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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豫剧《黄河绝唱》:写抗战史诗 扬民族精神


    光未然,一个在20世纪中国文坛熠熠生辉的名字;《黄河大合唱》,一部传遍大江南北、激励着几代中国人奋勇前行的组歌。日前,由湖北省老河口市豫剧团推出的现代豫剧《黄河绝唱》(陈涌泉编剧,张俊杰导演),首次将光未然的光辉形象搬上戏剧舞台。演出结束时,当盛红林饰演的光未然雕塑般地屹立于长安大戏院的舞台,《保卫黄河》的铿锵旋律再次响起,台上台下齐声歌唱,整个剧场为之沸腾。剧场中的我,既为剧中人物的伟大业绩与崇高精神而感动,也对艺术家的杰出创作与文化担当油然而生敬意。而《黄河绝唱》带给我的最大触动,是其以气势恢宏的史诗风格,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光未然集著作等身的诗人和剧作家、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卓越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于一身,俨然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一座丰碑。陈涌泉巧妙地选取了最能体现光未然光辉业绩的一段生命轨迹,即与冼星海珠联璧合创作《黄河大合唱》,以此为切入点,正面揭示其革命功绩与文化理想。该剧在具体的结构布局方面,规避人们习见常闻的“戏剧化”范式,并非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地呈现一个完整曲折的行动,而是依次展示抗战中的光未然几个动人的生命片段: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拓荒剧团,结识冼星海参加救亡运动,重返武汉组织抗敌演剧三队,带领演剧队历经艰辛抵达黄河渡口,最终在撼人心魄的渡河场面之后,留下了彪炳史册的黄河组曲。
    这样的结构安排,就呈现出史诗化的艺术倾向,乍看似乎“形散”,其实恰恰彰显着剧作家匠心独运、有味无痕的奇思妙笔。一方面,剧作形散而神未散,仍然实现了内在的艺术整一性;另一方面,由创作黄河组曲这一典型事件,以点带面地辐射出整个抗战文艺战线的辉煌历史。剧末唱响《保卫黄河》,实现了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的合而为一,全剧到此戛然而止,干净利落又余音绕梁。由此往前回溯就不难看出,此前的任何一场戏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这一高潮的到来:光未然与冼星海的惺惺相惜是组曲创作的前提,黄河渡口高亢的船工号子、与风浪搏击的壮观场面为创作带来直接的情感触动;更重要的是,《黄河大合唱》这样的旷世杰作,绝不是光未然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也不单单是源于对母亲河的深沉眷恋,而是光未然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时耳闻目睹的点点血泪、累累伤痕,在演剧队经历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为其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储备、生命体验和艺术积淀,这才是最终谱写这一生命旋律和灵魂绝唱的真正源泉。因此,该剧在叙述黄河组歌的创作历程时,就自然而然地将光未然的生命历程一一呈现于舞台,并通过光未然以笔为枪的个人创作,折射出整个演剧队抗敌宣传的集体经历,进而凝结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诗篇。
    史诗化的结构方式,为多维立体地刻画光未然的性格提供了艺术的便利,也为表现光未然那些志同道合、同仇敌忾的战友构建起合理的平台。目睹日寇暴行的义愤填膺,救助难民的无私真诚,对阿英、小燕子的关怀备至,面对同志牺牲的彻骨痛心,尤其是与八年未见的老母亲短暂相聚再别离的灵魂撕裂,这些丰富的细节穿插于对故事主干的叙述中,使得光未然不单单是文思泉涌的文坛巨匠和视死如归的爱国志士,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战友、体贴慈祥的兄长,以及因忠孝难以两全而对双亲饱含愧疚的儿子。剧中两个核心唱段,具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和舞台表现力。别母那场戏,光未然一个跪步一声娘,催人泪下;徐士津殉国后那长歌当哭的红绸舞,以红绸的扭动、撕扯、托举象征烈士的流血牺牲和不屈的精神,也十分传神地烘托出光未然痛失战友的满腔悲愤,以及继承烈士遗志、坚决抗战到底的信念。这样的形象就避免了戏剧舞台上革命英雄常见的概念化倾向,真实生动,血肉饱满。
    在成功塑造光未然形象的基础上,该剧又以点面结合、交相辉映的格局,表现了光未然身边那群可爱可敬的人们,使光荣的演剧队从幕后走上历史的前台。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拿枪的英雄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中抗击敌寇,拿笔的战士则在前线、在敌后,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用文艺创作和演出宣传抗战,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正如戏剧大师田汉给抗敌演剧队写过的一首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做观众,看我大史剧。”文艺战士同样是保家卫国的中流砥柱。不过中国戏剧人向来谦虚而内敛,他们毫无保留地在舞台上为各行各业的仁人志士树碑立传,却恰恰很少将自身的业绩展示于人前。抗战后期的重庆剧坛曾出现过轰动一时的《戏剧春秋》,表现戏剧人创业的艰辛、精神的坚守,因其题材之稀缺而成为传世经典;而在今天,如此直接、真实、饱含深情地将演剧队的丰功伟绩、奉献牺牲乃至生命历程呈现在戏曲舞台上,以我陋见,《黄河绝唱》当为开创之作。剧作家陈涌泉告诉我,他之所以在人物表中不厌其烦地将演剧队员的姓名一一列出,就是要以手中的笔为这些人留下纪念,让今天的我们乃至我们的后辈永远铭记:曾有无数个光未然、徐士津、蒋挹霞们,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在文艺战线做出过何其卓越的贡献,付出过何其悲壮的牺牲。演剧队群像的刻画对导演的舞台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张俊杰的导演处理,与剧作本身的理想光辉、思想深度相和谐,与《黄河大合唱》慷慨激昂的风格相对接,舞台呈现大气磅礴、深沉厚重,而小燕子畅想新中国、光未然与阿英渡口夜话的场面,又给全剧增添了几丝婉约与温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群戏场面的调度满而不乱、层次鲜明,对“点睛”场次的处理创意十足。如渡河一场,将民族舞蹈巧妙地化入戏曲程式,黄河之势、渡河之险、精神之壮、意志之坚,都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具有丰富的形式美感、浓郁的民俗意蕴,乃至强烈的仪式色彩,为演剧队英雄群像筑起历史的丰碑。
    《黄河绝唱》对史诗风格的营造与追求,引起了当代观众的强烈共鸣,这种与时代共振的艺术效果,体现出穿透历史、烛照当下的精神力量。光未然和演剧队身上所呈现出的为国为民的情怀、一往无前的气度,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鼓舞作用,而且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作者:穆海亮,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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