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的一抹绯红——由《私人定制》窥探冯氏文艺观与平民梦
时间:2024/11/28 06:11:49 来源:《当代文坛》 作者:钱春蓉 点击:次
内容提要：2013年末的贺岁电影《私人定制》为导演冯小刚带去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之声。事实上，这正是导演冯小刚在挥别其《甲方乙方》式的冯氏喜剧后的一次主动回归。在电影路上摸爬滚打数十载，当他又一次重回曾经“失守的阵地”时，我们不难窥探出其一以贯之的文艺观和一脉相承的平民梦。无论这种被现代主义称之为“大俗”的“娱乐化叙述”和“大众文艺观”是多么难登如今的所谓“大雅之堂”，然而这种在特定时期上映的贺岁档电影，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来说，却是必不可少，也是大有裨益的。 关 键 词：冯小刚/贺岁电影/文艺观/平民梦/口红效应 作者简介：钱春蓉，四川现代艺术学校 1919年周作人曾提出过“平民文学”的概念，认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因为“平民文学”其实是“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它的骨子是“贵族”的、属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新精神贵族们的专利，它岂止“决不单是通俗文学”，根本就是和“通俗文学”对立的“正宗文学、纯文学”。①用这段话来评价冯小刚的一系列贺岁剧，也合适。 一以贯之文艺观 电影的诞生既是科技进步的象征，也是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19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们开始经历一个新的时段——成为休闲时间的下班时段，这个时段需要娱乐来填补。”②“闲暇是人‘从工作的规训中解脱出来’、摆脱单调沉闷劳动，使生活‘节日化’的自由表征，但资本主义关心的不是人的自由，而是关注闲暇时间蕴藏的商业价值。”③“19世纪末电影诞生以来，电影经历了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戏剧化到纪实性，由叙事到奇观化的过程，电影的每一次变革都在适应人的娱乐要求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当然，终极的动因还是经济，‘所有的电影都是为利润而生产的’”④。当下，美国的新好莱坞电影超过电影的发源地欧洲，占领了世界电影市场的大半江山，其制胜的武器就是“娱乐”。好莱坞从不遮掩自己的“商业美学”原则，他们力图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把“快乐”变成人们心甘情愿为了电影而去掏钱的理由和原因，这正是好莱坞的目标，也是资本主义的目标。此外，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俘获人心，还在于他善于制造梦幻，加上这种梦幻代表的不是个体无意识，而是人类共同的心愿。“看好莱坞电影就是一次愿望的替代性满足，无论这种愿望是美好的还是邪恶的、是纯洁的还是肮脏的。”⑤ 同样的意愿发也生在中国。早在电影诞生之前，中国的文化就不只是含有教化人类的作用。中国文化又叫“礼乐”文化，“乐”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娱乐性，“礼”说明中国文化又具备着“以礼节情”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以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逐渐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影视文化也迅速朝着娱乐的方向发展。“如果说，百年前电影的产生，将人们从静态的图像文化(雕塑、绘画、建筑、摄影)时代带进了动态的图像时代，引起了人类娱乐文化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以平面化、平民化、狂欢化、互动性为特征的电视、网络文化的诞生则掀起了娱乐文化的第二次革命，将世界文化推向了新的娱乐高潮。电影电视，作为文化的延伸与综合，作为文化的视听表达，其本质和任务就是提供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级意识形态’”。⑥而这，恰恰也是冯小刚一以贯之的文艺观。 1958年出生的冯小刚，和他同辈的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流淌着八旗延传下来的贵族血统，对这个社会怀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走在人生之路常见不平，对好人好事笑脸相迎，对坏人坏事比丢了钱包还肉疼。只不过，他的关注点和批评形式从来都是凝聚着冯氏特色的，没有正形，有话偏不好好说，一针见血，却不置人于死地，只为博君一笑。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他就盯上了各种土豪，看着不爽；到了1999年的《没完没了》，他又过瘾地整蛊了一回欠债不还的老赖；2011年的《大腕》，则是朝着缺钙而死的国际大导泰勒开炮；而今，十几年后的《私人定制》更是对高官、高雅等等高调、高尚的高端戏弄。没错，正像宁财神对冯小刚中肯的评价，冯小刚根本上就不是奔着喜剧去的，而实际上写的是他迷恋的日子，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是“安逸得一塌糊涂，革命意志消空前的消退”，这种活法中的人常常是“有组织无纪律，有思想没境界”，而这种活法实质上早已随着一个时代的离去而销声匿迹，只是冯小刚依然拧巴地与周遭较劲，对手可能是制度，可能是语境，可能是姜文……在冯导对迷恋的日子失守的这十多年里，他尝遍了战争片、历史剧和灾难电影，在各种吐槽声中日渐变老。《甲方乙方》结束时，他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是怀念”，而在《私人定制》的末尾处，葛优则代表冯小刚喃喃地说出“2013年过去了，我有点害怕。” 事实上，“90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在后现代解构浪潮的冲击下，崇高、悲剧、英雄的宏大叙事慢慢被‘脱冕’，平凡、喜剧、小人物的日常叙事与此同时正在被‘加冕’。游戏、搞笑、娱乐、狂欢成为被推崇的电影叙事范式，无论是对历史的改写、戏说，还是对经典的拆解、反讽、拼装，都无不彰显了文化民主、政治宽容时代人们的自由性、独立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迸发。”⑦它表明这是一个既自信而又乐观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带有批判意识又兼具着怀疑精神的时代，艺术家既能正视现实里的苦难、荒诞，又不一味地沉溺于对苦难和荒诞的咀嚼回味；艺术创造可以打破一切神圣规则的约束，否定一切经典叙事和传统叙事的合法性，标志着艺术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向真正自由创造的回归。冯小刚看上喜剧，正是因为：“任何人在社会中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都难免有孤立无助之时，喜剧艺术中的快乐则使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摆脱这种窘境，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平衡、自信与优越感，这使得喜剧艺术具备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成为艺术家频繁采取的表现形式”，⑧而冯小刚曾经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文艺观点，在这条朝着自由回归的道路上，迈出自己沉沉的步伐，烙下自己深深的脚印。只是在多年以后重回失守的阵地时，多少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在电影路上摸爬滚打数十载，他的文艺观点没多大变化，变得陌生的是观众的口味。冯导说，他对电影的爱淡了。他说，打球、画画已经取代了拍电影的快感。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影视人类学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新生态发展
- 下一篇：电影学理论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