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前瞻思考(2)
时间:2024/11/28 02:11:34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 作者:胡智锋/陈寅 点击:次
二、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前瞻思考 走过70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电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难题。突出体现在如何处理“教”与“乐”、“计划”与“市场”、“传统/中国/主体性”与“现代/世界/多样性”等几组关系的问题上。如何突破困境首先在于我们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矛盾和难题，避免走向偏执状态，从而步入健康、融合发展轨道。 （一）电影功能实现层面：“教”与“乐”的关系 电影既有宣传教化的功能，也有文化娱乐的功能。但在对电影功能的理解上，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功能单一化与多样化倾向之间的纠结与抉择。在新中国的某些历史时期，曾经过于强调电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过于强调电影的宣传教化功能，忽略了电影的多元化，这不仅导致电影产能被抑制，观众需求未能充分满足，还因其电影多元功能的弱化，反而不利于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释放，使电影发展走向过度单一偏执的状态。 一部电影要步入“既叫好又叫座”的理想状态，便要融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于一体，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熏陶。正确处理好“教”与“乐”的关系，就需要遵循电影艺术创作与传播的规律特点，善于在电影发挥其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发挥其娱乐功能。实际上，电影越是市场化程度高，越有利于其多元功能的实现，特别是其宣传教化功能越能实现。 因此，辩证地看待“教”与“乐”的关系是解决电影功能发挥方面矛盾的关键：只“乐”无“教”，虽“无害”，但缺少艺术的思想性；只“教”不“乐”，虽“思想正确”，但过度保守，会使传播“无效”。那些宏大厚重的题材与内容，如果不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运营上的商业化操作，就很难赢得市场，很难受到当今年轻人的欢迎；只有寓“教”于“乐”，才能在主流价值的传递与时尚艺术的表达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才会使观众的社会压力与审美疲劳等状态被多功能电影功能所稀释，这有益于电影的健康发展。 作为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力作，《我不是药神》对百姓广泛关注的社会痛点问题展开基于真实故事又经过艺术提炼的影像呈现，产生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时代共鸣，而其对善恶博弈、人性与利益复杂纠葛的艺术表达，更进一步提升了影片的现实性与思想性，释放出强烈的人性力量。与此同时，其极富动感、幽默感和视觉质感的影片风格、小人物群像式的刻画及团队化的塑造、商业类型影片元素的恰当融入等，又增加了该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该片不仅创造了文艺片票房纪录的新高，而且引发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助推了医疗卫生领域重要事项的改革。 《古田军号》《决胜时刻》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树立了新的标杆，在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表达中展开了创新探索。比如在人物形象方面，两部影片均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古田军号》中的青年毛泽东是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激情，但同时“固执”己见甚至意气用事的全新“时尚”的银幕毛泽东形象，呈现出一位伟大人物在年轻时期经历自身和事业困境时的真实精神状态，也容易为今天的年轻人所认同、所接受[12]；《决胜时刻》中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更加接地气，更具生活态。该片着力透过众多生活细节和情感状态的呈现，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其人格魅力。如与女儿一起捕鸟时的憨态可掬，与小战士互动时的细腻体贴，为警卫员恋爱“支招”时的认真可爱，在后台与梅兰芳交谈时的谦和虔诚，聆听病中任弼时拉琴时的真情流露等等，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与众不同的领袖形象。 从《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从《烈火英雄》到《中国机长》《攀登者》，一批中国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在近些年开始尝试主旋律题材影片的拍摄，比如陈可辛、徐克、林超贤、刘伟强、李仁港等。他们将香港商业类型片的一套成熟的操作规范运用于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创造出“主旋律商业大片”，并形成了新的创作模式与美学风格。“主旋律商业大片”强调要符合商业类型电影的基本规范，中国香港导演恰在警匪片、动作片、灾难片等领域驾轻就熟，能够充分运用电影的商业元素，将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时尚感释放到最大程度；与此同时，他们又准确把握了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精神内核，在影片中高扬主流价值观，高扬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高扬和平反战理念和人性向善观念，从而在“教”与“乐”、政治意识形态和娱乐文化消费之间取得了平衡，赢得了市场的欢迎和年轻人的喜爱，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了主流价值观。 （二）电影工业生产层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新中国电影工业生产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因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为新中国电影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比如“八大电影厂”的建制、“样板戏”“献礼片”“新主流大片”等电影形式或类型的创生等，都曾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与价值，显现出“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但同时，计划体制却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度与适应性，特别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电影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面临生存发展的严峻形势。 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应该认真思考“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只“计划”不“市场”，虽然在特定时期的成就不容否定，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只“市场”无“计划”，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电影产业虽然有利于创作出更多个性化的类型片，也有利于透过研究观众喜好，更好地满足观众需求，但仅仅围着市场转，也容易走向“唯利是图”的极端，放松甚至放弃对社会和文化传承的责任。目前有一些商业类型的喜剧片、动作片和青春片等，虽然在总体上无伤大雅，但却与中国的大国文化与大国气派不符。适当的“计划”并非与市场经济相悖，而是认知历史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是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需要，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比如“献礼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新主流大片”的先后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是中国特色电影体系下传承历史与文化的价值显现。因此，市场化的电影发展仍然需要设计与“计划”，其理想状态是“市场”与“计划”的和谐交融。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为配合重大节庆宣传需要产生的“献礼片”，尤其是国庆献礼片，无疑是观察新中国电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互动变迁的重要指标。195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国产新片展览月”便产生了一系列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在严格的计划与组织下推进，在“大跃进”的时代语境下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建设工程的框架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新中国电影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谈不上“市场”和“商业”，但这些影片却在国家意识形态与观众审美诉求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既在政治上很好地配合了国家重大庆典的宣传任务，又在艺术上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审美文化乃至娱乐消费的需求。以今天的视角观察，实际上也可将其视为一种“准市场”的创作策略。诸如《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等影片中，使人物个性化性格、情感经历的描写与其思想成长过程相契合，将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需求缝合到愉悦的欣赏过程中[13]。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现象，“献礼片”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电影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献礼片”的主流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袖、英模人物传记片”等，体现出浓厚的计划与宣传色彩。长期以来，其在观众心中产生了“应景之作”“说教味浓”“观赏性弱”等刻板印象；新世纪以来，由多样化类型片汇聚放映的“国庆档”伴随“新主流大片”的类型成熟，在市场条件下为进行“献礼片”的商业化创新探索奠定了基础。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优秀国产新片展映”活动中，再次涌现出诸如《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决胜时刻》《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众多优秀影片，实现了“献礼片”和“主旋律”影片创新探索的一次质的飞跃。特别是《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在“国庆档”形成“三足鼎立”格局，收获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其中，《中国机长》《攀登者》在真实事件的影像表达中将“主旋律”与“灾难”“冒险”“奇观”等电影商业类型元素和谐融合，在强烈的视听冲击下释放人性和精神的强大力量；《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以七个不同的段落故事回顾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瞬间，集结中国四代七位知名导演、五十余位优秀演员及众多制作部门共同打造，以极富仪式感的设计，力求激发全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典型的具有“计划”色彩的影片。同时，其又在与“市场”的契合中注重观众的观影体验和审美诉求。该片另辟蹊径，罕见地在重大历史题材中聚焦小人物，在对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命运呈现中展现国家与百姓的密切关联，增强了影片的代入感、沉浸感。该片摒弃宏大叙事带来的其与观众的疏离感，以微小、细腻、精致的元素运用来讲述中国故事，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比如：“怀表”在“前夜”“回归”等篇章的多次、多样的呈现体现出人物的专业态度、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一张“奥运门票”在“悲与喜”“得与失”“动与静”之间的来回转换，勾连起全民难忘的共同记忆，诠释出无言的人间大爱；以“白昼流星”意象对“精神扶贫”“追求梦想”展开艺术化、浪漫化的表达，也有效规避了说教式、口号式的表现形式等等。总体来看，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的创新实践是对进行“计划”与“市场”关系和谐交融的一次积极且有效的探索，使“计划”中的“主旋律”“核心价值观”与“市场”下的审美文化趣味、商业类型元素及娱乐消费诉求紧密贴合。 （三）电影艺术美学层面：“传统/中国/主体性”与“现代/世界/多样性”的关系 从电影艺术美学层面来看，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传统/民族化”与“现代/全球化”“中国”与“世界”“主体性”与“多样性”等三组关系。 其一是处理好“传统/民族化”与“现代/全球化”的关系。中国电影要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始终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始终致力于彰显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但需要警惕的是，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以“民族”和“传统”之名，盲目否定现代化和全球化；而追求现代化和全球化也不等于只追求时尚和差异，单纯地求新、求特、求怪往往会忽略其共通性和公共性的因素。真正属于世界的电影艺术必然是对普遍性的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吸纳，从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 近些年来，影视业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不断着力，但在这方面可以称得上“现象级”的电影依然不多，对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创新力度依然不足。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则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源于古典名著《封神演义》《西游记》的哪吒故事具有比较稳定的叙事版本和基本情节，“哪吒”的形象也是中国电影独特、鲜明的文化符号，它的电影形象融合了宗教文化、民间艺术和戏曲艺术中的诸多美学元素，具有较长的历史源流和较强的民族风格。《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在于它既继承了传统哪吒故事和哪吒形象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又巧妙恰当地展开了富于创造性和时代感的转化与改造。比如：亦正亦邪的哪吒新形象的塑造、哪吒与敖丙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及冲突演进、家庭伦理结构中父母角色定位的全新诠释、“我命由我不由天”价值观的准确传递，极其鲜明地在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同时，借鉴、融合了世界商业类型电影、动漫的新元素，创造出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优秀动画电影。 其二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以苏联电影为师到以欧美电影为师，再到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新中国电影发展始终面对着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因为闭关锁国和极“左”政治等历史因素，中国电影曾经步入封闭偏执的状态，曾经发展到很少甚至不去借鉴国外电影的艺术经验。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电影才重新站在世界电影发展的高度上审思自身发展，重新检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中国电影已经拥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基础和实力。因此，其要有面向世界、拥抱世界、传播世界的自信与雄心，在与世界文明和国外电影艺术对话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的健康心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呈现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象。如在电影创作中，巧妙开发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人物形象与传奇故事，并深挖其时代内涵与共性价值，通过转换传统思维、对接世界共同语言和融入现代思考，在传播中国传统价值的当代意义与世界贡献中收获全球观众的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同时，中国电影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呈现中国和服务中国，更应该呈现世界和服务世界，成为人类精神文化和共同情感的凝聚与升华。 《流浪地球》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电影体现大国气派、表达家国情怀、彰显大国实力的新标杆。[14]首先，《流浪地球》所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视角的一个重大变化，体现了其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前途命运的忧思，以独特的影像艺术表达方式深刻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崭新形象、使命担当和建设作用；其次，《流浪地球》为解决世界问题和人类危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不同于好莱坞式的“逃离地球”或“毁灭地球”，而是“带着地球一起走”。根植于中华民族浓浓的家国情怀与乡愁观念，同时将“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等核心价值与现代文明理念进行巧妙融合、创造性转化。这个方案没有种族偏见，更没有文化歧视，它推崇各国各民族平等和谐相处、不忘初心、记住乡愁，对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一往情深[15]；最后，《流浪地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进步也凸显了中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实力、中国电影艺术的独特审美意蕴。影片以精良的制作、充满想象力的先进技术手段与影像元素，为中国科幻类型电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又以独特的东方神韵、创新的艺术表达、和谐适度的审美品性展现了中国电影的魅力与特质。 其三是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体与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电影面对着究竟是以中国为主体还是以其他为主体的问题。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这些关系，往往会导致其顾此失彼、有失偏颇。 过度强调“主体性”，会对吸纳多样化、差异化产生排斥，走向封闭僵化之路。只有“集百家之长”，才能“成一家之言”。从“二为”“双百”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再到“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16]，正是在正确处理主体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前提下，中国电影工作者才以极大的创作激情与创造力为新中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近些年来，“主旋律商业片”不断创造出新的题材类型，如与武打动作片结合的《湄公河行动》《战狼2》，与灾难片结合的《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攀登者》；而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的“全明星阵容”到《古田军号》《决胜时刻》对领袖人物的生活化塑造，再到《我和我的祖国》以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故事唤起全民记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不断开拓出新的呈现视角与方式；文艺片、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科幻片、神魔片、动画片以及IP改编题材片等均有不少尝试与收获。 而过度强调“多样性”，又会对民族主体和国家主体产生排斥。诸如崇洋媚外、媚俗低俗、随波逐流等问题若不得到根治，不仅会导致中国电影的优质度和稳定性受到极大影响，还会使中国电影品牌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因此，中国电影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始终坚守民族化风格与本土价值，下大力气在电影创作与传播的创造性提升上，以中华文化与美学的智慧，在与世界电影的对话中彰显自身的价值与魅力，使中国电影产生对世界电影风尚与潮流的引领性效应。比如，作为“新主流电影”标杆的电影《战狼2》在类型元素、视觉效果、技术呈现等方面展示出世界级制作水准，而在价值观上却以弘扬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取胜，展现出国际语境下的中国精神、大国风范，彰显了强烈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结 语 回溯历史，新中国电影在各个不同时期都创造了令人难忘的影像经典，形成了超越时代的共同记忆。新中国历史与人民生活的众多景观都蕴含在这斑斓的影像世界之中，这是中国电影为新中国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国电影也以其独特的民族化风范、现实主义风格及多样化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电影艺术美学体系，为新中国在世界电影舞台赢得了声誉。 如今，从总量上看，中国电影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电影票房和银幕数量屡创新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电影在全球的被认知度和认同度依然不高，中国电影工业的竞争实力依然不够强大，中国电影美学体系的建构依然不够完善。可以说，中国电影虽然已经拥有比较强大的基础，但发展状况包括影片质量与电影票房等都不够稳定，与我们的理想目标和状态的差距还很大，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和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更无法很好地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 经历70年的发展，新中国电影已经站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新的历史方位上。面对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未来中国电影所要形成的景观与效果，认真思考未来中国电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呈现的形象与肩负的责任。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一致。中国电影的发展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和短时的轰动效应，要始终与中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需求相吻合，以不断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来实现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电影强国与文化强国谱写新时代的崭新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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