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2)
时间:2024/11/28 10:11:02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作者:冷东 点击:次
二、十三行与中西绘画交流 十三行不断从国外引进西方绘画人才，广州成为中西绘画艺术交流的通道，也为学习并掌握西方绘画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画种、作画工具、表现手法不同，而且在绘画理论、透视要求、构图方式、光暗表现上有很大差别。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广州画家已经开始掌握了西方的绘画技巧。瑞典奥斯克学会会员彼得·奥斯伯克在乾隆十六年(1751)以传教士身份随瑞典东印度公司轮船“查理斯皇子”号抵达广州，他观察到，“若干年前中国人绘画的技艺不高，但近年来因得以见识欧洲艺术家的造诣，他们在这方面已大为进步——尤其在透视学上，从前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的。”(17)美国首航广州“中国皇后”号船长山茂召在其日记中评价广州的绘画艺术，说中国的画工和画匠虽然缺乏创造性，但却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总能把西方的画描绘得维妙维肖。为此，山茂召还特意在十三行订购一批中国的瓷器，那些器皿内绘有“中国皇后”号的标记、广州十三行风光等图案，这些都出自于广州工匠的巧手。19世纪初，美国画家曾为航行广州的美国塞勒姆市“友谊”号商船画了幅水彩画，广州瓷器画家将此画画在一个直径10英寸的瓷盘上，不仅描绘了“友谊”号的全貌，准确标上船舶的英文名字，而且画中远处还隐约地出现三艘小船，显示运用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18)，说明广州的绘画技术在吸纳西方绘画技巧中得到发展。 由法国代制的《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画是广州十三行承办并经广州上缴北京宫廷的，故一些广州雕刻工匠得以学习而掌握铜版画的技术。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年间(1775-1820)，北京宫廷再将乾嘉年间的几张战图制作成铜版画时，已不用送到法国制作，而是由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指导来自广州的工匠成功制作成中国自己的铜版画。 中西绘画艺术在广州交流的最典型代表作是十三行外销画。十三行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达到鼎盛。所谓外销画，就是由广州画家满足来广州外国人士的爱好，采用西方的绘画方法、画笔、颜料作画，带有风俗、风景写生或纪念旅游性质的商品绘画，主要销售到欧美社会，因此称之为外销画，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片水彩画、水粉画和瓷器烧造画、壁纸画等。 十三行时期最有名的外销画家是关乔昌(又名啉呱)和关联昌(又名庭呱)兄弟。19世纪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长期居住，在澳门、广州、香港等地作画，还招收广州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关乔昌兄弟1825年成为钱纳利的学生，学习和掌握了西洋画方法和技术。其后兄弟二人在十三行商馆区内开设画室，专绘大量外销画。他们兄弟所绘的肖像画极为生动，所作的广州风景画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魅力，大大满足了来粤外国商人的好奇心理和审美情趣，甚得外国商人青睐，使画作销路大畅，生意兴隆，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外销画家。关乔昌五十二岁时作自画像，成为1986年12月香港邮政总局发行四枚“19世纪香港人画像”邮票之中的一枚(面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面值五元者是钱纳利亲手所绘十三行商胡兴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面值一元三角的中国妇女人像，亦是钱纳利所绘。 关氏兄弟的外销画市场很兴盛，他们广招学生，培养了一批外销画工匠，临摹关氏画作或复制西洋画家作品出售。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一带就有近三十间画店，这些画家共同构成了十三行时期广州外销画的创作队伍，为当时外国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销画商品，繁荣了十三行外销画市场。关氏兄弟还结合了十三行商的商业手段，为招揽外销画生意，在英文《广东邮报》刊登广告：“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只要十五块钱，罕见的传真。”(19) 19世纪西方医学取得飞速发展，尤以外科、产科、眼科先进，成为最先进入中国的医科。美国海外布道会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驾(Peter Parker)牧师以专业医生资格前往中国传教。(20)道光十五年(1835)伯驾来到广州，得到行商伍秉鉴的支持，免费提供十三行内新豆栏街部分房屋，创办了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关氏兄弟曾为伯驾医院中的110名患肿瘤病人画像，这批画像直至今天还保留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和美国耶鲁医学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成为研究中国油画及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开设画铺的外销画家关作霖(英文名Spoilm)，也颇负盛名。(21)他曾用西洋水彩画笔法为行商潘有度绘肖像，1800年被美国人普罗雄登斯购买收藏。保留在波士顿由私人收藏的关作霖传世作品中，还有其在广州为从夏威夷群岛远航广州而来的酋长作的肖像。(22) 广州的十三行夷馆是广州的外销画家们十分喜欢表现的题材，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构图透视、光暗投影以及色调对比，无论是珠江中来往的中外船只，还是江岸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都表现了充满中西历史文化进程反差对撞的强烈的视觉对比，反映了外销画掌握西方画种技法的进步。(23) 外销画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瓷器烧造图，称为广州彩瓷，简称“广彩”。雍正年间，随着西方对中国外销瓷器需求的扩大，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运至广州河南加工生产。景德镇的釉上彩瓷艺术，加上广州铜胎瓷珐琅烧青艺术，同时仿照中国锦缎纹样绘制花卉图案，并融合以西洋的水彩、素描、铜版、肖像画等绘画风格和刻绘技巧，最终锻造成了一种具有新的装饰艺术形式的广州彩瓷。一名外国商人参观广州烘瓷厂后记载：“我们参观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们看见在一条长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们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绘各种花纹，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纪的人进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进行，甚至有六七岁的儿童参加。”(24) 当时的广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画，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样板作画，所以又称为“客货”。图案多为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教堂、花园风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后来又兼采中国的绘画技艺，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艺，其笔法既有中国绘画传统风格，又有西洋画风采，充分展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广彩大量采用西红(金红)、法蓝(水清)、水绿、茄色(紫色)、湖水绿(鹤春)、牙白、二绿、双黄等，同时采用氧化铜、氧化钴等外国珐琅颜料，形成了颜色以薄、艳、亮见长的特色。(25)这些绘制有外销画图案的“广彩”，现在流存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者千万计，其中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烧造图，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广州画家绘制的外销画作品。这套广州外销画的图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贝尔从广州十三行购得(26)，是研究十三行时期中国外销画十分珍贵的参考图像资料。广彩反映了广州画师学习西方工艺美术风格，不仅造就出当时中国外销工艺美术作品的辉煌，而且丰富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和形式。 中国画家以十三行商馆为题材的画作，不仅有油画，而且还有水粉画、水彩画、钢笔画、玻璃画。早期的作品在技法和材料上还继续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材料，如水粉画绢本手卷。香港艺术馆收藏有18世纪晚期中国画家所作的题为《市舶司回府》的绢本水彩画，此画可能是一长卷画的部分，全卷描绘珠江河道上自黄埔船坞至广州商馆的景色。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全长26英尺的相类内容完整画作，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东印度楼历史博物馆藏有长度相约的另一卷。这一类型的长卷画准确地描述了珠江沿岸的变化、舫标(碉堡、古塔、寺庙、税关、洋行、冈峦)和距离，在当时对于未曾熟习路线的外国领航员来说，起了导航图的作用。这些画作被外国人带回国之后，很多被分割开来独立装裱成装饰品，有些更分成十二帧之多。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家钢笔画《商馆区一景》，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刻画得十分精致，效果类似铜版画。(27)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还收藏有中国画家作于嘉庆十年(1805)的玻璃画《广州商馆区》，广州博物馆也收藏有《清十三商馆》的玻璃画。玻璃画在13世纪晚期发源于意大利，17世纪由传教士传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后，这种绘画方法在世界各地逐渐式微。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玻璃画是由居于波士顿的美国商人托玛斯·拉姆购回美国的，对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景致刻画入微，是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又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通草又名通脱木，五加科子乔木，茎中的髓颜色洁白，有丝绒的质感。把这种植物树心切成薄薄的切片，薄而半透明，可以用来作画，所谓通草画就是指绘制在这种材质上的水彩画。“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周游东方时，获赠十几本、300多张通草画，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皇家博物馆中。而在英国、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上至皇家宫廷、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下至寻常百姓人家，通草画带着浓浓的旧时广州记忆依然为人们所着迷。”(28) 十三行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交往日益频繁。来华商人在广州大量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商品，这些商品畅销西方市场，引发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物品的强烈喜好，掀起了一场波及西方艺术、文化、建筑、装饰等诸多领域的“中国风”，这种艺术风格在欧洲社会前后持续了一百余年。 欧洲人有用壁画装饰墙面的传统，挂毯、刺绣、锦缎、天鹅绒及浅浮雕的皮革制品等都是装饰墙体的主要材料，由于这类材料价格昂贵，是只有上流社会才能拥有的奢侈品。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壁纸开始输入欧洲，其绚丽的色彩、精美的画面、完美的工艺，以及浓郁的东方情调，赢得了欧洲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廉价精美的中国壁纸逐渐替代了欧洲昂贵织物的饰墙材料，成为欧洲社会上下通用的室内装饰品。17世纪末一位作家在《世界报》中写到：“中国壁纸在豪宅中极为流行，这些房子里挂满最华丽的中国和印度纸，上面满绘着成千个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人物、鸟兽、鱼虫的形象。”1732年瑞典“腓特烈国王”号首航广州，大班柯林·坎贝尔在记载采购的回程货物中就有大量壁纸。另据1775年的一份档案记载，一艘到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一次就装载了2236件中国壁纸。 广东省博物馆现收藏一件18世纪清代市井风情图外销壁纸，水粉纸本，广州画匠绘制，这是中国博物馆界收藏的唯一一件中国外销壁纸的实物。由于这类壁纸专供外销，中国当时未留下任何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致使这段关于广州传统手工艺的辉煌历史渐渐淡忘于人们的脑海中。这件珍贵藏品的征集，不但填补了国内收藏界的空白，也为学术界加深十三行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明。(29)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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