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文献与话剧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4/11/28 06:11:34 来源:《艺术百家》 作者:赵骥 点击:次
内容提要：文章从话剧文献与话剧史研究的关系出发，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论及早期话剧史开端年代考证问题、重新认知新剧人物，并论述话剧演出剧目、剧场等问题，以及早期上海话剧运动的相关情况。作者指出，深入发掘话剧史料，进一步整理话剧文献，对于话剧史的研究，至关重要。 关 键 词：话剧艺术/话剧创作/话剧文献/话剧史/历史问题 作者简介：赵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1102 赵骥(1966- )，男，汉族，江苏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史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早期话剧史，话剧文献研究。 标题注释：本论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早期话剧文献与话剧史考证研究”(项目编号：16BB024)阶段性成果；以及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项目编号：H1510GFXK)阶段性成果之一。 今年是我国话剧运动诞生110周年，纪念110年的相关活动都在有序地进行之中。然而话剧诞生110周年的定论，本身就值得商榷。随着早期话剧文献不断地被发掘，有关1907年之前的话剧活动，正逐步愈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史为据，而不是以个人意愿为断，是当下研究话剧史应有的学术风范。唐代大儒刘知几强调史学家须具备才、学、识，而这一切均源自对于史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史料，史学的研究一切都是空谈，话剧史的研究亦然。 一、梳理剧史，正本清源 长期以来，话剧史的研究，太多的是在于个人的意愿，忽视了史料的存在和价值。这或许是与话剧的历史太短，亦或是与话剧有着太强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吧。将1907年视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带有极强的官方色彩①。对于这一问题，全部的佐证几乎都来自于田汉的论断，他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路径和展望》一文中道：“和本世纪初中国民主运动相呼应，较正规的介绍欧洲式的话剧，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算起较为妥当。”[1]4田汉之说，影响甚广。时至今日，中国话剧起源于1907年，一直是话剧界普遍认同的真理。60年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集》中，保存了大量的早期话剧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话剧史很有帮助。然而，这一史料集却忽略了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3部文献——《新剧史》《新剧考》《新剧考评百出》。笔者通过种种渠道，终于联络上朱双云在大陆的后人。从他们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1957年，当时在中国戏剧协会上海分会任职的董天民，给朱双云之女朱衡来信，向她征集朱双云的《新剧史》和《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两书，并言是专门为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征集资料的。在此之前，朱衡已将朱双云在病榻上的遗作——《中国之优伶》寄给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然而在正式出版的史料集中，既没有朱双云的《新剧史》和《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两书，也没有将朱双云遗作《中国之优伶》收入文集，不知何故。 1914年，上海新剧小说社出版的朱双云的《新剧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话剧史。书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早期(1907年之前)的新剧活动，尤其是当时的学生演剧活动，例如： 1899年(己亥冬十一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徐汇公学的学生演剧活动的记载； 1900年(庚子冬十二月)南洋公学的学生演剧活动的记载； 1904年(甲辰秋七月)上海南洋中学和民立中学的学生演剧活动的记载； 1905年(乙巳冬)汪优游创办的文友会演剧活动的记载； 1906年(丙午春正月)上海的沪学会、群学会及(冬十二月)朱双云和王幻身等人创办的开明演剧会演剧活动的记载； 1907年(丁未春正月)，任天树、金应谷组织的益友社的演剧活动的记载；(秋八月)有徐家汇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剧活动的记载；(秋九月)有王钟声春阳社演剧活动的记载。 上述这些演剧活动，均早于春柳社在日本的那场演出。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者并未就这些学生演剧与春柳社的演出之异同进行认真的比对，尤其是1906年上海沪学会演剧的“主事者”，即为日后在东京主持春柳社演剧的李叔同。同为一人，时隔一年，何以其在日的演剧活动被视为中国话剧之开端，而其一年之前在国内的演剧活动，则不为世人所重？ 有关当时人对于新剧起源的认知，朱双云《新剧史》一书中也有体现。早年加入南社的周瘦鹃，与朱双云同为社友，他在《新剧史》一书的序言中道：“新剧之所以能跻盛域，初匪一朝一夕，一蹴可几，实以十稔余之心血，十稔余之眼泪为代价，出其毅力以购之。于是乎乃见兹一朵灿烂奇花，大放于新剧界上。”[2] 1914年的“十稔余年”之前，一定在1907年之前。这种说法，似乎不是虚指的。朱双云的另一位好友、郑正秋的老师庄乘黄在《新剧史》的另一篇序言中，则明确地写道：“新剧之起，实胚胎于十年以前。”[2]管义华在1914年出版的《新剧杂志》的序言中也道：“吾国之有新剧业，十余载于兹矣。”这些参加新剧运动的亲历者，都将中国新剧的起源定位于上世纪之初，而非1907年留日学生的演出。 2015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在为笔者校勘的《新剧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早在1900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大量中国人创作的中国题材的并且是演给中国观众看的话剧，因此，话剧完全不需要等到留日学生们带回国内。……《新剧考》为后人留下了那个时代剧场中实际上演过的剧目的实证；而且透过它，我们还可以一窥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了解那个年代尚称为“新剧”的话剧演出的社会反应。……话剧进入中国的这短短一百多年里，有关话剧史的研究却遭遇许多波折。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后来的研究者鲜少关注像《新剧考》这类可靠的早期文献，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剧考》《新剧史》等著作都是可靠的历史文献，历史就依赖这些文献资料支撑着，方有可能成为信史。这些史料重新浮出水面，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可以方便地接触并且掌握，中国的早期话剧活动进程的真相，就会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3] 新剧是中国早期话剧的滥觞，限于史料之缺乏，我们今天对其的认知仍然是十分片面的，不完整的，故而对这一时期的话剧之评价，亦是缺乏史料依据的。比如，对于新剧的评价，贬一直大于褒，没有剧本，成为新剧被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傅斯年早在1918年就曾说：“十年以前，已经有新剧的萌芽了，到现在被人摧残，没法振作，最大问题，正是没有文学剧本作个先导。”[4]剑啸也说：“自1906至1916年，十年间的工夫，可以说并没有一本稍可认为成功的剧本。”[5]274 当年的新剧，果真全部都没有剧本？ 早期的新剧演出，由于尚未建立完整的导演体系，故而借鉴了传统戏曲幕表的排演方式。 幕表中标明了全剧的场次，剧中主要人物，分幕的主要情节及演员表。由于新剧初期，商演竞争的压力十分巨大，几乎每天换新戏，演员根本不可能事先排演，只能以幕表作为演出的指导。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1919年出版的郑正秋编辑的《新剧考证百出》重新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后，我们便会对书中所记载的99出新剧和33出外国戏剧而叹为观止。这是甲寅之际新剧时代所留存下来的一部详细记载新剧演出剧目的文献。通过书中记载的“本事”和“事略”，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早年上海的新剧舞台都上演了哪些剧目，这些剧目又都涉及到哪些内容。 对于这些“本事”和“事略”，中国传媒大学的周华斌教授在《新剧考证百出》校勘本的序言中，有精辟独到之见解： 我的父亲周贻白早年与田汉、欧阳予倩、唐槐秋、洪深、阿英等戏剧人，都在上海经历过旧戏、新剧、话剧、电影的实践，与郑正秋一样是戏、剧、影一体的当事人。田汉的“南国社”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又称“南国电影剧社”，他们在创作戏剧、戏曲、电影剧本时，往往先构思“本事”，相当于“幕表”，这在文艺创作的规律之内。清初李渔《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就称戏曲创作是“结构第一”。那么，《新剧考证百出》所显示的中西方戏剧的“事略”“本事”“大略”乃至分幕，就有戏剧创作的实际意义。[6]1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一书中所记述的这些“本事”和“事略”，便是中国早期新剧剧本之雏形？尽管郑正秋所领导的新民社之演出，大量采用的幕表。 同样，郑氏书中所记录的33出外国剧目当中，有20出是莎士比亚的剧目，这一情况之前也不为话剧史的学者所重视。《新剧考证百出》一书中所收录的这20部莎士比亚的剧目，几乎囊括了悲剧、喜剧、趣剧、浪漫剧、传奇等戏剧形式，悲剧如《鬼诏》(即《哈姆雷特》)、《倭塞罗》(即《奥赛罗》)、《口孝与心孝》(即《李尔王》)、《巫祸》(即《麦克白》)；浪漫剧如《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孪生兄妹》(即《第十二夜》)；趣剧如《夏夜梦》(即《仲夏夜之梦》)；传奇剧如《飓媒》(即《暴风雨》)等。据此，我们可否认为郑氏是中国话剧史上将莎翁戏剧搬上商演舞台的第一人？ 通过对话剧文献的整理，笔者找到了一批早期的新剧剧本：《白牡丹》②、《博爱团》③、《浪子回头》④、《李太白》⑤、《卖头》⑥、《美人黥背记》⑦、《夏金桂自焚记》⑧、《乌江》⑨、《新村正》⑩、《一念差》(11)、《家庭恩怨记》(12)、《社会钟》(13)。 传统的戏曲使用幕表，是建立在演员长期学艺的基础之上。而新剧演员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采用幕表的形式进行演出，便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有鉴于此，这一时期的新剧团体也开始尝试用剧本进行排演，其中由陆镜若领导的新剧同志会一直坚持使用剧本。该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均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使剧本之使用，成为可能。如图3所示，即为春柳社当年的演出说明书，分幕介绍剧情和主要的演员，从中是否能看出与当时的幕表，有似曾相近之处？ 新剧的商演，市场竞争激烈，不得以使用幕表，演出质量不高，一直以来也是遭受话剧史学者批判的硬伤。1914年出版的范石渠编纂的《新剧考》一书，不厌其详地记载了“场中情景”，在文字的层面最大限度地为我们还原了上海早期新剧舞台的“实况”。书中记述的《梅花落》，是甲寅新剧时代的一出名剧，《新剧考》中详述了该剧分幕演出的情况。笔者在校勘《新剧考》一书时，运用《申报》的评论资料，对之进行了考证： 无恐之常勃德，候爵逐侄一场，言语冷，形容冷，做得极好。雪中救圆珠，体贴入微，的是慈善家本色。求婚一场，欲语不语，半吞半吐时，出之以微喟，自呼可怜，不肯明明白白说出本意，直到圆珠微有允意，然后说出来，做得恰到好处。 优游之柯林森，确类一戴绅士假面具之阴险小人，花园中窃窥常侯爵与圆珠订婚，时而扬其眉，时而睁其目，神情绝妙，前后言语态度，无不酷肖柯林森之为人。此君演剧，不论作何脚色，总处处臻于绝地。(14) 药风之李公佐，演得极有精彩。忠告常侯爵，出语隽永，耐人寻味。为圆珠辩白，痛诋常侯爵，句句入彀。初饮药后，立而不仆，力持常侯爵，言圆珠无辜，摇摇欲坠者屡然。后仆地复转侧，久之始不动。绝妙神情，吾为之叫绝(15)。 王无恐、汪优游、郑正秋等人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在新剧演出的过程中，为了展现剧情，就已经从语言、表情、动作等方面着手，刻画剧中人物。其生动逼真的演技，跃然纸上。 这些有关早期话剧评论的文字，如能整理成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还原早期话剧舞台的演出风貌，值得今天话剧史学者重视。 二、发掘文献，拾遗补缺 史料的发掘，对于我们重新认知新剧时期的历史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天知，是新剧界的元老，名文毅，天知是其艺名。早年曾留学日本，其虽为新剧运动的首倡人物之一，然因文献的匮乏，其生平一直不详。《申报》曾刊有一则小文：任天知是“北京镶黄旗人，隶汉军二甲赖宝常佐领下，后迁居台湾，入日本籍，易名藤堂调梅。”161911年8月5日《民立报》第4版上，又有一篇题为《进化团人物志》的短文，其中道：“鄂督瑞澂电请民政部严查任文毅踪迹。各节已纪前报，兹又得鄂函，抄录瑞督咨两江、四川、江西、浙江、湖南各省督抚，陆军各镇公文如左：……首领任文毅，年四十一岁，原籍北京镶黄旗，汉军二甲，喇宝当佐领下，现隶日本台湾，台南市竹仔街，丁字三十三番，原日本西京法政大学讲师。”由此封电报可知，任天知生于1870年。 《新剧史》一书的作者朱双云，因为其首创编年体的话剧史书，而在话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7年，时值中国话剧100周年，上海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上海话剧志》一书。书中朱双云的词条中，有关其生卒年为“不详”。然仔细阅读《新剧史》，便发现其中有一则朱双云的《自序》：“双云行年二十五矣，少有大志”，落款是“癸丑夏月”。据此可知，朱双云的生年是1889年。至于其卒年，《申报》更是有明确的记录，殁于1942年。其生前好友李元龙在悼念朱双云去世的文章中，明确地记载：“于三十一年春逝于北碚”、“溘然长逝于北碚乡寓，时中华民国卅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凌晨六时也。”[7]两则文献，有关朱双云的生卒年，清晰了然。 朱双云的《新剧史》书中，常自称“小子”如何如何。“小子”一词，并非是谦词，而是朱双云的又一个别署。据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姓氏录》载：“朱树鹤，字双云，别署朱八小子，上海人”。郑先生天假年寿，阅历丰富，虽强闻博记，但难免出错。“朱八小子”果真是朱双云的别署？笔者偶然之中，在1946年的《是非》杂志上，找到一篇署名铨公的小文，说朱双云的笔名是“牛八小子”[8]5，并说明朱双云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对应当时的戏剧大家冯叔鸾先生所用之笔名“马二先生”。此后，笔者又在徐半梅先生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找到了朱双云的笔名“叫牛八小子”之记载[9]97。据此，笔者以为郑逸梅老人的回忆可能有误，而徐半梅和铨公的“牛八小子”，可能更加符合朱双云笔名的寓意。 一般而言，由于《新剧史》一书的首创，朱双云先生仍中国新剧的创始人之一，此定论似无可厚非。然而通过对大量戏剧文献的梳理，笔者却有新发现：即朱双云先生不仅有功于新剧，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的戏曲亦大有建树。笔者在翻检民国时期的期刊时，分别从《蜜丝》《戏剧画报》《戏》和《社会月报》等杂志中，辑录出朱双云从未正式出版的《菊部珍闻》一书。 《菊部珍闻》一书，包含了诸多梨园的轶闻趣事，是我们今天了解梨园内部变迁的重要文献。例如，朱双云在书中提及“九皇会”“武昌会”等，表明早期的梨园拥有与道教极其相似的组织机构，宗教的色彩较为深厚。“抱牙笏”一词是戏园后台经理的代名词，“应行”“六场通头”“倒堂”则记载了早期戏班内，演员要样样精通，所有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朱双云在《菊部珍闻》的跋语中道：“吾之所闻于鞠部者，已尽于此矣。虽寥寥数十页，或由经验而来，或为亲目所睹，或为个中人所口述，敢自矢无一语之虚造，无一言之剽袭。”[10]据此跋语可知，朱双云与戏曲界的交往，非同一般，他不仅是我国新剧界的创始人之一，更是我国戏曲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朱双云辞世后，其好友李元龙对朱氏的生平，进行了大致的回顾，其中就涉及到朱双云从事戏曲工作的经历：“君从事于平剧业务，乃又着手于平剧剧本之修辑编订，自《桃花扇》《梁红玉》等剧本出版，上江一带，争相演出，观者遂无不知有朱双云其人者。”[11]据旧闻所载： 在长江一带的吃戏饭的人，无有一个不知道朱双云，无有不知道“猪头三”。他办的戏馆，无论办前台，办后台，都很有经验。他在前台还会撰广告，他在后台，缺少角色时，还会代戏，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如果没有猪头三脾气，他早已成了一个事业家，猪头三脾气，就断送了这一个很好的人才。 他每办一戏院，如果生意不佳，他一定会用尽方法，使他叫座；但到了生意一好，他的猪头三脾气就来了。他要捣蛋了!他第一步工作，必定与后台一位最红而最卖座的角儿闹别扭，从此天天闹翻，直至戏院关门而后矣。 关了门之后，他必定肯埋头苦干，重行创办一所戏院，角色非常整齐。开幕之后，当然有相当盛况，但如果一帆风顺，那末，老朱的猪头三脾气又要发作，又要送一家戏院关门。关门之后，再去筹办。他的一生，只有两件事：即开戏院与关戏院耳。[8]5 以上诸条，倘若在日后重新编写《上海话剧志》时便为编纂者所掌握，那么有关朱双云的词条，一定会重新改写。 三、以史为据，论从史出 新剧曾经是宣扬革命、进行社会教育的得力工具。当“咸与维新”的革命风潮趋于平静之后，“炸弹、手枪”等鼓动性的说教已经不再有效地吸引市民观众了，新剧的热潮也随之趋于平静。如何能使“上帝”重返剧院，成为摆在新剧家面前的一项棘手的问题。广东商人郑正秋，率先打破了新剧界暂时的平静，异军突起，把家庭戏和言情剧纳搬上了新剧的舞台，成为引领新剧“甲寅中兴”的旗手。 郑正秋是上海新剧商业运作最为成功者之一。 郑正秋领导的新民社，新剧演出之技术并未有质的改变，而是在演出的内容上作了调整。当辛亥革命的热潮冷却之后，用什么来将市民吸引到新剧剧场里来呢？郑正秋选择了最对市民胃口的素材——家庭戏。在市民社会中，家庭问题几乎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类题材满足了一般市民的兴趣好受，更满足了女性观众的胃口。鼓励郑正秋办新民社的徐半梅，在总结新民社成功经验时说：“为什么以前的人都容易失败，至多只能演三五天，而郑正秋能够长期演下去，使无锣鼓无唱词的戏剧也得到许多观众呢？这全是剧材问题。以往的人往往弄得一班向来听惯京戏的观众嫌着枯燥无味，便唤不起兴味来，尤其是占重要地位的妇女观众更觉扫兴，自然大家摇头，不愿多看了。郑正秋完全不来这一套，他不用什么慷慨激昂的色彩，做着说教演说的变相。他一上手便把家庭戏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演出来不但浅显而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演戏的人也容易讨好。于是男女老幼个个欢迎。”[9]52新民社上演的文明戏，“浅显明白，颇为一般社会所欢迎”[12]13。上演三个月以来，不仅获利丰厚，而且还得到上海滩新闻媒体的关注，《申报》自由谈编辑王钝根、《中华民报》编辑管义华、《时报》主笔包天笑等，经常在报端发表文章，为新民社摇旗呐喊，营造声势。 新剧不仅在演出内容对市民社会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对待观众的问题上也尽其所能地面面俱到。郑正秋在新民演剧社初创之际，为了取得良好的商演效果，他租赁了上海当时最好的剧场——时称“博物院路的外国戏园”。为了招揽观众，郑正秋对新民演剧的首场商演，可谓煞费苦心。他在新民演剧社首场公演的广告中，不仅详细的说明了当晚的演出内容(17)，更向市民观众详尽地说明外国戏园的具体方位，开演的时间，相关的注意事项等：“博物院路外国戏园演剧，七点半开门，八点开演，小孩莫带。届时戏园之南在大马路抛球场有人擎灯领路，戏园之北在外白大桥有人擎灯领路，戏园之西在北京路邮局门前有人擎灯领路。”(18)就连散场之后，观众如何回家，郑正秋也周全地考虑了：“且与黄包车特约，散戏之后等在门口售票处、楼外楼、图画剧报馆、共和春番菜馆。”(19) 如是周到细致的安排，也引起了西洋报纸的关注。就在郑氏新剧上演的当天，上海历史悠久的《北华捷报》也刊出了有关郑正秋新剧演出的消息。 郑氏选择的外国戏馆，即为上海拥有百年历史的兰心大剧院。然郑氏首演之兰心，并非今日之兰心，而是1874年1月27日，ADC剧团通过向租界的外侨集资，“以非常的财力”在博物院路、香港路和圆明园路交界处的英国领事馆附近，重新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砖木结构的新兰心剧院，是为第二代兰心大剧院。 经营三的民鸣社，比郑正秋的新民社更进了一步，将上海文明戏的舞台从老生常谈的说教剧完全转入到家庭戏、言情戏和宫廷戏之列，上海文明戏的舞台风气为之一变。特别是民鸣社推出的《西太后》，此剧原是顾无为根据《庚子国耻记》改编而成的连台本戏，类似于今天的电视连续剧，初为8本，上演后得到市民的热情追捧，竟演绎了32本之多，耗费了数千元之巨，动用了上百名演员，服装精美，场面宏大。“二年零三个月寿命之初期民鸣社，得获利至十万元以上者，完全是《西太后》的力量，故当时社会上不谈民鸣社则已，谈民鸣社，必及《西太后》。”[12]17-18为了紧紧抓住观众，民鸣社又将编剧的注意力放到了社会时事和新闻之上，如窃国大盗袁世凯授意洪宪六君子，发起筹安会，为自己能坐上中华帝国的宝座而鼓吹呐喊，民鸣社的顾无为便特意编写了《皇帝梦》，“上演之日，座客为满”[12]18。孙中山蒙难伦敦，民鸣社又编演了《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上演之初，遭租界当局所禁。顾无为即刻求见中山先生，孙先生明白事情的原委之后，当即手书一纸，“民鸣社演孙中山伦敦初难记，本人并不反对”，演出遂得以进行[12]21。上海香粉弄出了桩杀人案，民鸣社随即将此事件编排，搬上了舞台，开戏剧关注社会时事之先河。 四、重视文献，还原真实 新剧之萌芽，并非是事先计划好的。更多的戏剧活动，出自于当时市民社会中一帮戏剧的爱好者，而日后如火如荼的话剧商演，起先亦并无预见性的商业动机。 《戏杂志》刊行于1922至1923年间，前后共出9期。其中的“新剧”栏目中便留下了早期上海市民进行话剧启蒙运动的真实记载。从“尝试号”开始，《戏杂志》连载《二十年来新剧之变迁史》一文，文中有诸多有关上海市民从事话剧萌芽时期活动的记载，是今日话剧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该文开篇即道：“诸君知中国新剧发源于何时乎？新剧发源之时代，盖已二十余年……中国式之新剧，如今日所演者，其发源之地，则为徐家汇之南洋公学，时为前清庚子年。”这一有关话剧起源的明确记述，却一直未被话剧史学者所重。 关于早期上海市民自发组织的新剧活动，《戏杂志》有详尽之记述：“城内城隍庙内老同志(即每日在邑庙豫园茶馆吃板茶者)如朱云甫(20)、王蕙荪(21)辈之开明派(即在仁和里演剧之开明学会)与画师金应谷等所组织之益友派，因朝夕相见于茶馆，早已化干戈为玉帛，彼此早有跃跃欲动之势，拟再现身于舞台……过其戏瘾。当时朱云甫、汪仲贤及任公等，遂假茶馆临时会议，一致赞成以朱云甫国文略有根底，被推掌理主任一切文牍事宜，任公善于交际，公推管理外交事务。继由汪仲贤规定名称，称曰‘一社’，殆以一心一德为宗旨耳。但此临时发起之团体，能力薄弱。一演之后，即行消灭，又如迎神赛会中之一日大老官然。一社命名之意，盖亦做一日是一日之消极主张耳。”(22) 早期的新剧演出活动，起初并没有完整的计划和组织，大抵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志趣相投之人在一起进行简单的商议，便组织起一个临时的组织，其内部的分工协作亦十分有趣： 一社内部招集社员之法，颇为奇特，至今思之，犹觉可笑。法用数寸长之白纸，上书“某日某处开会一叙，某某君鉴”等字样。该项纸条即由交际员任公按户分送，其状似发报丧条，又似党人散放票布。(23) 早期的新剧演出，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是如何进行实际运作的，一直是戏剧史研究中的空白，这方面的资料亦不为戏剧史学者所重视。然认真翻检戏剧史料，却能发现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记载，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新剧演出活动中，经费层面的细节是如何动作的：“一社演剧地点，系假座石路天仙茶园，由交际主任任公前往接洽。任公本系外行，不谙借座办法，既无进身之阶，又不知谈判时措辞之何，乃于该园夜戏开锣时徘徊探伺，招一案目名炳如者，至间壁普庆里内，告以借座之由，并托伊向前台接洽询问代价。炳如当即允诺，约以翌日仍在原处听信。翌日前去，炳如回说日戏借座代价至少一百九十元。其索价虽昂，然较丹桂已减三分之一。复经全体议决，借用天仙为临时剧场。但向戏园借座，例须先付定银。其时所收会费，仅每人一元，会员五六十人，即完全收足，亦仅敷会中开支，万难移作包戏之用。后由炳如独力担任，代负完全责任，惟有交换条件与任公而订，订明演剧之日，茶资及手巾小账，每客增取一角，以酬负责之劳。经济所限，虽欲不勉强承认，不得也。”(24) 早期的新剧团体，大多都是临时的组织，一演而散，演出亦不为获利，仅以个人兴趣爱好为重。“一社”之后，朱双云又组织了“仁社”。 一社演剧以后，团友即四散。盖此种团体均系临时组织，万无持久之理。其间有沈景麟、陆申麟二君，见一社结果甚佳，亦复技痒，欲另立一临时团体，以过戏瘾，乃往朱云甫、任公二人许，求请加入。朱任二人许之，朱君为之题名“仁社”。(25) 也许是戏剧这个特殊行业的关系，从事戏剧活动的剧人，似乎一开始便处于一种争逐名利的氛围之中。尽管最初的文明戏还未步入商演的“中兴”时期，尚处在一种自娱自乐的阶段，新剧的先行者们便开始了追名逐誉的争夺战了。这些不为一般史籍所重的“趣史”，在民国早期的戏剧文献中，为我们留下了清晰的踪迹。例如，朱双云成立的开明会，与金应谷成立的益友社之间，便有着“干戈”相见的历史，只是因为对新剧共同的爱好，才化敌为友；朱双云和任公是“一社”和“仁社”主要干将，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则与“一社”“仁社”的过程相始终，几乎无日不争吵。负责文案的朱双云每日争吵，动辄将笔砚置于地，欲拂袖而去。然一经同僚好言相劝，便又重新舞文弄墨了。朱为人刻薄，出言不逊，遭人嫉恨，他的同伴为了报复，居然去厕所里掏出大粪，欲涂抹其身。若不是朱动作迅捷，及时抽身，早就“遗臭万年”了。 早年到上海来谋求发展的“新剧伟人”王钟声，为了生存之计，竟然用白开水兑入色素，充当药品，蒙骗市民。 新剧界的神秘人物任天知在汉口以骗术敛财，败露后躲入俄国驻汉口的领馆，遭债主围堵，后化装易容，得以脱逃。 日本留学回国的徐半梅，因囊中羞涩，买不起兰心剧院正厅的戏票，只能购一张廉价票，躲在楼上过其戏瘾。 少年时代的汪优游从老城厢跑到城外的租界去看戏，因戏散得晚，被关在了城门之外。 初涉舞台的朱双云，为了表现剧中饥民之凄惨，竟然将演剧照明用的蜡烛，吞咽入腹。 如此这般鲜活的社会生活，倘若没有戏剧文献的支撑，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想象早年剧人真实的社会生活。 五、以史为鉴，重新认知 有鉴于此，早期新剧的史料可视作新剧研究的基石，那么进入话剧时代，话剧的史料对于话剧史的研究，同样极其重要。 笔者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经年，先后整理、校勘了《新剧史》《新剧考证百出》《新剧考》《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菊部珍闻》《戏杂志》等民国早期的新剧文献，参与了与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编辑的《民国话剧期刊文献汇编》，对于话剧文献和史料的整理，略有心得。话剧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不全面，值得商榷之处，在在皆是。 一般的话剧史书中，在提及《怒吼吧，中国》一剧时，必然曰是剧乃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一部革命好戏云云。然而，仔细翻阅《申报》《新闻报》和这一时期的杂志，便会发现1942年12月7日，汪伪政权为了纪念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周年庆，上海的话剧舞台竟然也上演了该剧，只是将剧名改成了《江舟泣血记》(26)。是剧究竟是革命剧，抑或是汉奸剧？值得重新审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矛盾空前的激烈。一般的话剧史书，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蓬莱大戏院上演的《保卫卢沟桥》一剧，或更多的去关注救亡演剧队遍布大江南北的情况(27)，似乎上海的话剧界全部呈现出一派抗日的热潮。 然后孤岛前后的上海话剧，真实的情形究竟又是怎样呢？1937年底，就在距上海300多公里之外的南京城保卫战打响之前后，孤岛上海的文明戏剧院却鳞次栉比地出现了： 1937年12月4日，王美玉的皇后剧院开幕；1937年12月12日，上海话剧社的大中华话剧场开幕；1938年7月9日，新新公司的绿宝剧场开幕；1942年2月14日，红宝剧场开幕。 这还不包括始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永安天韵楼的新柳社、新新花园的钟社、新世界的振社、大新游乐场的励社、先施乐园的娱乐社、大世界的尚乐社、乾坤大剧场等，都在上演改良文明戏。上海滩戏剧界文化抗战的声音，大抵都湮没于改良文明戏的喧嚣之中了。 20世纪30年代末，改良文明戏在上海重新拥有了市场，绿宝剧场的商演、红宝剧场的加入，使得上海文明戏商演市场空前繁荣。绿宝剧场的商演，一直持续到1944年年底。1942年以后，中实剧团和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先后入主绿宝。他们虽然不是文明戏剧团，然而他们演出的剧目，多少也平添了一些文明戏的味道，我们能否将其视为甲寅之后文明戏的再度中兴？这类演出，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通俗话剧。 不仅如此，对于话剧界的从业者，不论是编导还是演员，他们是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对于他们的评价，更多的应该论从史出，最大限度地以文献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例如，“舒畅”其人，在话剧史上就不为人所重。舒畅，一名舒蔚青，在湖北银行供职，然对于戏剧文献却情有独钟，以己之力搜集了大量的戏剧资料，开办了私人的“汉口现代戏剧图书馆”，并自费将其收藏的戏剧图书编成《现代戏剧图书目录》出版。他在《我怎样收藏戏剧书刊》一书中，述说了自己收藏戏剧书刊的经历和志趣：“中国戏剧藏书史还是很浅，据我所知，如青岛宋春舫褐木庐、上海蚁蜂戏剧图书馆、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图书馆、长沙邓星镜氏呐喊剧社藏书馆、北平中国音乐戏曲院，和专藏旧剧的齐如山氏国剧学会、汉口尉迟钜卿的钜源戏剧图书馆(书籍已大量购藏，因时局关系未开办)和我的现代戏剧图书馆。我的藏书，已有二十年历史，藏书种类，除戏剧外，尚有音乐电影舞蹈各部门，不过我于戏剧一门特别爱好，所以在搜集上也特别尽力，无论是旧的戏曲，新的戏剧，亦不问其有何价值(渊深雅典或粗浅俚俗)与何种版本(铅印、石印、油印、抄写等，统在‘搜集’‘购置’‘保存’之列，即戏剧的机关团体学校或者普通社团学校之研究戏剧者、所有关于戏剧的规章、计划书、会议录、演讲录、工作报告、全体名册、照片、签名式、各种专刊和演剧的壁报、传单、广告、票据、节目、说明书、特刊、舞台面与演后的记载批评等我也尽量搜存。因为我对于戏剧有两个志愿：(一)搜藏一切戏剧书物；(二)编制中国戏剧运动史。虽然这两种工作是甚为艰巨，而我又不是戏剧专门研究者，只以赋性所好，志愿于业余从事戏剧文献典籍的保存整理编印工作。”[13] 舒畅对于戏剧文献的珍爱超越了生命，当他避难重庆时，身患重病，友人劝其将藏书出售，以资住院养病，却遭拒绝。舒说宁愿死，也不愿出售藏书。舒畅殁后，其家人迫于生计，将其藏书出售以5万元之值，售与教育部次长张道藩。 舒畅在文谈及的褐木庐、蚁蜂戏剧图书馆、国立戏剧学校图书馆、呐喊剧社藏书馆等馆藏戏剧文献，若能认真梳理，定然对于话剧研究有重大之贡献。所惜这些藏书，一直不为人重，舒畅所编辑的《现代戏剧图书目录》，亦成为今天稀缺之书目。舒畅的生前好友胡绍轩在回忆录中道： 《戏剧图书目录》只印了八百册，除赠送朋友和全国各大图书馆外，交书店发售的约五百余册。他送给我的一本于1949年春南迁时遗失。1957年春，我将范启新的一本借来应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给丢了，真可惜!四十年来，风风雨雨，沧海桑田，现在国内还剩几本就不知道了，舒蔚青的《戏剧图书目录》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14] 文献的散失，成为话剧史研究最大的障碍，我们应当倍加重视的。只有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尽可能详实地描绘出话剧运动发展的轨迹，才尽可能客观公充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给出评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剧坛红极一时的女演员英茵、夏霞和蓝兰，三人的政治身份究竟若何？英茵死因的真相是什么？蓝兰赴台后的结局如何？至今扑朔迷离，尚无定案。类似的“悬案”在话剧史中，为数不少，值得深入研究。 因此，深入发掘话剧史料，进一步整理话剧文献，对于话剧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多一点文献的依据，少一些意识形态的判定，话剧史的研究定当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注释： ①据阳翰笙说：“一九五七年，田汉、欧阳予倩、夏衍三同志和我联名提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和搜集、整理、出版话剧运动史料的建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集》第一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②《新剧杂志》1914年第1期。 ③《新剧杂志》1914年第2期。 ④《新剧杂志》1914年第1-2期。 ⑤《戏剧丛报》1915年第1期。 ⑥该剧又名《大好头颅》，《剧场月报》1914年第2-3期。 ⑦《剧场月报》1914年第1-3期。 ⑧《俳优杂志》1914年第1期。 ⑨《春柳》1919年第5期。 ⑩《春柳》1919年第6-8期。 (11)《春柳》1919年第2-4期。 (12)1912年由陆镜若编，未正式刊行，后由胡恨生忆述，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传统剧目汇编·通俗话剧》第3集。 (13)《歌场新月》1913年第1-2期。 (14)瘦鹃《志新民社第一夜之〈梅花落〉》，《申报》1914年3月4日。 (15)瘦鹃《志新民社第二夜之〈梅花落〉》，《申报》1914年3月5日。 (16)《申报》，1911年8月7日。 (17)《申报》1913年9月3日广告，“初五夜戏目：头本家庭惨剧《苦鸦头》，薄命女遇薄情郎；《三婿争婚》，死里逃生之新娘娘；《野鸡嫁野鸡》，走脚夫还金得贤妇。初六夜戏目：二本家庭惨剧《奶娘怨》，嫁得呆丈夫又遇恶公婆；《奸夫冤》，淫荡妇变做真节妇；《泼妇收威》，假痴癫劝醒雌老虎。” (18)《申报》1913年9月3日，广告。 (19)同上。 (20)朱云甫即朱双云。 (21)王蕙荪即王幻身。 (22)《戏杂志》，1922年创始号。 (23)同上。 (24)《戏杂志》，1922年第三号。 (25)《戏杂志》，1922年文艺特刊。 (26)据《影舞周报》1942年第3期“银坛杂锦”载：“《怒吼吧中国》，由全体明星及话剧界会串，特请李萍倩担任导演。《怒吼吧中国》现已改名曰《江舟泣血记》。” (27)七七事变之后，上海成立了13个救亡演剧队，部分演剧队撤后至武汉后，归国民党军政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辖，更名为抗敌演剧队，共10个队，皖南事变后更名为剧宣队。 原文参考文献： [1]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2]朱双云.新剧史[M].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3]傅谨.序范石渠《新剧考》校勘本[A].新剧考[M].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4]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04). [5]剑啸.中国的话剧[A].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戏剧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周华斌.《新剧考证百出》校勘本序言[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7]李元龙.生平备受良朋惠，至死难忘隐痛深，朱双云客死北碚[J].沪风，1946，(01). [8]铨公.朱双云的猪头三脾气[J].是非，1946，(05). [9]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10]朱双云.菊部珍闻[J].社会月报，1935，(07). [11]李元龙.哀朱双云[J].万象，1942，(05). [12]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M].重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 [13]舒蔚青.我怎样收藏戏剧书刊[J].武汉文化，1947，创刊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