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通影片公司夭折原因探析(3)
时间:2024/11/28 07:11:00 来源:《电影新作》 作者:黄玲 点击:次
三、经营不善，入不敷出 要研究电通公司折翼的根本原因，必须从其电影活动本身寻找答案，而这其中对“电通”构成“致命一击”的，显然是因经营不善导致的经济问题。对电通影片公司经营管理的评价，夏衍称，“电通公司不仅有些导演是外行，制片主任也不懂业务。”(15)张云乔认为，“电通影业公司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经济上是失算。”(16)事实上，电通公司除了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票房尚可之外，《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并未受到观众青睐，“电通公司负了几万元的债”、“经济情形益见拮据”(17)。在依赖票房和卖座赚钱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电通出品的影片业绩不佳，无法投资拍摄其他影片，而没有影片就没有票房，票房缺位就利润为零，公司被推向经济死循环的深渊。 作为当时中国影坛的“新青年”，电通“新人当家”的策略并未给其带来经营上的优势，相反，正是这些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新人将公司引向错误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些来自话剧界的新人不仅在观众中缺少必要的票房号召力，而且普遍缺乏电影创作理念。他们错将舞台剧的经验带到电影拍摄中，无疑对影片创作形成掣肘。司徒慧敏曾经回忆道：“我和夏衍同志为了《桃李劫》陈波儿死的那场戏跟袁牧之争论很激烈。袁牧之一定要在那场戏把一大段话讲完。一段戏就从他进门跑到她床边，蹲下来一直讲了一大段话，波儿讲得很少，袁牧之讲得最多，讲到最末了扑在波儿身上。那段话他说是舞台演员的本事，非要那样不可。本来拍一百多尺就行，结果拍下来七百多尺。”(18)司徒慧敏是电通公司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大局意识的人，他考虑到影片拍摄成本问题，提倡用剪辑等方法来完成。但是公司的其他创作人员并不这么认为。许幸之曾撰文说：“有人在为我担心，或是对我忠实地劝告，说电影和绘画不同，应当取另外的方式去制作，然而，我以为制作电影和制作其他的艺术并没有两样。”(19)然而，电影始终不是绘画，电影具有艺术和商业双重属性，是满足人们文化、娱乐、心理等需求的产品。因此，电影的使用价值来自于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形式；电影的交换价值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最终让观众接收到的声、光、影等信息内容。因此，制作电影就必须遵循电影自身的规律。而电通公司的新人们仅仅凭借满腔热情和稀少的从影经验来进行创作，不谙熟电影市场运行规则，自然无法在大浪淘沙的电影界里立足。 企业的目标是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产品，以商业性为先导的中国电影一开始就与大众娱乐方式紧密相连，电影作为艺术性的商品，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平民化的创作理念。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就是坚持市场化导向，满足绝大多数观众不断变化的观影需求，影片就会有票房，企业就能生存和发展，反之，一味地忽视市场热点和受众心理，固执己见地拍摄影片，则会把企业逼入窘境。对于电通这样小规模的电影公司来说，影片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重要性甚至应该超过艺术性和现实性，因为在一个电影产业完全由市场来调控的时期，票房成败直接关系到公司存亡。电通的三位创始人马德建、司徒逸民和龚毓珂是年轻归国华侨，他们有器材和录音专业技术，却缺少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市场敏锐度，而深受左翼电影思潮影响的电通其他创作人员，没有认清电影商品的本性，过于坚持电影的艺术性，脱离市场需求，不免遭到败绩。以电通最后一部影片《都市风光》为例，它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充分利用了电通公司声音造型的优势，用喜剧的形式和讽刺的手法，揭示了社会黑暗现象。在有声片和无声片并存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音乐戏剧，这在落后的土产电影中，无论如何是一种新的刺激。”(20)但是《都市风光》上映时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之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大激发了民族觉醒，喜剧片不能迎合当时观众心理。张云乔曾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群众无心欣赏高雅艺术，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影片如果重新公映，我想大有常常满座之可能”(21)。 由于无法迎合观众心理，“电通”影片的卖座业绩几乎一路下滑。尽管如此，电通还是缺乏开源节流意识。公司在维持日常运营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结果只能雪上加霜。有报道称：“电通内部组织，范围虽较明星联华为小，但开始每月也有八千元之谱，照一组开拍计，每年至多能拍四部戏，而据卖座经验，照每月八千元的开支，每年至少要出八部片子才能维持，照电通目前情形，每年无论如何不会有八部影片产生出来，而经常的支出却不能减少。”(22)除了“经常的支出”之外，电通在没有打好企业基础之前就进行扩张。电通在拍摄了首部影片《桃李劫》之后，由原来的斜土路摄影场搬到了“地方比以前要大一倍以上”(23)的虹口荆州路(岭南中学旧址)，“并将该中学的室内篮球方面改装成生产有声影片的隔音摄影棚，付出了大笔装修和搬迁费用”(24)，而这些装修和搬迁费用大部分来自《桃李劫》的盈余资金。这就导致电通在拍摄《风云儿女》的时候资金短缺，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但是，电通并未从中获取经验教训，在拍摄《都市风光》的过程中，更是“付出高昂的酬金”(25)。为了将影片的音乐部分制作得尽可能完美动听，电通特聘音乐院院长黄自教授为片首谱曲，还聘请上海市工部局的交响乐团演奏录音。“录音那天，大小提琴手、吹管乐乐师坐满整个摄影棚，这些大师都是洋人名家，每人都有私人汽车，这一天公司操场上就停满了大小汽车。请他们演奏的待遇要按分秒计算，这一次演奏付出了庞大的花费。”(26)站在制作的角度上，《都市风光》的音乐水准在当时可谓一流，但是从成本控制上，这种近乎于孤注一掷的创新之作，并没有带来希望的结局，“戏院观众疏落，票房收入不能平衡投资，形成亏损局面，公司的经济再受打击。”(27)陷入经济窘境的电通对内建新裁员、拖欠演员工资；对外还有包括《申报》广告费在内的不少债务。尽管老板马德建竭力想扭转乾坤，无奈“因内部情形实在空泛太甚”(28)，电通终究没能复活。 实际上，电通的影片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主张，最彻底地贯彻了左翼电影创作观所秉持的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影戏本体观”，特别注重电影的剧作因素，在这种“影戏本体观”的指导下，电影创作者顺其自然地将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忽视了电影的媒介属性、审美属性和娱乐属性。尽管电通的作品独具匠心、标新立异的，但是当影片背离了市场规律、忽视了观众需求，当公司缺少专业的管理团队和良性健康的财务规划，最终都逃不过因经济窘困导致的败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