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主旋律电视剧中的性别话语与制约机制
时间:2024/11/28 05:11:14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作者:陈宁/黎宸雨 点击:次
内容提要：主旋律电视剧肩负着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天然职责。“男女平等”是我国明文法定的基本国策。当代主旋律电视剧在某些性别议题上客观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主流文化，与其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主导地位基本吻合。但是从整体上而言，主旋律电视剧将女性形象客体化、刻板化甚至污名化等歧视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不仅与此类电视剧负责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媒介功能和责任相抵牾，更与新媒体语境中电视观众多样态的性别生存体验和艺术期待相违背。 关 键 词：主旋律电视剧/性别平等/主流文化/生产机制 作者简介：陈宁，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众传媒与性别文化研究。天津 300071；黎宸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标题注释：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XC16-001)。 2017年4月，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根据央视-索福瑞(CSM)公布的数据，该剧的“52城实时收视率”一度超过8％，创下了近10年来国产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纪录。在PPTV、芒果TV、腾讯视频等六大视频平台上其播放量突破210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相继发表了专题报道和评论。中文在线数字出版公司公布的数字阅读运营报告显示，该剧热播期间电子书月点击量破5亿，有声书月收听量达2000万，纸质书销量突破138万册。该剧可称得上近10年来主旋律电视剧中的反腐利剑，赚足了人气和口碑。 然而，就在该剧播出后的一周之内，全国妇联宣传部即代表全国及各级妇联组织向该剧的制作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和宣传部提出正式申诉，反映该剧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出现刻板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等较为严重的歧视现象。这与该剧对男性正反两方人物形象的多样态、去脸谱化的突破性塑造形成鲜明对比。高检宣传部承认这些问题，并与编剧团队展开删改工作。与此同时，拥有百万粉丝的女性公众号“她刊”也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称：“和剧中丰满的男性角色塑造比起来，《人民的名义》里的女性形象全体崩塌!”该贴当天阅读量即在10万以上。 在我国，大众传媒中的所谓“主流”文化产品以促进国家发展、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根本目的，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道德示范等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其中主旋律电视剧更是肩负着传播主流文化的天然职责。它在广大受众中的传播影响力巨大，范围甚广，是通过大众传媒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力量。 从性别视角来看，“男女平等”正是上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向世界宣告把“男女平等”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确立了这项国策的法律地位。2012年“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首次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成为党的施政纲领。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全球妇女峰会时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①，奠定了“男女平等”作为国家话语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主旋律电视剧反映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本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像《人民的名义》这样重量级的主旋律电视剧出现较大的性别话语偏差究竟是一次偶发的编审失误，还是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群体无意识?主旋律电视剧是否能够担当起引领大众传媒之性别走向的重任?这背后又透露出当代电视剧生产机制中的何种问题?这都值得学界和业界深入研究。 考虑到研究文本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前沿性，本文重点以2000年至2015年间在“飞天奖”及“金鹰奖”评选中获奖的政治、军事、刑侦等题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飞天奖”和“金鹰奖”是中国大陆地区最高级别的电视大奖。“飞天奖”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也被称为“政府奖”。“金鹰奖”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也被称为“观众奖”。 鉴于多年来获此殊荣的主旋律电视剧数量众多，本文结合收视率、传播热度、社会影响力等因素，从2000年至2015年总计108部获奖的政治、军事、刑侦题材电视剧中选取16部作品作为量化统计样本，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大雪无痕》《人间正道是沧桑》《北平无战事》《潜伏》《黎明之前》《历史的天空》《亮剑》《戈壁母亲》《刑警本色》《永不瞑目》《玉观音》《绝对权力》《忠诚》《红色康乃馨》《任长霞》等。其中以拥有具体社会身份、多句台词并参与主线情节为抽样标准，共获取女性人物样本57人(见表1)。本文采用量化统计与质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考察人物的外在形塑、社会职业价值、家庭伦理角色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电视剧生产机制内部考察性别话语得以生成的原因。  一、女性身体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影视作品中的女色/男色消费历来是大众媒介中的传播热点，娱乐业的“造星运动”花样繁多，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主旋律电视剧作为一种现实观照精神较强而娱乐化色彩并不明显的文化样态，在表现人物的外在形象时是否受到娱乐潮流的影响，又有着怎样的性别呈现特点呢?本文以年龄和外貌这两个直观体现人物身体特征的维度作为统计项，对57位女性人物进行了量化统计(见表2)。同一人物分布在多个年龄区间的，本文选取在剧情中占比最大的年龄段进行统计；容貌美丑判断则以剧中人物的评价、跟容貌有关的情节设置等为依据，而非笔者的主观判断。  统计结果显示，青年女性是主旋律电视剧中女性人物的表现主体，占全部女性角色的71.9％。她们在剧中的舆论场和情节设置中被较为集中地表现为容貌美丽的形象。影像表现位居第二位的是中年女性，占22.8％，仅为青年女性形象的三分之一。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形象被集中表现为容貌一般或缺少容貌评价，与电视剧对青年女性外貌的较高关注度形成明显反差。而老年和少年女性在主旋律电视剧中都没有成为主要线索性人物，通常作为次要配角出现。诚如英国学者利萨·泰勒所言，“我们看到电视上的人都是年轻、漂亮、苗条的，你很少看到在一部浪漫的影片中看到一个肥胖、普通的女性，好像一个肥胖、普通的女性没有权利爱与被爱”②。 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物的外在形象是关乎两性间性吸引力的重要审美维度，大众传媒表现年轻优美的女性形象确实符合相当一部分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文化预期。但是深入分析女性外貌在主旋律电视剧中的叙事功能就会发现，青年女性的美貌不仅是生物审美意义上的选择，它在塑造人物的过程被表现为女性跻身社会生活的某种手段，在女性获取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功能的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研究样本中的男性人物身上，身体的外在形塑一般都不具有此类功能。 在主旋律电视剧中，当女性参与政治斗争、商业斡旋抑或扮演男性的工作伙伴时，她们大多被表现为娇美艳丽的状态，外貌上带有较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行事手段也有一定程度的情色诱惑之意。比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女军人高秋江，刚出场时军装马靴、英姿飒爽。但为了打入敌军内部获取谍报，高秋江换上了艳丽的旗袍，施以浓妆，身姿妖娆，以身体的雕饰达到动摇男性敌人心性的目的。《玉观音》《永不瞑目》等作品以缉毒刑侦工作为故事主线，其中的女主角不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被演绎成外在魅力无限，对男性充满诱惑的形象，让男性无法自拔导致犯错甚至走向毁灭。这类美丽又危险、性感又诱惑的女性形象在主旋律电视剧中屡见不鲜，暗示出女性要想达到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效果必须要借助身体的色欲诱惑而非职业能力。换句话说，主旋律电视剧在正面想象女性纵横捭阖的职业智慧方面表现出令人失望的匮乏和苍白，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细阐释。 更有甚者，在革命、历史及谍战剧常见的刑罚场景中，对女性人物的刑罚手段也常与“性羞辱”联系在一起：强奸、裸体检查等情节设置鲜明地以男性视角来增强电视影像的奇观化效果，宣泄对女性身体的窥视欲望。编导们无形中强调了这样的性别观念：只有长相好看的年轻女性才有资格在公共领域承担一定的职责，女性的社会价值也只有与其身体之美联系在一起才有实现的可能。 历史地看，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形塑经历了一个逐渐柔化的过程。比如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中的吴琼花身材结实，面容刚毅，行事作风也颇有阳刚气质。这体现出建国初期的性别审美是以两性身体特征的趋同来昭示性别地位的对等，某种程度上带有对个体差异和性别丰富性的忽视。相比较而言，当代主旋律电视剧能注重表现女性人物的传统女性特征，而不刻意强调外形上的“男女都一样”，客观上是影视剧性别审美观念的历史性进步。像《潜伏》和《悬崖》中的两位女性共产党员顾秋妍和左蓝都可称得上优雅柔美，人物身上频繁使用明眸、长发、旗袍、红唇等性别符号。遗憾的是，这种身体修辞大多以忽视女性的主体人格、忽视女性的思想才智为前提，再美的女性也不被允许真正跟男性在思想上并肩而立，共同演绎主旋律电视剧的精神内核。当容貌之美成为女性实现社会功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时，当这一身体规训只对女性角色奏效时，电视剧中的男权意味再次暴露无遗。 二、对女性职业能力的忽视与污名 职业身份是人们在公共话语空间确认自我的重要依据。分析女性人物的职业构成和职业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出当代主旋律电视剧对女性人物社会身份的态度和立场。本文对电视剧中57位女性人物的职业类型和职业层次进行了分类统计(见表3)。有的角色前后职业有明显变动，本文按实际情况记为多次，因此统计基数为63人。  统计显示，主旋律电视剧中有明确合法职业的女性人物占到71.4％，这一数字高于我国最新人口普查(2010年)显示的女性就业率61.7％③。说明此类电视剧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中职业女性的就业比例。与广告、杂志等媒介产品多表现女性的家庭主妇身份比起来，主旋律电视剧对职业女性的认可度和表现力度都体现出较高的媒介性别自觉。而从职业类型来看，女性人物有三分之一分布在军政、公安、法律等公共领域就业，这与主旋律电视剧的题材侧重有直接关系。而在科教文卫领域工作的女性与无明确职业的女性数量相当，占比皆在20％左右。 尽管职业女性在电视剧中的出现比例并不低，但是从职业层次上来看，位居决策/管理层的女性仅占全部女性人物的26.9％，多出现在反腐倡廉主题的涉案剧或谍战剧中。首先来看电视剧怎样表现女性管理层的职业能力。《人民的名义》中的女一号陆亦可作为省检察院反贪局一处处长，可以说是女性中决策/管理者的典型代表。她的工作岗位在剧情发展中至关重要，其与男主角侯亮平也是工作上的紧密搭档。但是在案情的侦破过程中，所有关键疑点的突破、与犯罪嫌疑人针锋相对的周旋、转折性的情节推进均由男主人公来完成。而陆亦可这位女性处长的职业能力则主要是通过男领导的口头赞赏来表现和确证的。在叙事功能上，她只负责执行领导下达的任务但很少在案情的侦破上起到有效的、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反倒是她的大龄未婚问题成了重要的枝蔓剧情，在叙事节奏上起到博众一笑的舒缓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在统计中本来占比就不高的决策/管理层女性人物中，高达四分之一的人物被表现成依靠男性亲眷的提拔或出卖色相而获取现有的位置，与其个人的职业能力并无直接关联。比如钟宁(《玉观音》)的哥哥是其就职集团的高层领导，齐小艳(《绝对权力》)的父亲、金华(《忠诚》)的父亲、梁丽(《忠诚》)的丈夫皆为当地政界高官。《人民的名义》中若干位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实力优厚的女性人物如高小琴、欧阳菁、吴惠芬等无一例外都是依附在男性权力链条上的受益者。统计中还浮现出一个人数并不少(占比19％)的特殊群体——非管理层的上流阶层。这些女性在工作中担任普通职位，资质平庸，甚至无所事事。但是她们或因出身豪门，或因兄弟、配偶、情人拥有权贵就直接享有较高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根据最近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学实证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女性公务员都不会利用自身的“性资本”去谋取权位④，这与电视剧中的性别想象大相径庭。 同样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是，在决策/管理层的女性人物中，高达53％的人物是作为以权谋私、工于心计、手段毒辣的反面形象出现的——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女性大有被“妖魔化”的倾向。《绝对权力》中的赵芬芳利欲熏心人格扭曲，对于权力有着赤裸变态的追求；《红色康乃馨》中的集团总经理蓝思红阴险狠毒，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而根据政治学实证调研显示：“只要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具备，腐败行为并没有性别上的具体差异。不管掌权者是男人还是女人，权力不受限即可导致腐败。”⑤这些主旋律电视剧对女性腐败行为的呈现比例是值得商榷的。 与男性角色的塑造相比，此类电视剧并不将女性人物在职场上通过自强奋斗从而获取成功的过程作为表现重点。她们或者依附男性权势者博得高位，或者才智和地位平庸根本不能与男性相抗衡，或者将聪明才智用在了不正当的渠道上。真正与男性心智相当、灵魂对视的女性人物可谓凤毛麟角，多少可以品读出主旋律电视剧的编创人员对女性执掌权力的莫名恐惧和非善意想象。 当然，尽管在整体上主旋律电视剧对女性人物的社会价值表现出并不善意的性别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作品展现了女性人物应有的职业智慧和社会力量。《女子特警队》主要表现女特警们在军营中经历的磨练和考验，生动刻画了若干位坚强英勇充满智慧的女性形象。在大多以男性为主角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中，这部电视剧独辟蹊径，起到了一定的性别平衡作用。之后陆续出现了《任长霞》《远山的红叶》《女子监狱》等正面表现女性政治家、警官和军人的作品。也出现了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的女性领导人形象，比如《国家行动》中一心为国为民的女县委书记向云秀，《誓言无声》中冷静机智的反特战士蓝美琴等。虽然这样的角色目前在数量上比重甚微，但也透露出当代主旋律电视剧在表现职业女性应有的地位和能力时具备客观、均衡的发展可能。 三、家庭伦理身份中的性别桎梏 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家庭伦理角色与其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一样都是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好丈夫和好父亲的期许未见得少于对好妻子和好母亲的需要。但是在当代主旋律电视剧中，编导更执念于凸显女性人物的家庭伦理身份在其整体身份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不管女性人物在公共领域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选择，电视剧都倾向于把家庭身份演绎成她们人格完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要求极少体现在对男性人物的塑造上——家庭伦理身份对男性人物仅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性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本文将57位女性角色共计40个伦理身份进行了统计分析⑥(见表4)。  统计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电视剧特别集中展现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分别占女性全部伦理身份的62.5％和22.5％。 首先来看夫妻关系的呈现。现代夫妻关系理应是在精神上对等、在生活上相互扶持的伴侣关系，是最好体现“男女平等”国家话语的伦理维度。虽然主旋律电视剧受其严肃题材的制约，通常不以深入探讨私人生活领域的婚恋问题为主线，但在作为支线剧情的夫妻关系呈现中却大有向传统性别模式退化的趋势，即从平等的伴侣关系倒退到妻子对丈夫单向度的崇拜、顺从和隐忍模式。女性在家庭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多表现为“被男性英雄关注从而成为英雄的妻子”，其个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在夫妻关系中得到特别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电视剧《亮剑》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是被学界批评最多的两部作品。《亮剑》中的秀芹、田雨和张白鹿三位女性虽然与主角李云龙一样同为革命战士，但剧中并没有充分展示她们与李云龙之间对等的情感交流，反而浓墨重彩地以这些女性的仰慕之情来反衬男性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历史价值。《激情燃烧的岁月》则更是如此。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男权伦理秩序甚至作为男性主人公的“英雄气质”被强化和肯定。 再来看女性与婚姻的关系。主旋律电视剧单方面夸大强调女性对婚姻的忠诚度，而对男性人物却无此限制。女主人公一旦嫁做人妻、身为人母，就会死心塌地臣服于妻职和母职，即便对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也忠贞不渝。军旅电视剧《戈壁母亲》的故事开端便是一桩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而女主角刘月季面对毫无感情的丈夫却苦苦哀求，死守婚姻不愿改嫁，更是拖儿带女千里寻夫。电视剧本意借此情节来展现中国女性忠贞善良的传统美德，但却无形中强化了封建婚姻道德对女性权利的遮蔽。然而，男性人物李云龙(《亮剑》)在妻子怀孕期间另寻他欢的不道德行为却在英雄礼赞的主旨下被偷换成了“英雄也有七情六欲”的人性化桥段来处理，并未做出任何伦理价值上的媒介引导。在这个问题上，主旋律电视剧确实存在鲜明的性别双重标准。 对女性伦理角色的变形夸张反映出某种性别霸权在影视文化中的渗透，即“男性牺牲感情则伟大，女性为感情牺牲则伟大”。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荡气回肠的战争史诗，都是专属于男性的光荣与梦想。女性在主流文化场域仍然主要通过演绎其家庭角色才能获得重视和尊重。 四、性别困惑与电视剧生产机制的制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主旋律电视剧在某些性别议题上客观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主流文化，与其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主导地位基本吻合。比如对女性外在形象的人性化而非统一化表现，对职业女性的社会比例的客观呈现，以及对传统中华女性隐忍奉献等美德的塑造上都有较高水准。但是从整体上而言，主旋律电视剧将女性形象客体化、刻板化甚至污名化等歧视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不仅与此类电视剧负责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功能和责任相抵牾，更与新媒体语境中电视观众多样态的性别生存体验和艺术期待相违背。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政策宣传中坚持倡导男女平等，网络舆论对媒介性别歧视现象的批判敏感而尖锐；而另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中很多老生常谈的性别问题却依旧我行我素，安若泰山。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主旋律电视剧的生产机制方面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剧分为“主旋律”与“多样化”两种题材规划类型。“主旋律”题材承担起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建构政治认同的职责，“多样化”题材(通俗剧、娱乐剧)则进入商品市场为生产单位和播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但随着电视剧生产的市场化，二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主旋律”电视剧也日益卷入到市场机制当中。当前在电视剧市场价值的评估体系中，“收视率”这一量化指标是最被倚重的一个。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电视制作人获取投资的能力和未来电视剧制作的主要方向,也决定着电视剧的广告收入。然而，收视率作为市场指标只能衡量电视剧的“量”，而不能全面衡量电视剧的“质”，收视率很高而网评分数很低的劣质电视剧非常多见。目前包括性别平等意识在内的电视剧的文化视野和人文品质主要以广告资本意向、制片人和导演为决定核心，有两个重要的维度被极大地忽视了，一是观众，二是编剧。 满意度指标最能体现观众的情感需求和品质需求，是衡量影视作品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当代舆论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网络、移动终端、智能盒子的广泛使用日渐改变着电视剧观众的观看习惯。收视率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中已无法全面反映电视剧的市场价值和受众规模。强大的网民信息反馈渠道已然形成，如视频点击率、网络评分、微博提及量、网民美誉度等都可以成为网络口碑的直接数据。央视电视剧频道于2011年年底正式启动了“观众看片测评系统”，委托第三方组织把观众意见作为一个重要维度纳入定制剧和自制剧评价体系。遗憾的是，仍有不少电视台在决定立项拍摄或购进电视剧的“审看意见表”中很少设置观众意见一项，或者由评审员根据个人经验代为填写。而电视剧网络满意度指标体系目前还停留在开发探索阶段。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主旋律电视剧中的性别平等意识会相对滞后于网络舆论的发展水平。 从编剧角度来看，在中国以广告资本意向、制片人和导演为核心的生产机制中，编剧的创造性功能和人文素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编剧甚至来不及去体验生活，只能以“技术工人”的身份按照既定的图纸完成某个局部的写作工作。而高度市场化的电视剧生产模式是以制片人和编剧为中心进行总体运作的。编剧不仅熟悉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拥有强大的艺术储备和知识视野，懂得如何发现新的人性价值。而前述性别观念上的窠臼往往会因其阻碍产品创新而被刻意回避。 在当前的国际电视节目市场中，中国的新闻性节目以及纪录片已经开始影响世界，而电视剧产品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反响的依然不多，这与电视剧在意识形态上的国际对接性不强有一定关系。主旋律电视剧是我国进行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文化产品，需要遵照国家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来展开创作。这一原则要求既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又遵循国际通行的认知和规范体系。而性别平等正是世界多数国家最基本的诉求，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对话基础之一。以此作为我国主流文化的精神价值之一是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主旋律电视剧在此维度上进行内容和生产机制上的修正和提升才更加符合“负责任的、多元文化的”大国媒介的要求。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8/c_128272780.htm。 ②[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来自人民网-中国妇联新闻网，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306/c99013-20688261.html。 ④郭夏娟、涂文燕：《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基于中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 ⑤汪琦、闵冬潮：《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 ⑥人物具有多重伦理身份时，择其表现重点进行多次统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