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艺术研究——郭汉城先生访谈
时间:2024/11/28 09:11:26 来源:《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 作者:郭汉城 李小菊 点击:次
受访人：郭汉城 中国艺术研究院 访谈人：李小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郭汉城，浙江萧山人，1917年生，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1934年入浙江省立杭州农业职业学校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到陕甘宁边区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敌后从事抗战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察哈尔省文化艺术联合会主任，1954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研究室主任、中国戏曲学院附属戏曲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京昆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著述有《中国戏曲通史》（与张庚联合主编）《中国戏曲通论》（与张庚联合主编）《戏曲剧目论集》《郭汉城文集》（四卷）《当代戏曲发展轨迹》《淡渍诗词钞》等，主编《中国戏曲经典》，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中国戏曲志》等。2009年获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首届“中华艺文奖”。 郭汉城先生是我国戏剧戏曲学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与张庚先生一起为我国戏曲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和学术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带领研究团队运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研究中国戏曲，将中国戏曲文学与戏曲舞台表演紧密结合，突破了以往戏曲研究忽视舞台表演的局限，更加立体、全面地还原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他们主持编写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和《中国戏曲志》，不仅成为中国戏曲研究的经典文献，同时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戏曲“史”“论”“志”一体的研究框架，推动了中国戏曲研究的深入，为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小菊（以下简称“李”）：郭老您好，您一生从事戏曲事业，在戏曲研究、戏曲创作和戏曲评论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参与并经历了我国当代戏曲发展和戏曲研究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发展历史，您的经历和思想都是宝贵的财富。现在戏曲学和艺术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我们这次访谈想请您谈谈戏曲学科和艺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郭汉城（以下简称“郭”）：我1950年到察哈尔省教育厅艺术处工作，主管全省的戏曲，从那个时候算起，我从事戏曲工作已经70年了。虽然我近些年来由于身体原因已经不能再看戏写文章，但是我一直在关心、关注着当前戏曲的发展。这两年我正在筹备出版我的全集，今年就要出版，也算是老有所为。 我国戏曲学科科学、系统的理论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是分不开的。中国戏曲研究院1951年成立，我是1954年调到院里工作的，那个时候戏曲研究院正在进行体制改革，要加强理论研究，就把原来的京剧院、评剧院、河北梆子剧团这些演出单位和戏曲学校从研究院脱离，这样可以集中力量用于理论研究，可以面对全国，这样视野和范围就广了。当时，中央提出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和观点，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举办演员讲习班，提高演员的理论认识和道德品质。戏曲研究院在张庚同志的领导下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到全国各地做了许多的调查研究，了解全国的剧目创作和戏曲演员的情况，举办了三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两次全国剧目讨论会等等，通过这几次演员讲习会和剧目讨论会，戏曲研究院与全国的剧团、演员结合起来，摸索出了我国戏曲研究的道路，就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李：您和张庚老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的编写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您能结合《中国戏曲通史》以及后来《中国戏曲通论》的编写，谈谈戏曲的学科建设吗？ 郭：史、论的编纂是戏曲改革的需要。当时戏曲改革中遇到很多实际问题。戏曲改革涉及剧团、艺人和广大的观众，群众性很强，范围也很广，不是少数几个人关在研究室里工作。虽然中央有方针、政策、方向，但总的来说，戏曲改革队伍理论水平较低，没有理论建设，因此不同的剧目引起争论，出现各种问题，客观上实际需要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戏曲理论队伍也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因此，张庚同志有个想法，一方面进行“戏改”，一方面搞理论建设，因此要搞一史、一论，对戏曲史、戏曲理论的建设可以提高研究人员、剧团人员的理论水平，解决戏曲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方面是长远的戏曲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戏改”实际工作的需要。 《中国戏曲通史》1958年就开始编了，当时有很多人参与。为什么采取集体编著这种方法？那时理论人员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不是很够，所以理论室听取各方面意见，调来各省搞戏曲理论的同志，请他们对戏曲史特别是《戏曲概论》提意见，把他们的经验、问题提出来。理论不是与实际无关，要了解情况，掌握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史、论能以新的理论观点来写，用马克思列宁文艺思想作为指导进行这两部书的编写。以前戏曲史、戏曲理论的书是有的，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但也有严重不足，他们的史主要是戏曲文学史，如对戏曲表演研究不足，不是系统、全面的史。因此我们一方面讲的是历史发展规律，寓理论于历史，有这么一个目的在里面；另一方面不但讲文学，而且讲舞台艺术，过去学者研究主要靠资料，我们看了好多剧种的好多戏，有好多戏曲文物，我们的戏曲史是全面的。所以我们戏曲史的特点，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新的思想指导下有新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对现实有指导作用。《中国戏曲通论》也贯彻了这个思想，它不是按一般的概论的方法，讲艺术理论的基本道理，而是分门别类地谈戏曲艺术相关问题，也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建设，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戏曲艺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这是中国戏曲研究院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研究的特点和传统，这在编纂《中国戏曲志》的时候体现得更为突出了。 郭：是的。我们在编写《中国戏曲通史》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田野和民间戏曲资料的重要性，这也是后来我们编纂《中国戏曲志》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庚同志认为，艺术研究是有层次、系列的，第一步要收集材料，记录成资料；第二步是编志书，把材料整理、研究、条理化；第三步是写史，把资料用一个整体的文化眼光串连起来；第四步是写论，把所掌握的资料结合起来，找到它的规律。以上这些层次解决的是基本理论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拿它来解决艺术创作上的实际问题。因此，《中国戏曲通史》出版后不久，1982年，我们就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 编纂《中国戏曲志》是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是开创性的工作，大量的工作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戏曲志完全是凭着各地的同志亲自去调查研究才写出来的，例如我们研究戏曲多年，但对少数民族戏曲并不十分了解，过去我们只知道藏戏，在实际调查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藏戏还有很多流派。通过编纂《中国戏曲志》使我认识到，少数民族戏曲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确丰富多彩，的确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不仅受本民族群众的喜爱，而且还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群众的欢迎。编写中国戏曲史和编纂《中国戏曲志》，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戏曲。缺少这一方面，就不符合历史和现实。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戏剧，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反映了这个民族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文化艺术、传统思想感情和美学情趣。我们把每个少数民族的戏曲，通过搞戏曲志这项工作，记录下来，整理研究，并加以继承发扬。通过编纂《中国戏曲志》，还可以繁荣少数民族戏曲创作和理论研究，这是戏曲创作和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 李：《中国戏曲志》的编纂确实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我们戏曲研究和戏曲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之后，又参与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工作，这部志书对我国整个艺术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我国主要艺术门类研究的基础，您能谈谈我院艺术学科理论建设问题吗？ 郭：这要谈谈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在1951年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成立的中国绘画研究所和1954年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三个所合并起来更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1980年正式定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所，像红楼梦研究所、话剧研究所、电影研究所、舞蹈研究所、曲艺研究所、建筑研究所，等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全称是“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是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从1979年就开始发起和组织实施的，历时30年才编成，包括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关研究所和学者在这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艺术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艺术，那么中国艺术究竟是个什么状况？中国的文化艺术有文字记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都在民间、在人民生活中间。比如中国的戏曲、舞蹈、民歌，大量地存在于民间。中国的艺术是深深地生存、扎根在民间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艺术，一定要从调查研究着手，从收集材料着手，这样才能逐渐地了解中国艺术，才能真正研究中国的艺术。“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发起，用意就在这里，我们要研究中国艺术，首先要收集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我们的研究只能是空谈。中国戏曲的研究是这个方法和路子，我们研究中国其他艺术也是这个方法和路子。 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或“前海学派”的治学特点和治学传统，我们希望您能再谈谈“前海学派”。 郭：“前海学派”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的所在地是北京什刹海的前海，是学界对我们这个机构和研究集体、研究人员、研究特点的统称，也引起过争论。我认为一个学派的产生与时代有关。大凡在社会有大的变动、大的变革的时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出现新的变化、新的认识。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这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戏曲改良、戏曲改革，也始终伴随着社会变革引起的各种学术争鸣。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学派，一是要有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来阐释戏曲，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条件。二是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有比较统一的、科学的方法、观点和立场。第三要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实践上都要有比较大的影响。“前海学派”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学派的学术条件和特点。“前海学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戏曲；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既要联系国家命运、民族尊严，又要注重调查研究、观摩研讨；三，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发挥研究人员自由、自主的研究精神；四，与时俱进，重视学习，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局限和不足。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努力实现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也应该坚持和发扬“前海学派”的优良传统，为中国戏曲、中国艺术的理论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现在说起“前海学派”，都会想起“前海戏曲研究丛书”，这是您把自己获得的“中华艺文奖”奖金捐献出来倡议出版的，这部丛书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学术群体成果的总结和展示，对当代戏曲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前海学派”的后学，我们特别感动，也受到非常大的鼓舞，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努力为中国戏曲传承发展尽一份力。一直以来，您持续关注戏曲创作和研究的状况，您对我院的戏曲研究、艺术研究有什么期望？ 郭：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学术群体的一分子，在《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中国大百科全书 · 戏曲 曲艺卷》这些著作中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著作都是集体攻关的成果。我特别怀念张庚同志以及我一生中共同合作、共同奋斗、共同为我们的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过努力的同志们，我获得的“中华艺文奖”的荣誉和奖励也包含着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肯定，用奖金来出版“前海学派丛书”是最恰当的。这个丛书是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以往学术成果的总结，我希望我们院从事艺术研究的科研人员，能够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为我国艺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感谢郭老给予我们的指导和鼓励，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原文刊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学研究》创刊号（2019年第1期），此为网络删节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