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音乐的母语和世界对话——访作曲家赵季平
时间:2024/11/28 11:11:40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 作者:余亚飞 点击:次
赵季平简介：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主席团成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代表。多年来他创作出大量优秀音乐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和平颂》；交响诗《霸王别姬》；交响音画《太阳鸟》；交响组曲《乔家大院》；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古槐寻根》；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管子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二胡协奏曲《心香》；《第二琵琶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舞剧《大漠孤烟直》《花儿》；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交响京剧《杨门女将》；室内乐《关山月》；歌曲《大江南》《断桥遗梦》《好汉歌》《远情》《关雎》……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梅兰芳》《孔子》；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以及新版电视剧《三国》等创作音乐。两度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获得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音乐奖、“飞天奖”突出贡献奖，四度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音乐奖，六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中国金唱片“艺术成就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作品大奖”、“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奖”，荣获2017“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1997年，由美、英、法联合制作，美国著名导演阿兰•米勒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音乐家赵季平》在全球放映。2000年，受德国柏林爱乐乐团邀请以中国作曲家的身份参加柏林森林音乐会，第一次将中国作品展示在这个著名的世界级音乐舞台上……他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乐坛最具中国风格、中华气质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家，是目前活跃在世界乐坛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一、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 余亚飞（以下简称“余”）：赵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专访，您曾多次提到您的音乐创作成就得益于父亲赵望云先生对您的影响，您能谈谈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赵季平（以下简称“赵”）：我的艺术审美和音乐追求直接受到了我的父亲赵望云的影响。我就是在他的画案旁边长大的，这种艺术熏陶是最直接的。他的作品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的视角关注的都是老百姓。他的作品几乎没有那种名山大川，多的是冀中平原、关中大地、河西走廊、祁连山和当地老百姓。可以说，老百姓就是他的视觉中心，他观察老百姓的视角是一种平视，是一种温暖、一种热爱的视角。而我的音乐观则是直接源自我父亲的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美学观。我至今还记得1972年时，他给我画了一本册页，封面上写了一句“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的话。他对生活的那种热爱，无疑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 在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陕西戏曲研究院。当时，我父亲被下放在泾阳县云阳镇农村。我记得我坐早班车去那里找我父亲，他正在地里摘棉花。父亲得知我被分配在戏曲研究院，高兴地对我说：“那地方好啊，那是你的另一个课堂，你要面对着民族音乐，认认真真地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好处。”我父亲的话确实对我影响巨大。从那以后，我在戏曲研究院一待就是21年。这21年灌在我耳朵里的民间音乐，让我受益终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豫剧、京剧在西安受到人们的喜爱，当时有一个豫剧剧团的创始人是我父亲的好友，京剧名角尚小云和我父亲也是挚友。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只要一听到豫剧、京剧就会觉得格外亲切。可以说，我父亲的艺术观对我的熏陶贯穿了我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 余：您曾说过：“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梦想就在前方。”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谈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赵：每创作一个大型题材，我都会到生活中去关照现实，我的创作要反映我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理解和一个作曲家应该反馈给人民的一种感受。如我写的《和平颂》《风雅颂之交响》就是对当下人民的关照。我希望能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所处的时代。无论到了什么时刻，中国人“大我”的这种精气神儿都不能丢，我们不能回避现实而只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小我”情怀。 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存在一些艺术和生活脱节的现象，有的已严重不食人间烟火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个不小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我们应该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跟我们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样艺术家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接地气。当然，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作品一定要有学术价值”。像《风雅颂之交响》，它在技术上的和声，它的复调，它的配器等，这些都是可分析的。我们的创作不是把外来的东西生吞活剥，而是要吸收进来了以后，变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并且这些艺术语言的表达要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在的作曲家，我觉得还是要过“生活”这一关。只有深入民间去体验生活，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接地气。音乐史上的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独特的旋律特点和民族风格，都是他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之后的结晶。我不赞成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味地追求模仿当下西方的先锋音乐，在没有任何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写无调性、无旋律化的作品。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自信，对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要有一种责任和担当。 余：您创作的作品具有写实性特点，大多真实地反映历史，表达普通百姓的人情冷暖。如历史性题材《和平颂》就属于代表作之一，按我的理解，这部作品更注重的是对历史的人文关怀。您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赵：我在《和平颂》总谱的扉页上写的是“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作品写的是南京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日寇入侵南京，我们中华儿女所遭受的残暴的一页。像二战期间欧洲也经历过这样黑暗的历史，欧洲作曲家写了大量的反映这类历史的作品。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一历史的课补上，要有音乐作品来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悼念遇难同胞。 2002年我到南京采风多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大量史料，我的灵魂受到了冲击。就在2003年的某一天，我们在南京中山陵8号听朱成山馆长讲述历史时，他一直强调长江边发生的故事。我当时就突然想到，要把金陵大江写到作品里，因为江本身就是人的象征。2004年3月，我才写完了整个总谱。当年5月，交响乐《和平颂》在南京首演，当时有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到现场听，很多老人听了泪流满面。《和平颂》共有五个乐章：《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怒》《和平颂》。第一乐章是“金陵大江”，可以从音乐中领略到南京这块土地的美丽，这里住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第二乐章是“江泪”，从低音的推进中可以感觉到阴风在吹着，突然日寇的铁蹄就闯入，在高潮部分，一把二胡突然响起，带着泪水在倾诉，对历史的见证和对历史的诉说；到了第三乐章“江怨”，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代表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到的屈辱，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像纤夫一样脚步沉重地向前；第四乐章“江怒”一开始能听到一种呼喊声，全民族都在抗日，最后取得了胜利。我们胜利以后并不是冤冤相报，而是唱响和平颂；第五乐章是“和平颂”，呼唤和平的钟声朗朗敲响的时候，天使般纯洁的童声徐徐升腾，继而汇入众声的中国歌谣“茉莉花”的主题，在恢弘壮丽的气势中，将音乐推向高潮。最后你会听到，弦乐变成了弱音器，一开始是几个人在哼鸣，慢慢变成一群人在哼鸣，最后是一片人在哼鸣。这是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类的爱，以震撼人心的效果，警醒世人以史为鉴，呼唤世界永久和平。总之，日军侵华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呼唤和平，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作曲家对历史应有的人文关怀。 余：您个人除了创作了不同体裁的作品之外，还参与团队合作的创作，如《华夏之根》（ 2004年）、《敦煌音画》（ 2012年）、《丝路粤韵》（2015年）等，能否结合这些作品谈谈您团队合作创作的初衷和感受？ 赵：我们这些作曲家的年龄相仿，志同道合，艺术取向一致。团队合作的过程很愉快，即使我们在创作中发现乐章之间的连接或者是乐章内部的结构有问题，我们都能够很好的沟通和调整。如我们团队写乐章《华夏之根》时，曾经共同到山西采风，过黄河、走运城，收获非常大。我负责写的是“古槐寻根”，这个作品现在应该是中国和世界各国民族乐团必演曲目之一，而且我把手稿捐赠给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捐赠当天，周小燕先生还专门到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从《华夏之根》到《敦煌音画》，再到《丝路粤韵》的团队创作，我们整体的音乐创作思路清晰，有团队创作的精神，都算是成功合作的范例吧。 二、追求影视与音乐的艺术融通 余：从1984年您为电影《黄土地》作曲以来，先后为多部影片作曲，其中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孔繁森》等影片所作的音乐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您创作的电影音乐已经成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您能否谈谈您的电影音乐创作的难忘经历或心得体会？ 赵：1983年底，广西电影制片厂有一个青年摄制组，其中有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人，当时正在筹备拍电影《黄土地》。他们来到西安准备在陕北取景和采风，想找一个跟他们年龄相仿、艺术主张和美学观一致的人写这部电影的音乐。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来敲我们家所在的筒子楼的门，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我就把1981年完成的《丝绸之路幻想曲》放给他们听，我见陈凯歌露出会心的微笑，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日后的合作。1984年1月2日，我们一早从西安出发，到陕北采风一走就是一个多月。这段采风的经历挺有意思，过程非常艰苦，但是收获颇多。我们坐的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面包车，陕北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冷得刺骨。在安塞我们无意间找到了民歌手贺玉堂，那时他还是县法院民事诉讼厅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得知我们想听民歌，便从下午一直唱到天黑，他激动地告诉我，这样的歌，他可以给我们唱两天两夜。那天夜里他唱《光棍哭妻》唱到声泪俱下，我们被他的歌唱深深地打动了。于是，贺玉堂所唱的民歌和一路采风搜集到的民间音乐成为了我的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素材。后来我们还到过米脂采风，又从榆林辗转到佳县。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们讨论剧本，每天夜里都讨论到一点左右。我们一起走村串户，采集民歌，观察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共同完成了《黄土地》的创作。我们在陕北采风一个月以后回来写的第一首歌就是《女儿歌》，张艺谋听完这首歌后很感动，因为他女儿刚出生。歌录出来了以后，第一次听是在外景地延安青化砭，陈凯歌让大家把灯全关了，整个野地里一片漆黑，然后放《女儿歌》。等大家听完以后，灯一开，好多剧组人员都热泪盈眶。 1987年，张艺谋又带着《红高粱》的剧本来找我，于是有了《红高粱》里的电影音乐。从1983年约定之后我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1988年，我和陈凯歌、张艺谋同时在深圳拿到了金鸡奖。后来我又和张艺谋合作，完成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音乐的创作。再到1992年，我完成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的电影音乐。我们这代人的合作非常难得，也算是风云际会的一个传奇吧。 余：您曾经说过：“艺术创作不要‘走马观花’，而要‘下马看花’。”能否谈谈采风对您的影视音乐创作的重要性？ 赵：我觉得采风应该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只有身入，才能走进人民的生活，才能深入人心，投入真切的情感。所以我出去采风，就要求自己必须要“三入”。我到哪里，我的情是随着老百姓而变化的，我的心是和老百姓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些，我也写不出《妹妹你大胆往前走》，更写不出《好汉歌》。这就是用实际的东西证明了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是对的。 当然，这种深入下去的采风不是你到一个地方，走马观花式地到处看看就可以，而是要“下马看花”，要和老百姓心贴心，去发现宝贵的艺术源泉。就像当年我们拍《黄土地》，住在陕北农村不是一两天，而是一住就一个多月。那段日子，每天大家除了赶路以外，就是在老百姓的窑洞里听民歌，去和老百姓拉家常。在艺术上，我与民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在情感上，我与普通百姓和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我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这些情感成为我所珍视的，并且在我随后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余：您的部分影视音乐作品还体现了同乐异曲转化的特点，即同一作品体裁基础上创造新的体裁。如您在电影音乐《心香》的基础上创造了二胡协奏曲《心香》；又将电视剧音乐《乔家大院》转化为交响组曲《乔家大院》等。您为何要将这些艺术作品进行体裁性转化？ 赵：首先这些影视音乐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人们对此有更多地审美期待和情感诉求。我记得当时电视剧《乔家大院》第一集刚播完时，我就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对我创作的电视剧音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随着此剧的热播，剧中的音乐及主题歌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许多同志包括《人民音乐》原副主编于庆新在听完该剧的主题曲后，建议我把这些音乐写成组曲类型的纯器乐作品。而当时我已经有了将其写成多乐章器乐作品的构思。我把这些电视剧中的音乐主题提取出来，并以器乐化的思维进行二度创作。直到后来，这些作品相继应运而生。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器乐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些转化后的作品同样上演率高，受到了业界的好评，也是对我这些影视音乐作品的另一种认可。 三、文化自信重在传承与对话 余：您创作的声乐作品中，古诗词艺术歌曲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如《唐诗八首》系列，又如《诗经》中的《关雎》，古曲《幽兰操》《别董大》《永王东巡歌》，“楚辞体”《天地作合》等，这些曲目大多是女声独唱，体现了古典诗词中的阴柔美。您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初衷是什么？能否谈谈这些艺术歌曲的传播情况？ 赵：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中国唐诗宋词等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对于作曲家而言，我们可以用音乐去诠释，理解诗词的内涵，让音乐插上翅膀，然后通过歌唱家的演唱更好地传播。有幸的是，我创作的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都得到了流传，尤其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以及其他综合类大学和师范大学等院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如《唐诗歌曲八首》在2011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还先后成为各类演出和声乐比赛的常演曲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通过音乐创作、歌唱表演、乐谱出版去体现这些东西，如我创作的古曲《关雎》《幽兰操》，就是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音乐传播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承。 余：您曾说过：“文化自信不能单打独斗，更重要的是传承。”您认为中国音乐最亟需传承的是什么？能否结合您的音乐作品具体谈谈？ 赵：我认为中国音乐最亟需传承的是文化自信。2017年，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委约我写一部自己民族的交响乐作品，以此向新时代致敬。当时我们经过反复的磋商，我选择了《风雅颂之交响》。这部作品分为五个乐章，第一个乐章为“序─颂”，是乐队合唱；第二乐章为男高音与乐队的“关雎”，是我国最早的诗歌《诗经》的开篇；第三乐章是“玄鸟”，展现的是我们的祖先对英雄和幸福生活的歌颂；第四乐章以“幽兰操”为名，以女声独唱的方式表现古人精神情怀的追求；最后一个乐章是“国风”。2019年1月14日，这部作品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此后，又相继在上海、苏州、香港等地巡演。2019年8月，去了新加坡演出。可以说，这部作品已经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我觉得能够在首演以后引起大家的关注，能够让香港乐团、新加坡乐团都如此踊跃地来演出，这本身就是件好事情。面对世界，让世界听到和了解我们中国民族交响的声音和声音背后那种沉甸甸的文化自信。 在这部作品排练时，我就强调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颂，而是要有内涵层面上的深层表达。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因此，“颂”要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气神。如“幽兰操”是文人精神情怀的塑造，而“国风”则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人文内涵的表达。 余：在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方面，您是“中国音乐走出去”的先行者。您认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应该传播什么？中国音乐的创作者们还需要在什么方面下功夫？在国际传播方面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赵：1994年，我的《第一交响乐》由葡萄牙里斯本交响乐团演奏并录制成唱片，在全球发行。2000年6月我创作的交响音乐《太阳鸟》、交响叙事曲《霸王别姬》由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在一年一度的“森林音乐会”上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音乐作品在此活动中破天荒地首演。此外，我的室内乐作品《关山月——丝绸之路印象》在美国成功首演。 2014年10月15号，我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我看来，这个座谈会是习总书记给新时代谋划的文艺发展蓝图。这些年我在接受采访时常常提到一句话：“不能光表态，更重要的是实践。”要像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的那样去践行；要静下心，去掉浮躁；要甘于寂寞地去写东西，写出能留下来的作品，用中国自己的声音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能留得下来的作品比什么都好，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搞创作。 我们的音乐要有自己民族的声音。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音乐特色和语言。比如俄罗斯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享誉世界的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我们自己也应该拥有中国自己的风格。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践行的。 在国际传播层面，最重要的还是多创作能体现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的作品。2014年以后，我写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2017年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用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来表达人类的博爱与情怀，讲述所有跌宕起伏终将归于平和包容之道。国家大剧院将这部作品带到了北美各国巡演，其反响强烈。之后，杭州爱乐乐团还把作品带到了韩国和日本去巡演。我还写了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这是个哲学命题的作品，其中民乐版本已经在14个国家巡演。总的来说，我这些年一直都在深入创作实践，最终就是希望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余：您的儿子赵麟作为新生代作曲家之一，这些年他也写了不少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这无形中也是一种中国音乐的接力或传承吧。对此，您有什么体会？您对年轻一代作曲家有什么建议？ 赵：我曾跟赵麟说：“你跟我一样，你也要补课。你要到生活中去，像你爷爷那样到祁连山一线去采风。你爷爷那时候到祁连山，一去就是半年。”那个年代非常艰苦，我父亲坐着毛驴车能走一天，但是他们有一种信仰，他们并没有觉得是艰苦，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和享受。后来，赵麟到祁连山一线去采风三个月，他回来以后就写成了大提琴和笙的协奏曲《度》，由马友友、吴彤与纽约爱乐乐团一同首演并引起轰动。2018年他又写了大提琴和琵琶协奏曲《逍遥游》，2019年3月份在美国纽约爱乐乐团首演，反响强烈。从他的作品构思和思想内涵，我觉得都是反映中国的东西，而且既有中国精神，又有新的手段。在北京演出的时候，马友友还来问我：“您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我说：“这个比《度》还要好。”马友友会心一笑。在国外演出时，马友友还特地在台上把作品做了一个英文解读，可见，只要作品好，传播方式好，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要求学生要把每一个作品写得接地气，又要有学术含量。不能是凑数的“做活儿”，这种“做活儿”的作品肯定不行。赵麟这一代人是这样做的，我跟我的博士生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传承。我觉着我们应该走这条传承之路，我都走了快60年了，而且我坚定不移，这就是文化自信。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去努力攀登！ 现在年轻一代的作曲家有技术，但是缺少语言。希望新生代的作曲家到生活中去，多向民间学习。既要有生活，也要有技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他们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否则，只会越走越窄。 访后跋语： 5月末，我从上海飞抵古城西安，一场大雨刚邂逅这座古城，我顿然感觉有一丝凉意。然而，一见到景仰的赵季平先生，一股暖流便油然而生。他如约接受我的访谈，整个访谈过程轻松愉快、热情洋溢。当晚，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几句话：“赵季平先生的音乐为何总能打动人心？今天我似乎已找到了答案。除了他‘身入，心入，情入’的创作追求之外，还与他‘平入’的真诚待人息息相关。赵先生百忙之中，依然应诺为晚辈答疑解惑。余虽未能‘四入’，心向往之。” 赵季平先生的“平入”体现为心平气和、平易近人的学问真谛，使我切身感受到艺术家于微细处大写的“人”的温暖。而他“身入，心入，情入”的创作实践和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愚以为，赵季平先生的“三入”有三个来源：一是发端于他父亲赵望云先生的艺术基因传承；赵望云先生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提倡“为大众而艺术”的艺术取向，并且热爱秦腔、豫剧、京剧等戏曲艺术。赵季平先生在先父的耳濡目染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艺术为大众”的艺术追求；二是得益于他在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以及在戏曲研究院的韬光养晦；1964年赵季平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在此期间，跟随郭石夫、屠冶九、饶余燕等老师学习作曲。1978年，赵季平先生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研修两年。那两年的记忆，他用八个字总结：“如饥似渴，胜过五年”。此外，自1970年起，赵季平先生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默默耕耘了21年之久。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传统，俯下身子向民族音乐学习。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电影音乐采风和创作；1984年元月，他与广西电影制片厂《黄土地》青年摄制组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人到陕北采风。零下20度的严冬，他们经铜川，过黄陵， 穿延安， 到佳县，住窑洞，采民歌。正是在那样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的采风，才有了后来家喻户晓的电影主题曲《女儿歌》。此后，赵季平先生和张艺谋、陈凯歌等合作，相继完成了多部电影音乐，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导演张纪中所说：“他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无法抗拒的音乐力量。”在电视剧配乐方面，他也笔耕不辍，这些经典影视剧音乐都是基于他多年的民族音乐积累和艺术创造。 当然，赵季平先生的音乐创作不只是影视剧音乐，他还创作了民族管弦乐、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合唱、舞剧等众多体裁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总能在国内外得到流传并引起强烈反响，归根结底是赵先生秉承“一生择一事”的艺术执念，即他始终坚守“用中国音乐的母语和世界对话”。 赵季平先生为中国音乐创作开启了一条由“中国”而“世界”的成功路径，开创了一个“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乐章！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祝愿赵季平先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好声音！ *本文系2019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9T1203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