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影片的“后现代”革命
时间:2024/11/28 04:11:16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戴宇辰 点击:次
内容提要：对于影片《阿凡达》的文本解读至今仍停留在“现代性”的维度上。多数学者忽略了《阿凡达》内在的后现代维度，及其作为后现代革命叙事的诸种特征。本文旨在通过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探讨后现代政治秩序的著作“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探讨卡梅隆在影片中所展现的“后现代”革命图景：作为一种全新政治主权形式的帝国、作为后现代革命主体的诸众、以及作为后现代政治秩序规划的大同世界。 关 键 词：《阿凡达》/帝国/诸众/大同世界 作者简介：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对于“现代性”的迫切关怀使得研究者往往忽视某些影片中被抑制的超溢(excess)。这种模糊的偏离体现在对影片《阿凡达》(Avatar)的诸种解读之中。迄今为止，对于《阿凡达》的文本主题解读仍然停留在经典的“现代性”理论关照下。这些多种多样的解读大致归结于三种母题(motifs)及其变体：一种是以民族/国家为地缘政治主体为基本前提，强调现代文明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此类解读往往渗透着对于美国及其妄图塑造的全球霸权体系的深刻批判；一种是以“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为出发点，将人类与异族之间的对抗转译为一个跨文化问题，从而描述殖民地少数民族反抗“他者”压迫的惨痛经历。此种解读会被迅速实体化为一类精神分析似的话语：我们究竟如何处理被压抑的创伤(the repressed trauma)以及如何面对时刻侵扰我的他者(the others)；还有一种是依托“生态主义”理论话语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病以及阐释对于整体自然观的进一步关照。这种关怀体现在对影片中纳美人(the Na'vi)万物合一的生存状态的热切推崇。 但是，有一种斜目而视(looking awry)的方法似乎可以使我们摆脱基础性的偏见。拉康对于油画《大使》(Ambassadors)的精细解读的要义就在这里。通过对于画面中扭曲的骷髅的探讨，拉康强调的是主体性的扭曲如何被反射于凝视(gazing)的客观对象之上，也就是说，“凝视本身获得了客观的存在”①。也正是在这里，对于电影的文本分析来说，拉康的“根本不存在元语言”(there is no meta-language)指的就不仅仅是作者已死，没有一种预先设定的元思想；他同样指示的是读者已死，不存在一种超越文本语境的元位置。关于文本的解读始终渗透着某种作为其先验范畴(transcendental category)的“观者的凝视”。对于元语言位置的深刻怀疑迫使我们进行一种视差性的转变，至少对于《阿凡达》这部影片来说，采用一种“后现代”的视域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旨在采取一种不同的理论视域解读《阿凡达》中所蕴含的后现代宏大叙事(postmodern grand narrative)。尽管将“后现代”与“宏大叙事”并置是如此的矛盾，诚如利奥塔所言，后现代的标志就在于“宏大叙事的解体”②。但在哈特与奈格里(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的著作中，虽然远离了现代视域下的地缘政治、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却正在构型。正如《阿凡达》中由资本权贵、科学家与军队构筑的超民族国家组织对外星的远征一般，一种新型的全球秩序正逐渐浮上水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阿凡达》影片的文本解读置于“帝国”三部曲的理论框架之内，以一种“斜目而视”的方式重新审视影片中蕴含的后现代话语的诸种元素。在本文中，我将检索《阿凡达》中的政治主权、抗争主体以及政治规划形式，以期对其做出有别于“现代性”理解的解读。 一、帝国：《阿凡达》中的主权形式 《阿凡达》以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为主要基调。影片的开头凸显出主人公杰克·苏利(Jack Sully)的落魄处境：由于之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丧失了双腿，在酒吧与顾客发生冲突而被轰出门外，“悲惨的人生找不到奋斗的目标”等。随着两个类似于政府要员的人士出现，剧情开始进入交代故事背景的环节。杰克的双胞胎哥哥汤米(Tommy)本来是一位科学家，三年前加入了一项星际征战的计划，但在远征外星前三个月不幸去世。由于双方的基因序列相同，所以远征计划的组织者斯佛公司希望杰克能够代替汤米继续完成这个项目。杰克在潘朵拉星球结识了科学家格蕾丝博士(Dr.Grace)，并在她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操纵一种用人类基因与当地纳美部族基因结合创造出的“阿凡达”的混血生物，企图以此打入纳美族内部。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随之而来，作为征战外星的领导者，影片中并没有交代任何特定的民族国家身份。而是将领导阶层含糊地描述为一个特定的混合体——作为资本权贵代表的斯佛公司及其领导者帕克(Parker)，作为军事力量代表的防卫队及其领导者上校迈尔斯(Myers)，以及科学家团队及其领导者格蕾丝。在主人公杰克登陆潘朵拉星球之后，影片特意用杰克的一段独白来交代此行的不同：“在地球上，这些军人没什么特别，仅仅为自由而战；而在这里他们只是雇佣兵，领钱做事，为公司打工。”也就是说，作为资本化身的公司实质上是这场外星征战的始作俑者。 随之开展的剧情更证明了上述论断。为了得到潘朵拉星球上的稀有矿物“unobtanium”，公司组织了军事力量和科学家来保障星际远征的成功。也正是在这里，传统的科幻电影塑造的作为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的主体隐蔽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涉及超国家机构、跨国公司、科学家、军事团队和其他力量所汇聚成的弥散的网际权力(network power)。这种新的主权形式自始至终贯彻在影片的始终，无论是格蕾丝所领导的阿凡达计划对于纳美族人生活的渗透，还是上校迈尔斯对于纳美人的暴力征服，主权不再奠基于传统的民族国家政体，而是通过诸种力量之间的合作来展开统治。诚如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后现代视域下的主权变迁，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正在我们眼前不断实体化，“主权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的民族国家以及超民族国家机构在单一的统治逻辑下结合起来”③。这种新型的主权奠基于资本不断的扩张，由于资本“自身的舞蹈”不断超越其自身的边界，帝国作为跨政体的资本全球化的形式有着其内部的必然性。 这种政治-经济-军事团体对纳美族的征服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展开。一条是资本的“向外扩张”之路。影片中帕克所领导的公司始终强调稀有矿藏“unobtanium”的重要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大范围地破坏纳美族的生存环境，建筑人类居所、工厂、勘探建筑等。也就是说，在以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向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扩张的过程中，当地的普遍资源被迅速生产资料化，并纳入商品经济的生产体系之中。诚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的积累是以非资本关系的他者为内在的条件，因为只有不断地将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空间纳入其中，才能获得资本再生产所必须的市场和原料。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迈尔斯、帕克和格蕾丝因为如何处理与纳美族的关系爆发了激烈冲突。迈尔斯展示了主人公杰克每日录影记录，杰克在录影中说道：“纳美人是不会放弃的，他们不会和我们谈条件的。他们需要什么?啤酒?蓝色牛仔裤?我们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与纳美族的冲突就不仅仅是文化之间的不相融，而是两种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一种是以商品原则为核心的资本的自我舞蹈，而另一种则是强调回归自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种矛盾在资本对纳美族生产关系的强行破坏中体现出来，帕克和迈尔斯开始推行武力征压的方式，出动军队推平纳美族的世界之树，企图完成对潘朵拉星球生产资料的普遍吸纳。 如果向外扩张的资本仍停留在“现代性”维度上的话，另一条线索却恰恰相反，沿着资本“向内开掘”的道路展开，暗示出“后现代”的资本扩张之路。以格蕾丝为代表的科学家强调的是“阿凡达”的巨大作用。通过以“阿凡达”的技术为中介，格蕾丝试图从内部完成对纳美族的吸纳。杰克作为“阿凡达”的使用者成功地混入了纳美族的族群中，而且试图完成格蕾丝所交代的特殊任务：融入纳美族的群体并教会他们英语，最终是纳美族不再对人类抱有敌意，与人类展开合作。这里需要警惕的是某种“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解读，将格蕾丝的做法看作如何与异族“他者”和谐相处的典范。事实上，格蕾丝的教化之法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公司对矿藏的开采之目的的。在影片开端之处，帕克特意向格蕾丝展示了“unobtanium”的巨大价值，强调这种矿藏对于人类意味着取之不尽的财富。也就是说，格蕾丝的“阿凡达”技术绝不是某种质朴的跨文化交际手段，而是主权结构对于非资本生产关系另一种方式的吸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凡达》触及了后现代主权统治的核心方式。借助马克思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区分，哈特和奈格里区分了资本扩展方式的两个维度。形式吸纳是指资本对外部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吸纳，它主要借助权力和军事力量使得非资本主义空间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实质吸纳则是资本对内纵深处的开掘，它不仅要将非资本主义体系纳入进来，还要将一切与资本有关的生命和社会关系作为权力的对象加以吸纳。在帝国的统治体系下，“资本持续的通过对循环再生产体系的吸纳加速发展，不过这种吸纳不再是针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形式吸纳’，而是针对其固有领土的‘实质吸纳’。它的扩展也因此是纵深的而不是横向的”④。格蕾丝领导“阿凡达”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完成对纳美族的社会关系的吸纳，将其生活过程真正拉入人类生活过程中，也就是说，让他们需要“啤酒”和“蓝色牛仔裤”。这种向内开掘的企图为资本的实现提供更大的动力，整个纳美族的社会也将随着资本的逻辑重新形塑。 两种不同脉络的线索展示了影片《阿凡达》关于后现代政治的想象：在主权由现代民族国家变为由超国家机构、跨国公司、科学家、军事团队组成的联合体之际，主权的实现方式也发生改变。借助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资本完成的是对其扩张对象——纳美族的双向“穿透”。这种穿透一方面是诉诸法律和权力的暴力扩张，另一方面是诉诸社会关系的全部生产。 二、诸众：《阿凡达》中的抗争主体 正如影片中的主角杰克拥有两个“躯体”，影片中也存在着平行的多角度叙事。一方面是杰克作为人类在人类基地所发生的故事；另一方面是杰克经由“人替”成为“阿凡达”以后在纳美族群体中发生的故事。这两条交织的线索最终在人类下定决心武力征服纳美族以后混合在一起。倘若在人类叙事的一端，导演勾勒出一条后现代主权及其统治方式变迁之路，那么在纳美族叙事的另一端，卡梅隆完成的则是帝国视域下抗争主体的描述。 帝国的全球化有着两副面孔。帝国创造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权力网络，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合作的网络。这一网络就是诸众(multitude)，代表着抵抗与革命的潜力。面对帝国的全球化扩张，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后现代革命的抵抗主体也正相应地起了变化：“地缘政治的内部冲突和矛盾是诸众和帝国主权的矛盾，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之间的矛盾”⑤。在影片中，人类对潘朵拉星球自然资源的践踏激发了纳美族人抵抗人类守卫家园的决心。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主人公杰克在驯服了族群神鸟托鲁克玛托(Toruk Macto)以后率领族群联合星球上的其他部族开展抵制：“我们乘着风向四面八方飞去，到平原找马族，到东海找伊卡兰人，托鲁克玛托一召唤他们，他们全来了……”也就是说，各个部族的联合和抵抗主体的形成是在面对人类的侵犯这一事实下才形成的。“今天旨在变革和革命的政治行动必须归结于以诸众为基础，正是帝国的形成催生了诸众的产生”⑥。以帝国为核心的主权体系事实上催生了自己的对立面——诸众的产生，最终也导致了在影片的最后一战中，人类对世界之树的进攻被潘朵拉星球上团结一致的族人所击溃。诚如齐泽克对于《帝国》的评价：“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领域最为私密处，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动力……一切重要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导致它比任何时候都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⑦。 在典型的现代革命中，抵抗主体通常被还原为某“单一阶级”(single class)。阶级有着统一的排他性范畴，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作为革命的主体，其中包含狭义上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labor)和广义上的雇佣工人(waged labor)。但诸众却与阶级概念不同，在影片中，杰克对于族人的统一领导并没有被还原为一种独有的排他性认同。而是恰恰相反，杰克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部落共同抵抗新的权力主体所施加的统治。但这种共同又无法还原为有着单一身份认同的“人民”(people)。人民总是将其内部蕴含的阶级、种族、性别差异还原为一种广泛的单一认同，从而保证其作为整体的政治参与能力。而在影片中，杰克加入部族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要缔结与坐骑伊卡兰(Ikran)的关系(make the bond)。纳美公主蒂瑞告诉杰克：“伊卡兰终身只会追随一名猎人，想变成猎人，你和伊卡兰得互相选定对方。”之后的剧情特别安排了杰克和其他几位战士与自己的伊卡兰缔结关系的场景。在最终人类与纳美族的决战中，每一个战士都骑着自己独有的伊卡兰踏上战场。也正是在这里，诸众显著的区分于具有单一认同的人民，“人民是一(the people is one)……而与之相反的是，诸众并不是统一而是仍然在内部保持多元与差异”⑧。因此，“诸众指代了一种主动的政治主体，他们是由各自共享的单一性(singularity)为行动基础”⑨。 对纳美族族人的神秘仪式，影片作了细致描述。科学家格蕾丝与公司领导人帕克为如何对待纳美人爆发争吵： 格蕾丝：“我们认为树根之间，有某种电气化学交流，就像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每棵树和周围的树有一万个连结，而潘朵拉有一兆棵树。” 帕克：“我认为他们有很多树。” 格蕾丝：“这个连结比人脑还要多。懂了吗?这是一个网络(network)。这是一个全球网，纳美人可以自由存取。他们能上传下载资料、记忆体。” 帕克：“你在那里是疯了吗?那只不过是树嘛!” 格蕾丝：“帕克，你得醒过来。这个世界的财富不在地下，而在我们四周。纳美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要捍卫。如果你想跟他们分享这个世界，你就得了解他们。” 通过成为“阿凡达”，格蕾丝得以进入纳美人的生存环境之中，她也因此掌握了纳美人的社会组织模式：一方面是整个群体以树状网络化的方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是群体的日常生活资料生产依赖于一种共同分享和占有。这恰恰点出了诸众作为新型革命主体的两个特征：首先是诸众的组织与社会联系并不依赖于一个绝对的领导核心，反而是一种弥散化的网络结构。而个体在组织结构中内在地创造民主关系。更重要的是，诸众的社会生产是以一种“共同品”(the commons)生产为核心的，这种在全球网上自由上传下载资料、记忆体的生产模式颠覆了现代政治经典的私有财产观念。在这一诸众的组织网络中，“现代经典的私有财产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后现代生产解构了”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品的生产开始越来越与物质实体脱离，在影片中，成为了以非物质化的——资料、记忆等为核心生产对象的生活资料生产。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品定义为物质世界的自然财富与文化产品的总和。在其中，文化产品(包括知识、语言、信息、代码、情感等等)占据了社会生产的核心地位：“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现实越来越与我们生产和消费的物质实体(material objects)脱钩，而逐渐地与共同生产的服务与关系(services and relationships)产生关联”(11)。与经典现代社会大生产模式中的物质资料生产不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后现代图谱中，共同品的生产已经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中心位置。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新型的共同品生产也成为标志后现代革命主体——诸众的核心特征。 对于革命主体的区分能够使我们深刻把握《阿凡达》中所蕴含的后现代革命意识。帝国与诸众这两对概念重新复活了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Hegelian dialectic)内涵：纳美族作为使得帝国得以形成的条件的同时，又潜在蕴含了推翻帝国的力量。这种政治力量是由杰克为首的诸众单一性的共享。正如杰克的坐骑——托鲁克玛托是潘朵拉星球上唯一的神鸟一样，对帝国每一个抵抗个体都有着以坐骑为隐喻的不可还原的独特性。这种新型的革命主体的诞生标志着《阿凡达》与现代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观的决裂，暗示出一条反抗帝国、通往后现代革命的崭新道路。 三、大同世界：《阿凡达》中的政治组织规划 世界之树伊娃(Eywa)是纳美族的“家园树”，整个族人的生产与生活均围绕着伊娃开展。影片中，男主人公杰克与纳美公主蒂瑞缔结婚姻关系也正是在伊娃之下完成配对。而在整个族人对格蕾丝的救治以及影片结尾使得杰克进入纳美族群体的仪式中，纳美人两次围坐在世界之树下，通过将自己的“辫子”与伊娃树根的关联完成仪式。也就是说，整个纳美族的生活并不围绕某种实体化的物质形态，而是如格蕾丝所说，依靠“树与树之间的连结上传和下载资料、记忆体”。这一充满洞见的隐喻暗示出后现代诸众的新型组织形式——以“非物质性劳动”为主要劳动生产对象。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后现代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他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劳动’，也就是创造非物质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12)。也就是说，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积累不同，在后现代社会视域下，诸众组织规划的经济基础依赖于非物质劳动产品的生产。 纳美族的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乃至个体与伊娃之间的情感交际一直是星球得以持续的重要保障。这种情感的互动集中体现在一种类似于“根茎”方式的互联。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是人类的情感交际，“它生产出无形的、感官似的、包含满足、幸福、兴奋或者激情似的产品”(13)。在男女主人公在伊娃前缔结关系的场景中，影片通过炫技般的3D成像技术，展示出了一幅流变的、相互关联的、又缺乏物质实体的物质交换仪式。恰如通过模拟技术所制作出的从世界之树上散落下来的精灵一样，这种物质产品已经出离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劳动产品，而成为了后现代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成果。哈特和奈格里将此种物质生产命名为“生命政治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biopolitics)，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卡梅隆通过伊娃的隐喻，把握住了后现代视域下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 共同品是诸众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出的典型产品。而在当代帝国的主权形式中，存在着一个显著悖论：主权将共同品私有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努力扩展共同品的生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府在这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不断私有化共同品，使得文化产品(例如信息、观念、甚至动植物物种)成为私有财产”(14)。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日益要求高度自由，以及共同品之间的合作与开放。例如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创新就直接依赖于公共代码和信息资源的开放，以及在不受限制的网络上同他人联系与互动的能力。这两种矛盾最终导致帝国内部出现了颠覆自己的因素：一种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和秩序开始构型。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设想的诸众的未来的社会组织规划。 关于诸众如何进行有效、民主的政治组织，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时代定义为“诸众成王”(the becoming prince of the multitude)的时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诸众“学习自我管理艺术以及发明社会政治组织最后的民主形式”(15)的时代。至于诸众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哈特和奈格里没有详细说明，仅仅是将这未来的社会组织形态命名为“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通过不断的斗争，革命成为构成性的力量。这一持续的抗争能够推翻每一种系统性的平衡，从而迈向一条关于共同的民主的道路”(16)。 在影片的结尾处，杰克成为了纳美族人新的领导者。但是，这一领导者究竟如何治理部落，又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自我管理，卡梅隆留了十足的悬念：纳美人是否能够按照“帝国”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同世界》的构想，创制出一种以生产和分有共同品为核心原则的新型社会政治组织模式，还是会以融入纳美人的人类主角杰克为领袖重新组织一种等级化的、压迫性组织，重蹈“革命第二天怎么办”的挫折?笔者相信，这是卡梅隆在《阿凡达》系列续集中要探讨的主题。但无论如何，通过《阿凡达》的剧情呈现，卡梅隆已经展现了后现代革命视域下的关于人类未来共同体的合理想象。 四、结语 采用斜目而视的阅读之法或许可以使我们摆脱对于“现代性”的乡愁。我们也需要摆脱萦绕在《阿凡达》之中的现代性的偏见。影片绝不是对于某些民族国家的霸权式政策之隐喻，亦不是某种如何面对他者的完美交际的诉求，更不是某种对于完美生态的不懈追求。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卡梅隆通过《阿凡达》的剧情勾勒出一幅颇为宏大的后现代革命图景：一种新型的全球秩序开始构型，帝国已然成为了当下全球体系中的真实处境；一种超越阶级身份的政治主体开始形成，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体和解放力量的诸众已然集结；一种关于未来可能的制度安排开始浮出水面，以大同世界为蓝图的新社会组织形式方兴未艾。 注释： ①Lacan,J.(1981).Seminar XI: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Sheridan,A.(trans.),Miller,J(ed.)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②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③Hardt,M.& Negri,A.(2000).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xii. ④Hardt,M.& Negri,A.(2000).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72. ⑤Hardt,M.& Negri,A.(2004).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p.315. ⑥Hardt,M.& Negri,A.(2004).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p.99. ⑦斯拉沃热·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⑧Hardt,M.& Negri,A.(2004).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p.99. ⑨Hardt,M.& Negri,A.(2004).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p.100. ⑩Hardt,M.& Negri,A.(2000).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02. (11)Hardt,M.& Negri,A.(2000).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02. (12)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尼·奈格里：《帝国和后现代主义政治》，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13)Hardt,M.& Negri,A.(2000).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93. (14)Hardt,M.& Negri,A.(2009).Commonweal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viii. (15)Hardt,M.& Negri,A.(2009).Commonweal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viii. (16)Hardt,M.& Negri,A.(2009).Commonweal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