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岸瑛：艺术乡建，构建联通城乡文化的交通网络
时间:2024/11/28 02:11:11 来源:《美术观察》 作者:陈岸瑛 点击:次
 内容摘要：本文对“谁是艺术乡建主体”的争论前提进行了反省，认为引入外来人才是振兴乡村的必要前提。本文结合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等实践案例，对如何引入外部资源激活本土文化传统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建立城乡互联互通机制，吸引优秀人才返乡、下乡，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艺术乡建 乡村文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工艺工作站 作者简介：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教授。 十余年前，孙立平先生用“断裂”一词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断裂意味着相互隔绝，这种断裂首先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在观念形态领域，关于乡村文化，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度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乡村没有文化，因此需要送城市文化下乡；另一种看法认为，乡村文化一脉相承、自成一体，外来的城市文化会破坏它的“原汁原味”。这两种看法都假定城乡是相互隔绝的。然而，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特别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理念转变为广泛的社会实践，这种假设就不再成立，成为一种过时的观念形态。 21世纪以来，有关艺术乡建主体的争论时常落入这一观念的陷阱。然而，在这一陷阱之外，人们早就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层面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反哺乡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持这种看法，只不过当时城市化水平低，后又遭逢战乱，一切也就无从说起。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出现拐点，城市反哺乡村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在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云南、贵州等旅游发达地区，已经涌现出不少能够与欧洲、日本相媲美的乡村振兴案例，不仅乡村产业得以发展，自然生态得以修复，还出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大面积复兴的态势。 在振兴乡村的时代洪流中，早期自发形成的乡建案例，如碧山村和许村的艺术实验，在如今看来已不再新鲜。四五年前有人指责艺术家对乡村介入过多，如今看来，这种介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在新近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甚至还有专门的条目鼓励“企业家、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业态”（第23章第2节）。第23章的标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2节的标题是“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复兴乡村文化，为何需要引入外来的文化人？这是因为，乡村文化建设最急需的就是人才，尤其是能够常驻的人才。这些人才既包括本地乡土人才和返乡创业能人，也包括外来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文化经营管理者。只有聚集多样化的人才，才可能形成产业链齐全、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业态。 对于如何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秉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将乡村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等类型。这些村庄中，有些有文化底蕴，有些没有；有些有保留价值，有些没有。其中，较容易通过文化艺术介入而得到振兴的类型是特色保护类村庄，也即“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第9章第3节）。 许村是山西省和顺县的一个古村落，周边有不少非遗项目，但渠岩等艺术家在许村做的艺术节更类似于公共文化建设，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修复和振兴。在北京宋庄，由于艺术家入驻，道路、建筑及公共文化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美术馆、画廊、图书室、艺术餐厅等有文化格调的场所从无到有地产生了。类似的，被称为“乡村版798”的许村也在这方面得到了改善。而在宁波象山，本地艺术家陈丹阳在艺术乡建的探索过程中，除了引进当代艺术家，打造国际艺术节，也开始关注本地民俗民艺，致力于形成二者互动的公共文化生成机制。 在云南鹤庆，传统金属工艺和手工作坊形成了自发的聚集和繁荣，这是内生型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这里的银铜器制作从一开始对应的就不是本地、本民族市场，而是周边地区、周边民族的生活和宗教需求，进而逐渐获得了全国性的市场。如今，鹤庆县新华村俨然成了全国银器制作的集散中心之一，不少院校将这里设为实习基地，从丽江、大理来的游客来此观光购物，文艺青年来此学手艺，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来此订货，村里的银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市场服务意识。在这里，如能吸引大批艺术家和设计师入驻，打造类似于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世界知名艺术活动，其效果将比许村显著得多，也可持续得多。 为加强对传统工艺聚集区的人才、资源支持，2016年以来，文化部鼓励高校和企业到各地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迄今已批准设立14个传统工艺工作站。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自2011年开始在贵州黔东南开展教学实习活动，并经文化部批准，于2016年设立了贵州雷山传统工艺工作站。在工作站的框架下，他们创立了“创意贵州”项目，每年暑期均有两百余名师生从苏州来贵州调研实习，迄今已推出数千款设计方案。工作站还组织当地手艺人到苏州学习交流，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来贵州与传承人对话，并在麻料村等邻近村落设立了多个非遗扶贫工坊，以工作站为平台，为振兴乡村工艺输入人才、资金、市场渠道等外部资源。在黔西南板万村，中央美术学院的吕品晶主持了布依族民居的修复更新工作，工作站协同对该村手艺人进行培训，体现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整体保护理念。 非遗保护不能无中生有、勉强维持，而应追寻古代文明的伟大轨迹。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安徽黄山设立了徽州传统工艺工作站，使非遗与古代文明的跨时空对话成为可能。非遗传承人到故宫观摩古代徽州工匠的杰作，徽州文物从故宫重回故地展出，包括徽墨、宣笔、歙砚、徽州三雕、漆器在内的徽州当代工艺产品进驻故宫文创馆，在工作站设立之前，靠地方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是难以促成如此全面、多样的活动的。这就是工作站作为资源调度平台，对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具有的实效。 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协调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于2017年10月成为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驻站单位，为工作站平台建设和楚式漆艺振兴注入了活力。春秋战国时期，以纪南城（今荆州城北）为中心，荆楚大地的工匠们制作出大量精美绝伦的漆器，创造了东方漆文化的高峰。在清华美院的谋划和带动下，荆州工作站立足荆州博物馆丰富的漆器收藏和荆州本地活态传承的楚式漆器修复、制作技艺，致力于成为全国性的漆艺交流中心和双创孵化平台，并通过材料科学研究，带动湖北地区的漆树种植和生漆加工产业。2018年11月下旬，这里举办了“荆楚问漆——中日韩漆艺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8全国漆艺邀请展，专家赴十堰市竹溪县开展巡讲活动，并在那里设立了生漆加工基地，帮助周边村民脱贫增收。 目前，已设立的传统工艺工作站大多分布在城镇而非乡村，但它们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城市有更便利的交通，更完整的产业结构，更多样化的人群和更丰富的推广销售渠道。在基层搞建设的人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这个朴素的道理，文化建设也同样需要设立站点、修建枢纽、开通道路。将工作站建在城镇，将工作站的生产基地、扶贫工坊设立到分散的村寨，将工作站的窗口开设到北上广等大城市，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文化联通的交通网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乡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美术馆、文化馆等国有或民营的文化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类高水平的艺术活动频繁开展，文化消费市场日益扩大。不过，与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相比，我国的文化密度明显偏低，文化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民众文化修养和文化创造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工作站、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政府层面的谋篇布局，以及以PPP模式规划的特色小镇和文化旅游项目，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下乡、返乡，不是坐而论道、空谈情怀，而是将民族复兴的锦绣文章扎扎实实地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此而言，艺术乡建与文化扶贫并未过时，而是正当其时。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