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君（编剧、导演、长影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学会副会长，曾创作《篱笆、女人和狗》等影视剧）
何瑞涓（本报记者）
仅从数量来看，中国现居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和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然而，与这种热闹业态和傲人产量相比，中国影视剧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虽有增强，却与数一数二的地位还相差甚远，什么时候也能出现像争睹美剧那样争睹“中国剧”，像日韩流那样刮起“中国流”？影视大国向影视强国的迈进最重要的是靠什么？著名编剧、导演韩志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剧《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横扫荧屏，如今又连续拍出《美丽的白银那》《都市女警官》《浪漫女孩》《大东巴的女儿》等多部被誉为“作家电影”和“诗情电影”的影片。他在艺术上的挣扎与求索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人性，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绿卡
《金陵十三钗》在制作上是精美的，视觉述说在国内影片中当属第一流，但人性述说和人文述说尚没有达到它应当达到和可以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记者：去年岁末至今年年初，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出现应当算作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关于这部影片，观众的意见是相左的，有的甚至是鲜明对立的。特别是当它在美国“冲奥”失利，输给了伊朗的一部低成本影片以后，媒体上各种议论都有。您怎样评价这部影片？
韩志君：艺谋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导演，《金陵十三钗》也算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从人文底蕴和人性内涵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也不认为是他最差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菊豆》《秋菊打官司》等；他最差的作品是《三枪》。《金陵十三钗》在制作上是精美的，视觉述说在国内影片中当属第一流，但人性述说和人文述说尚没有达到它应当达到和可以达到的高度与深度。我不同意说它是“情色爱国主义”，也不同意文学艺术作品就绝对不能表现妓女们在民族危难中的“义举”。电影《金陵十三钗》的问题不在这里。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那一群妓女中有几位是相当鲜活的，那一群女学生中有几位也是相当鲜活的；但贝尔所饰演的“牧师”和那一群日本军人的塑造，则不够成功。最为重要的是，《金陵十三钗》透视战争的视角，还基本是我们国内抗日题材影片常规的视角，还没有上升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凡此种种，它“冲奥”的失利便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了。
伊朗的影片绝对不可小觑。我曾看过一部《小鞋子》，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人生况味，看后令我心颤。伊朗电影人这次拿去“冲奥”的是一部仅有几十万美金的小成本影片《内达与西敏：一次别离》，但却被美国评论界誉为“伟大的家庭剧”，说它把观众带入了“现代伊朗人的心灵深处”。美国人对电影的评判并非是“终极评判”，“冲奥”的失利也不能说明《金陵十三钗》就是失败的作品。但我们认真总结它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应当认识到：对于电影来说，一切技术手段都只是它的外壳、它的皮肉、它的形式。作为视听艺术，电影的外在形式当然是重要的，它同样也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它归根到底又是附丽于内容并为内容服务的。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我们更应当在作品的人文底蕴和人物塑造上多下功夫。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小成本制作，不需要多少高科技，却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下多项大奖，比如《大东巴的女儿》《大娃娃和小公主》等。
韩志君：这两部影片的成本都只有200多万元人民币，2006年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南欧的国际电影节，拿回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等6项奖励。此后，《大东巴的女儿》又在日本和俄罗斯的其他电影节上先后获得多项奖励。虽然都属中小型电影节，但在参赛过程中我却悟出：人性，是中国电影走向观众心灵的桥梁，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影坛的绿卡。在我看来，成本多少、是否炫技，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最主要尺度。当年，第五代导演发韧时期在国际上获大奖的那些影片，也大都是低成本，也基本上不炫技。
高科技震撼了我的感官，却没能打动我的心
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剪辑师不会剪辑，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录音师不会录音，有相当一批优秀的配光师不会调色……我深信，在为期并不遥远的明天，一定还将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导演不会拍电影。
记者：在您看来，究竟应当怎样更好地处理高科技手段与影视作品内容之间的关系？
韩志君：数字技术的出现，以及它对电影拍摄、制作、传输和放映等各个环节大面积地介入，为电影所带来的挑战与深刻影响远远超越了电影百年历史上所有量变与质变的总和。当下，在我国电影界一些传统的大厂和老厂中，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剪辑师不会剪辑，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录音师不会录音，有相当一批优秀的配光师不会调色……我深信，在为期并不遥远的明天，一定还将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导演不会拍电影。
面对着这样突如其来的却隐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重大嬗变，我们应当像乔布斯所说过的那样：“必须了解自己的渺小。如果我们不学习，科技发展的速度会让我们五年后被清空。所以，我们必须用初学者谦虚的自觉，饥饿者渴望食物的求知态度，来拥抱未来的知识。”每一个聪明的电影创作者，都要努力迅速跟上电影科技发展的步伐。
我的看法是，不管电影科技如何发展，也不管未来电影的数字化高到什么程度，电影在它百年历史中所奠定的人在电影中的地位、人性述说与人文述说在电影中的地位和人类的真实生活在电影中的地位，仍然难以动摇。这是电影真正的生命，也是电影真正的灵魂！
记者：视自己为“初学者”的态度令人钦敬。可以说这是电影中人与技术、视觉与心灵的一场博弈，您能具体谈谈人作为电影真正的灵魂的具体体现吗？
韩志君：有三个方面需要强调：人在电影中的地位难以动摇；人性述说与人文述说在电影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人类真实的生活在电影中的地位难以动摇。
情节，不仅仅是故事，它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史，是人们心灵的融合与碰撞，是他们愿望与实现之间不断解决又不断发生的矛盾。观众作为人，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人类自身，是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和多种多样的诉求。只有我们动情地写好了人和拍好了人，才可能更深地撞击人和感动人。离开对人的鲜活描述和对人类情感的深刻表达，任何高科技的手段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在艺术领域中，我都是现实主义的笃信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在我所看过的电影中使用高科技手段更胜出一筹的是《泰坦尼克号》。有资料显示，在这部影片中，由计算机参与制作的高科技镜头高达600多个，但却几乎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斧凿的痕迹。我在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始终沉浸在真实动人的叙事情境中，始终关注着那艘受伤的巨轮和满船人的命运，以及杰克与罗丝的爱情，一点儿也没有为那些由电脑制作出来的视觉奇观分神。在电影中，高科技手段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修辞和造句，只是一种表现手法，如果处处凸显，就会喧宾夺主，甚至本末倒置。
西塞罗说过：“艺术的成功在于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休谟也说过：“华丽的词藻和修饰过多，对于一切作品来说都是一大缺陷。……这就像我们观看一座建筑时被花样繁多的装饰搞得眼花缭乱那样，由于注意力被各种枝枝节节的东西吸引而分散，就看不到整体了。”电影是技术，更是艺术。没有鲜活的人物形象，只是醉心于技术的炫耀，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人性述说与人文述说是电影的灵魂，而视觉述说只是电影的皮肉。如果一部影片，视觉述说美轮美奂，人性述说与人文述说却苍白无力，那便是苏东坡老先生所说的“外腴而中枯”、“多彩而寡情”，也是我们常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该借助电影高科技的发展，为广大观众生产“豪华的地沟油”。“地沟油”就是“地沟油”，无论它有多么奢华和时尚的包装，都不可能成为琼浆玉液！
同一个卡梅隆，继他的《泰坦尼克号》之后，又把《阿凡达》推到了我们面前。《阿凡达》我看了两遍，一遍是在电影院看的，为的是要充分领略它的视觉奇观；一遍是看的DVD，为的是要剥掉它的视觉奇观的外壳，看它到底还剩下些什么。《阿凡达》在技术层面上可圈可点，但在文学层面上则较为薄弱。它震撼了我的感官，却没能打动我的心。如何“在技术中寻求感动”？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村题材影片不能尽如人意
我所了解的本山，是一个极聪明、悟性也极好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审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超越自己。我认为本山应当勒紧他创作的“缰绳”，让“马儿”慢一些走。
记者：当前，在影视剧创作中，农村题材比较活跃，特别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一直在热播，《乡5》也于近日开演。作为农村题材影视剧的领军人物，您是怎样看待当前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创作的？
韩志君：我曾在多种场合说过，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每一个讲述者都会有自己的讲述方式。先说农村题材的电影，我们的艺术家们先后拍出了《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美丽的大脚》《天狗》等一批优秀影片。但从总体上说，农村题材影片的创作还不能尽如人意，有些影片确实有“急、浅、躁”的毛病。急是急功近利，对生活没有来得及思索就匆匆动笔；浅，是反映的社会问题和作者要表达的内涵太过直露，没有发人深思的东西；躁则是作品制作粗制滥造，不真实，不可信，缺少细节或者细节不生动。
关于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我觉得有三大特点，也有三大缺憾。三大特点是：一、大都思想敏锐，长于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作品的时代精神往往很强烈，很鲜明；二、作品中常常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使人看起来亲切、自然；三、作品大都比较热闹，对话也生动、活泼、逗乐。这些，几乎成了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标识。三大缺憾是：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比较敏锐这个特点相关联，编导者往往对生活没有嚼烂，便仓促进入创作过程，其作品的生命力就必然受到挑战。二、真正从文化视角透视生活的比较少，有些作品显得太“正”，太“隔”。所谓太“正”，就是说教过多，道德负载过重，思想大于形象；所谓太“隔”，就是作品不能成为沟通编导者“创作视野”与欣赏者“期待视野”的桥梁，不能很好地引起观众的共鸣。三、不少电视剧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并在此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这就使得一部分作品精于“写境”，而拙于“造境”；质朴、平实有余，而空灵、韵味儿不足，常常缺少一种诗情和必要的美学品格。
记者：以《乡村爱情》为例来说，您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韩志君：我与赵本山，在共同策划和拍摄电影《男妇女主任》的时候就开始相熟，并成为朋友。他的《乡村爱情》系列，聚集了一批东北二人转的笑星，融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因而拥有很多的观众，但北京评论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曾庆瑞、黄式宪等资深学者对它们的批评就很尖锐也很严厉。我所了解的本山，是一个极聪明、悟性也极好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审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超越自己，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开掘，让自己的作品更加经得起时间这个最伟大的批评家的检验。有位美国好莱坞导演说过，我们或者给观众讲述一个“新鲜的故事”，或者虽然讲的是一个他们曾听过的故事而使用的却是“新鲜的嘴唇”，二者必居其一。尤其重要的是，艺术家必须对生活有独具慧眼的发现，寻找到“铀235”的矿藏。我认为本山应当勒紧他创作的“缰绳”，让“马儿”慢一些走，把每一部作品都进一步深思熟虑和精雕细刻，力求在“叙事层面”、“观念层面”和“韵味层面”这三个层面上都达到和谐的统一。我相信本山是可以出更好的作品的。
历史剧、主旋律、草根作品，剧无定法，各有路数
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他们身上，同样也有落后面，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很可取的。
记者：您很强调在作品中表现人类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我们在这一类题材的影视创作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韩志君：文无定法，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我个人的看法：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对现实生活有所观照的历史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历史观问题；表现当下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艺术品格、艺术个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问题；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应特别注意把握未来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问题。
首先，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对现实生活有所观照的历史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历史观问题。
眼下，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拥挤着许多“明君”戏，也拥挤着许多“清官”剧，成批量地塑造出了可亲可敬可爱的皇帝形象和诸多正直清廉的臣子形象。也许，这是针对时下为中国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有感而发的。我们不否认这类“借古讽今”、“以古喻今”的作品也具有现实品格，但它们当中确有一些作品历史观不正确。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对“清官”和“好皇帝”格外垂青，格外企盼？不单有的作品把皇帝及其臣仆写得与老百姓心心相印，而且连有些艺术精英人物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譬如电影《英雄》等，表现出对权力的“向往”与“屈从”，甚至为封建王权辩护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它所折射出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要经历“权本位”、“钱本位”和“人本位”这样三个阶段。对于“权本位”来说，“钱本位”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而对于“权本位”和“钱本位”来说，“人本位”则是更加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我们站在“人本位”的角度看问题，在作品中表现对“清官”的企盼也好，或者向“好皇帝”顶礼膜拜也好，实际上都是对“权本位”的崇尚和眷恋。聪明的作家、艺术家，在进入艺术创作过程的时候，似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注入一些“人本位”的东西，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才能更有深度和力度，作品的现实品格也才能更为鲜明和强烈。
第二，表现当下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艺术品格、艺术个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问题。
在我们影视界，也包括整个文艺界，“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个口号喊了多年，但我认为有相当多的创作者和相当多的影视制作单位都对这个口号有重大误解，似乎我们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旋律的，另一部分是多样化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比较强的，多样化是娱乐性比较强的；主旋律是拿奖的，多样化是赚钱的；主旋律是大力倡导的，多样化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等等。譬如，有的电影厂就曾明确提出过要“两手抓”：一手抓要脸的，一手抓来钱的。这样，就使“突出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形成了二元对立，成为重大的理论误区。
这样一种理论误区，在创作实践中产生了严重后果。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假、大、空”，把生活简单化，把人物符号化，把情节模式化，拍得太直太白太露，充满枯燥的说教，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时代精神单纯的号筒”。与这类影片相映成趣的是，我们另有一些作品，则在多样化的掩护下表现出“糟糕的个性化”倾向，基本是胡编滥造。它们与那些“假、大、空”的所谓主旋律作品一样，也离实际很远，离生活很远，离群众很远。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出来一位先进人物、模范人物或倒下一位英雄，就一拥而上，很快便拍成电影、电视剧。对此，我是不大赞成的。生活，需要反刍，需要沉淀，需要深思，需要像下围棋那样“长考”。我们不否定“人物传记片”，但写真人真事也确实不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任务。特别那种仓促上马的急就篇，必然缺少艺术品格和艺术个性，必然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薄弱。
第三，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应特别注意把握未来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问题。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种平民性，这种对大众疾苦的关注，相对于某些贵族化的作品，是非常值得称许的。但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他们身上，同样也有落后面，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很可取的。鲁迅先生并未因阿Q的贫穷而将他写成中国的脊梁，也并未因孔乙己的落魄而将他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觉得，不少年轻编剧和导演们对此是注意不够的。也许，这与他们自身的经历与遭际有关。他们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往往凝视多于审视，同情多于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很可能会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障碍与局限，会减弱他们作品的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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