁迅的杂文中受到启发,决定以漫画针砭时政,并发表了《漫画与杂文》一文,在文中3次援引鲁迅的观点,强调漫画与杂文的共通性,指出讽刺批判是漫画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回顾张仃1932-1938年间创作的漫画作品,恰是以“鲁迅式”的犀利、泼辣和尖锐的笔调,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态以及日寇侵华的罪行,这正是他在创作实践上对鲁迅讽刺批判精神的继承与高扬。
    鲁迅“不要作空头美术家”的遗嘱让张仃铭记于心。可以说张仃先生的色彩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鲁迅影响的。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一文中,张仃先生不仅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更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辨析出绘画的色彩。他发现鲁迅文学作品中“黯淡的”、“模糊的”绘画色彩,并对此进行诠释,认为“鲁迅先生浸透了劳苦大众的感觉与情绪,不能感兴太鲜艳的色彩,实在也没有太鲜艳的色彩可以唤醒鲁迅先生的感觉——封建阶级把人民对于色彩的享受都剥夺了,把颜色分出阶级来。”[6]或许,这段文字亦有助于理解为何在张仃先生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除了黑白灰,鲜见其他色彩——他有着与鲁迅一样沉重痛苦的感觉与情绪,只能以强烈的黑白对比与沉重的讽刺笔调,渲染出悲怆的气氛,以及令人窒息的旧中国的黑暗现状。
    张仃先生认为,“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7],这一观点与见解,也是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启发。鲁迅曾从文学之“根”的角度把民间文学推向最主流的位置,认为统治阶级的文艺有一部分是从民间文艺发展而来的,但当统治阶级的文艺贫血之时,通常会借助民间文艺予以输血,以获得生命力。而张仃先生则从工艺美术之“根”的角度将民间艺术推到主流的地位,强调“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切造型艺术。”[7]有基于此,他用毕生的时间与精力,保护、传承、发扬“民间美术”。他率先将民间艺术引入高校课堂,将民间艺人请上高校讲坛;他带领学校师生深入民众中间广泛搜集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他开拓性地提出民间艺人与学院师生合作的设想;他在自己的设计实践中广泛吸纳民间艺术的各种装饰手法,并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民间艺术、推荐民间艺人、研究民间艺术遗产,坚定不移地甘做民间艺术的守望者、继承者与光大者。
    在张仃先生的书桌上,总能发现鲁迅的著作。阅读鲁迅的文章与著作早已成为张仃的习惯。他从鲁迅的作品中受到鼓舞,继而坚定了自己的艺术立场;也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艺术感知、深刻了自己的艺术见解。
    三、张光宇对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张仃先生对装饰艺术家张光宇怀有特殊的情感,既有知遇之恩的感激、同道知音的默契,也有专业角度的认可与赞赏。
    在张仃先生的艺术生涯中,张光宇起了重要的“发现”作用。张光宇发现了张仃的漫画才能,推介他进入艺术家的圈子,使其迅速成为漫画界的中坚力量,并由此打开了事业的局面。二人不仅在漫画领域中鼎力合作,在艺术设计与艺术设计教育领域更能够愉快地共事。张仃先生曾在文章中披露:“在逝去的故人中,人与作品最令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光宇了——他逝去20年,恍如昨日。一方面感到他不在,生活中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一个砝码,一个合成因素,无论是:友情、艺术、事业……意识到失去的是真实的,无法弥补的。”[8]由此可见张仃先生对张光宇怀有深厚的感情。
    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自卑转向热爱的过程。出生于农村的张仃先生,在中学时曾因使用家乡的蓝印花被遭到同学的嘲笑,因此就认为民间艺术很“土”,并“以土为羞”。但当他与张光宇,以及张光宇圈子中的朋友叶浅予等人相识之后,其观念发生转变。张仃先生将张光宇视为“上海十里洋场上最懂得摩登的艺术家”,当他发现这位最懂得摩登的艺术家“对中国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的热爱和推崇”之后,其内心的“乡土意识被唤醒”,并进而上升为“充满自信的艺术自觉”[9]。他重新审视家乡的蓝印花布图案,从中体味到了淳朴、清新的乡土气息。他以这种乡土气息为美,并与叶浅予合作,将民间蓝印花布图案作为元素,纳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从而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蓝印花布的时尚潮流。
    张仃先生将张光宇视为学习的榜样,“几十年相处,一起工作,亦师亦友。而师是主导。”[8]他早期的漫画作品中对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表现风格的借鉴,显然是受了张光宇的影响。此外,在张仃先生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张光宇研究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他不仅热衷于研究张光宇的艺术风格,更多次在文章中将张光宇的作品作为艺术评价的参照,或直接引用张光宇的艺术观点来强调自己的学术见解。他将张光宇的装饰创作手法归纳为“先放后收”、“以大观小”、“方中见圆”、“奇中寓正”四条法则[10]。从张仃先生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一批装饰画来看,这四条装饰法则正是其装饰创作的科学方法论。我们以《苍山牧歌》为例(图1)。画面中展现的对象并非机械地复制现实的生活,但在类似于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艺术创作中,我们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不逾矩”的严格尺度,是谓“收放得宜”;画面中的天空与地面的有机结合,近景的人物、山石、花草,中景的山羊、河流,与远景的山脉、云朵几乎并置在同一个空间之中,不拘一格的空间布局营造出神话般的意境,是谓“以大观小”;由饱含激情的线条塑造的抽象形体,尽管呈现出概括的几何块面造型倾向,但却让人找不到一个单纯的几何块面,是谓“方中见圆”;大胆新颖的构图,让人不由自主地试图寻味其创作的巧思,并在寻味中惊叹于画面内在的严正结构,是谓“奇中寓正”。
    尽管张仃先生艺术风格与艺术思想受到了张光宇的影响,但二人的设计作品所呈现的精神气质却具有明显的差异。张仃先生的作品具有类似于男性气质的阳刚之气,更具有“视觉力”,这显然不同于张光宇对形式美与造型规律探索的过分侧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