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封印》：现代意义上的人和宗教(2)
时间:2024/11/28 12:11:17 来源:《当代电影》(京)2009年4期 作者:潘汝 点击:次
为什么直接以人的形象扮演了“死神”？是为了让无形的“死亡”显性化、实体化，“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及其普遍意义”。死亡并没有在人们面前竖起遥不可及的屏风，而人们的困苦、挣扎，最终裹挟了生命应有的温柔和平静。为了进一步强化“死亡”的影像，伯格曼特意将故事放在一个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死亡”无处不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序幕与即将结束的场景，同是骑士一行人面对“死神”的情形，这是颇有寓意的关于“死亡”的首尾呼应，凸显了“死亡”。我们注意到，基督之信仰将生与死的两极分化融于同一层面，生是一个开始，死亦是一个开始；生是从上帝到尘世的过渡，死是从尘世到上帝的归回。而在《第七封印》中，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要面对死神，也就是说只有死亡的轮回，死亡之后还是死亡。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基督教视死为“新生”的观念，否认了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从异土过渡到故乡的“生”。影片末了，这一行人中从未说过话的“哑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包括肉体与灵魂，个体生命消解了，而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之路也是不存在的。 认识到“死亡”是生命中的真实存在，意义何在？在于让人们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在将人从古典意义上的整体性(个体仅仅是宏观秩序中的一个环节)推进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的过程中，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里，人本身成了超越于自然的存在者，具有超然于自然的精神性——然而，“人的这种超越性，这种精神性，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基督教认为的人之‘灵魂不朽’”。①“这种超越性维系在人灵魂的永恒性上，从根本上说，它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分裂的。”②智慧如孔子者，冷眼瞥了一下“死”而言曰：“未知生，焉知死。”基督教把“不朽的灵魂”从属于永恒超越的上帝时，似乎是积极地面对现实的生活，实乃消极地回避了现实与未来，不仅把今生的美梦寄托于死后的永恒幸福，同时给身后神秘的死亡披上了色彩斑斓的美丽面纱。这就必然终止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背弃了人的自由，终止了人的真正的历史性。 因此，要使得人真正具有主体自由，成为创造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就必然要在时间中存在，受到时间的限制，从本质上说，生命应当是有限的。伯格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人只能存在于有限的时间里，人是有死的，切断了人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的路，从而让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 于是，“死亡”使人惶恐又使人“安心”的悖论就迎刃而解了。正如画匠所言，“那样，人们就可以安心做他们想做的事”。死亡——肉体与灵魂的消亡固然令人不安，但是，正因为“有限”的存在，使人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动，“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必因为“彼岸”的存在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人在现实中获得自由，人的使命得到自我实现，未来便从上帝的手中滑落，完全被放在人的手中。没有彼岸的明灯，没有上帝的“因信得救”的恩宠，面对现实的漫漫征程，伯格曼骑士反复点燃希望之灯，并努力高擎在面前。 这个最应该笃信上帝的牧师之子经历了严峻、压抑、冷酷的童年，形成了内向、反叛的个性。他说：“这个严厉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我塑造了一面墙来反击，使我愈磨愈锐利。”③同样，在艺术上，他也充满了冒险与反叛的激情。他认为，如今的艺术家必须自觉自愿地在巅峰之上翻跟头以满足观众，也必须以名誉做冒险来满足电影的需要。一个“锐利”的叛逆之徒、一个在巅峰上“翻跟头”的艺术家，终于在《第七封印》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声音，实施了他在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现代性的人的本质的探索，从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的人的价值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